反腐阻力竟來自國民黨內部令蔣經國震驚不已，上海經濟此時已崩潰至不可逆轉的地步。收拾不了杜月笙之子，怎么收拾這個腐朽的蔣氏政權？蔣經國憤而辭職。
縮水十倍：民國末期教授工資沒女工高全面內戰爆發★之后，大江南北，烽火連天，大量的社會財富消耗在戰火之中，百業凋敝，民不聊生。當局供養著幾百萬兵力，財政上已經不勝負荷。據當時統計，1947年財政總收入為13萬億元，而支出則達40萬億元，赤字為27萬億元。其中軍費達213,100億元，占財政總支出的52％。要消滅赤字，就必須開源節流。而在戰亂中，軍費有增無減，難民則大量從戰區流入后方，當局也不能坐視不管，否則后院失火，比前線吃敗仗還要可怕，因此開源辦不到，節流更不可能，要消滅赤字，只有濫發鈔票。1948年與1937年相比，法幣貶值400萬倍，相當于戰前一元法幣可值現幣400萬元。
通貨惡性膨脹，使得法幣的印刷費用超過了法幣面值。印小額法幣不合算，于是印大額鈔票，以致后來有25萬元一張的關金大鈔問世。隨著鈔票的貶值，物價不斷高漲，甚至出現早晚時價不同，一日幾次漲價。工人、城市貧民、工薪族群和其他一切無產者，苦不堪言，一位國立大學教授說：“勝利初期的教授收入，約等于戰前的1/10。以銀元計算，約等于15元上下，到了發行金圓券前夕，我們的收入，只等于銀元五六元了。這份薪金比戰前女工，還差了一半。”
法幣已經一錢不值，大城市的大宗買賣早已用黃金美鈔計算，農村則以糧食作價格標準，偏僻地區恢復銀元來往，甚至退到原始的物物交換階段。民生多艱，人心惶惶。
學校的教師和學生沒有實物，更沒有美鈔和黃金，他們不得不忍受物價飛漲之苦。忍無可忍之際，不得不吶喊、抗議。知識分子作為社會上文明程度最高的一個群體，他們的吶喊抗議給國民黨造成的巨大壓力和惡性影響是可想而知的。
1947年5月4日，上海學生市民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反內戰、反饑餓”游行示威；到了16日，交大、上醫、滬江、之江大學等校學生教師開始舉行罷課罷教，要求改革學制，增加待遇，改善生活；19日，復旦、同濟、暨南等15所專科以上學校學生5,000余人，舉行反內戰、反饑餓大游行；20日，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和領導下，京、滬、蘇、杭地區大專學生6,000余人在南京舉行聯合示威大游行，要求提高教育經費、停止內戰等等。
軍事形勢經濟形勢，都已面臨崩潰邊緣，民心浮動，社會不安，國民黨被迫將改革提上日程。 [詳細]
02錢是王道：上海商人早已忘卻經商道德王云五對這個方案很樂觀，他設想方案實施后，政府的總支出約為36億金圓券，財政稅收經過整理后總收入可達到25億金圓券，收支兩抵，赤字只有11億金圓券。這個數目可用出售公營企業、美援物資和增加僑匯來彌補。
要使方案行之有效，首先要穩定物價，因此政府同時公布物價管制辦法，規定所有貨物，必須凍結在8月19日的市價上，不許超過，這就是官方所謂的“八一九”防線。
上海作為全國經濟中心，更是金融中心，華洋雜處，各種勢力盤根錯節，大商賈、買辦、大亨不僅在上海稱王稱霸，而且與南京的高層官吏關系密切。當局考慮再三，把這個最棘手的任務交給了蔣經國。由于“經濟管制”是幣制改革的重要環節，它不但足以決定幣制改革的成敗，而且關系整個國家穩定經濟的命運。政府便在行政院之下，專門成立經濟管制委員會，派王云五、陳啟天、俞鴻鈞、張厲生、嚴家淦、蔣經國為委員。經濟管制委員會之下，又設置上海、天津、廣州等3個督導區。蔣經國被任命為上海督導區的督導員。
自新經濟方案公布之后，一般人民對于幣制的改革以及經濟的管制，多抱樂觀的心理，而政府人員則多抱懷疑的態度。兩天來日用品價格漲得很歷害。搗亂金融市場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資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嚴懲，就應從“壞頭”開始。今天我正式被任命為經濟管制委員會委員并派在上海協助俞鴻鈞先生督導經濟管制有關諸事，這件工作非常困難但亦十分重要，無論如何必須盡心力干下去。
自新經濟方案公布之后，一般人民對于幣制的改革以及經濟的管制，多抱樂觀的心理，而政府人員則多抱懷疑的態度。兩天來日用品價格漲得很歷害。搗亂金融市場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資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嚴懲，就應從“壞頭”開始。今天我正式被任命為經濟管制委員會委員并派在上海協助俞鴻鈞先生督導經濟管制有關諸事，這件工作非常困難但亦十分重要，無論如何必須盡心力干下去。
上海是我國最大都市，也是全國經濟中心。上海市經濟管制的成敗，關系全國經濟管制的成敗，也關系整個幣制改革的成敗。
上海的商人，受了百余年來海派作風的影響，很多人早已忘記了商業的道德，他們所看到的，第一是錢，第二是錢，第三還是錢。許多商人所以能發財的道理，是由于他們擁有本店自造的兩個武器：一是造謠欺騙，一是勾結貪官污吏。他們從無中生有，破壞政府，動搖民心。
上海人說：有條才有理，所謂條，是指金條，理就是道理，所謂有條有理的意思，就是說有了金條，就有道理；這種黑暗的現象，是造成社會黑白不分，是非不明的主要原因。 [詳細]
03殺雞儆猴：杜月笙親戚首當其沖被逮捕他首先整合自己的隊伍，仍然由幾個志同道合的留蘇同學擔任智囊團成員，其中經濟學家高理文是他的主要顧問。他調來“戡建大隊”的隊員1,200人作為基本力量，喊出了“只打老虎，不拍蒼蠅”的口號，后來又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隊員人數1.2萬人，明確任務是：一、打禍國的敗類；二、救最苦的同胞；三、做艱巨的工作；四、盡最大的義務，協助“勘建大隊”，執行經改工作。
工作二周后，他總結道：“半月來的努力，雖可自慰之處很多，但是始終感覺到相當的艱難。自從做事以來；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感到責任之重以及壓力之大，所以對目前的任務，除了拚命以外；再無第二條路可走。我應當拿一切的精力，放在這個工作上……我不怕，因為自己沒有私心，并且有很大的勇氣。至于最大的力量，是在于人民的擁護。”
“戡建大隊”和“服務總隊”的人馬都年輕肯干，在蔣經國的熱情鼓舞下，無不信心百倍、勇敢向前。他們負責檢查市場、倉庫，宣傳政策，接受密告，工作積極，雷厲風行，幾乎要把上海翻個底兒朝天。
蔣經國是個激情派的政治強勢人物，也確實有喜歡說大話的毛病，但是此番“打老虎”、“打禍國的敗類”，確實不是僅僅喊喊口號而已。
第一個碰到他槍口上的是南京財政部秘書陶啟明。陶因違反經濟緊急處分命令而受到了嚴厲懲辦。他利用職權，泄露經濟工作的機密，串通上海商人拋售永紗股票，投機牟利，事發后認罪服刑。
隨后又有上海警備司令部科長張亞民、稽查大隊長戚再玉因敲詐勒索罪而被嚴懲，他們雖然稱不上是大老虎，卻絕對稱得上是惡狼。他們都是有權有勢的“壞頭頭”，直接危害著已經病入膏肓的社會。有人勸蔣經國手下留情，他卻說：“一路哭不如一家哭”，意謂與其讓他害得眾人都哭，不如任他一家人去哭！堅決將他們處死。這句話成了傳誦一時的蔣經國名言，贏得了民眾極大的信任和支持。
9月3日，上海最大的商人，如榮鴻元、詹沛霖、吳錫齡、黃以聰、杜維屏之類皆被扣押。被送法辦的五大不法商人當中，上海青幫頭子杜月笙的血親、姻親以及表親，就占了3位。蔣經國對這些事的初步評估是：成效之大，不在于經濟，而在于政治也。
據統計，因為違反經濟管制法令而入獄的包括巨商大戶在內共達60多名。其中最轟動的是抓了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杜維屏是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經紀人。他憑父親的威勢，在市場上投機倒把，無所不為。一次他在交易所外面拋售永安紗廠股票2,800多股，被“勘建”隊員報告給了蔣經國。蔣經國隨即以“連續在非其交易所買進賣出，進行投機倒把”的罪名，將他和同犯逮捕送法院審理。
此舉贏得了普通市民的齊聲喝彩，是這場打虎武戲中的一個高潮，真刀實槍的架勢，一時震懾了上海灘。”[詳細]
04家賊難防：黨內要人爭相拆臺積弊難返到上海來，已經有一個月了。日日夜夜的工作，雖然稍感疲倦，但是精神上則很愉快。今天只有兩句話可以保障工作的成功，就是我一無所求，亦一無所有。所謂一無所求，就是既不想升官，又不想發財。同時，在我的內心中，確確實實除了想為國家做點事情以外，絕對沒有任何私欲。同時我是一個一無所有的人，除生活能夠維持之外，沒有一個工廠，沒有一家銀行，凡是有錢的事，我都沒有份。今天我既然一無所有，亦一無所求，我相信就是失敗亦是成功。
他的大無畏精神，和努力到底的決心，以坦白懇切的筆觸表露無遺。這一番話，也說明他確實認清了這一任務的艱巨性質。
<p要限制物價，就要徹底掌握物資，防止奸商興風作浪，操縱物價。為防止商人隱藏貨物，消極抵制，他動員了5000多人，分成1600多個小組，由警察局長俞叔平擔任總指揮，實行物資總檢查、總登記，工作的力度和范圍越來越大。在蔣經國的強力推動下，經管工作從8月中旬到10月初初見成效。物價暫時穩定下來，上海中央銀行一個月內收兌黃金、白銀、外幣共值美元373，000，000元，其中包括黃金125，652兩，美鈔32，803，894元。事實上，上海是全國金融中心，私有金銀外幣遠不止這個數量，把金銀外幣交出來的人都是普通市民，真正有錢的巨商大賈、玩套匯的老千一直在觀望不前，等待限價失敗。
其實，即便上海物價真正穩住了，也于大局無補。因為低價商品往高價的地方流動是商品社會的基本規律。到處都漲水，上海怎么可能不陸沉？物價低，商品就不會流到上海來，物資一旦短缺，又會引起物價上漲。而且，改革還必須做到金圓券發行量合理，這需要政府做到收支平衡。王云五原來設計的增加收入的幾個辦法，個個落空，而軍費開支卻越來越浩繁，財政赤字越來越大。要消滅赤字，只有擴大金圓券的發行量。金圓券一多，又造成了新一輪的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平頭百姓手頭持有的貨幣極少，為免受損失，只有將貨幣換成實物才放心，于是搶購風潮勢所難免。
何況那些對限價一直懷恨的奸商大亨之流，為趕快沖破“八一九”防線，便指使手下前往搶購，使得形勢越發緊張。擔任過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隊長的王升曾經回憶：當時武漢、天津、廣州的經濟都沒有人管，督導人員形同虛設。由于局勢惡化，國統區日益縮小。當時到處都漲價，唯獨上海不準漲價，如此的艱難困苦之中，蔣經國仍然取得了上海市民的信任與合作，是極為不易的。
蔣經國頑強頂住外部形勢的惡劣，可是難以提防國民黨內部要人的拆臺。名記者曹聚仁，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揭發了這種令人齒冷的內幕：
真正的敵人，卻是那位兼任華南經濟特派員的T．V．S．（宋子文）。他首先敞開廣州的閘門，讓金圓券的幣值，一瀉千里。金圓券對港幣的黑市比值在華南發瘋似的低落；東南地區的幣值，就無法維持了。T．K．（孔宋）兩家的財富，跟東南地區是分不開的……牽及“斷人錢財，殺人父母”，他們就把蔣經國當作眼中釘，四行總處形式上該幫助他推行政令，實際上，在T．K．的緊急通知下，卻在拆他的臺了。 [詳細]
</p要限制物價，就要徹底掌握物資，防止奸商興風作浪，操縱物價。為防止商人隱藏貨物，消極抵制，他動員了5000多人，分成1600多個小組，由警察局長俞叔平擔任總指揮，實行物資總檢查、總登記，工作的力度和范圍越來越大。05老虎難打：蔣介石夫婦親來上海開釋人犯宋子文在暗里拆臺，蔣經國還可以明里努力，最令蔣經國受打擊的是自己人明里唱的對臺戲。揚子建業公司一案使他大傷腦筋，最后迫使他不得不從上海尷尬退場。
關于揚子建業公司一案，現有兩種說法，一種是： 自從蔣經國抓了杜月笙的三少爺杜維屏后，杜月笙不動聲色，悄悄吩咐手下向蔣經國的“打虎隊”透露了一個情報：指揚子公司囤積居奇，非法藏金蓄銀，請打虎隊從速采取行動。揚子公司的后臺老板是孔祥熙的長子孔令侃，也即宋美齡的親外甥。杜月笙是存心要看看蔣經國是否敢打真正的老虎。
9月30日，蔣經國立即親率干員直奔揚子公司，查抄了大量非法囤積的物品，他這種就事論事的執法勇氣，使得杜月笙倒吸了一口冷氣。正當杜月笙對自己兒子被抓的事感到棘手時，他手下送來一封機密電訊，說是蔣經國搜查揚子公司后，孔令侃立刻向宋美齡求救，宋美齡已專程趕到上海，要蔣經國撤銷這個案子。蔣經國對宋美齡解釋說，我是奉父命而為，撤銷此案如何服眾？對父親的威信又如何維護呢？宋美齡救孔令侃心切，強硬地表示：“你父親那邊我來解釋，你只管放人好了！”蔣經國依然堅持：“這不是向父親解釋的問題，因為這事涉及到全體國民，涉及到黨國前途，我向全國民眾如何解釋？我對上海市民如何交代？”宋美齡見蔣經國這樣不給面子，不高興地說：“那好！此案必須由你父親親自處理，在他未到之前，你不能亂動！”蔣經國也不示弱：“我正是執行父親的命令，父親也不會答應孔令侃的無理要求！”宋美齡氣得迅速離開蔣經國處，立刻撥電話找到在北平開會的蔣介石，要他從速趕回上海處理孔令侃的事，因為此事已經威脅到蔣家與孔家的關系，而且孔令侃對蔣家底細一清二楚，如果事情處理不好，孔令侃什么事都能干得出來，這一次無論如何不能大意失荊州啊！
蔣介石聽完宋美齡的電話，臉色非常難看，指示侍衛人員，準備回上海。 蔣介石的專機一到上海機場，宋美齡一個人率先登機，將孔令侃的事詳細說給蔣介石聽，然后蔣介石由上海市長吳國楨、警備司令宣鐵吾和蔣經國陪同到下榻處。
翌日一早，蔣經國獨自去見父親蔣介石，出來時就顯出垂頭喪氣的樣子，他回到辦公室，對親信表示：只有先在家盡孝，而后對國盡忠。
事后，孔令侃的揚子公司照常經營，杜月笙的少爺杜維屏又大搖大擺地出現在社交場合。
另一種說法是，雖然外界輿論認為因宋美齡干預此案，蔣經國迫于壓力，最終縱虎歸山，但蔣經國自己則一直說這是外界在夸大其實，他在日記中，說“揚子公司倉庫里面所囤積的貨物，都非日用品”，還說：“揚子公司的案子，弄得滿城風雨；在法律上講，揚子公司是站得住的，倘使此案發現在宣布物資總登記以前，那我一定要將其移送特種刑庭。總之，我必秉公處理，問心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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