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大興“國學”的目的就是要把儒學變成名符其實的“儒教”，也就是要把儒家倫理教條變成一種具有“普世價值”特征的信仰。但是，自從漢武帝獨尊儒家以來，中國人一直沒有出現過真正的民族宗教信仰，儒學性質本身注定了它只能停留在思想工具層面，由統治者用來進行思想奴化。
所謂宗教信仰特指“人”對“天”的崇拜，然而儒家把皇帝當成了中國人的“天”，皇帝才是天子，才能代表“天”，人與天被他分割開來了，當然也就把中國人的宗教崇拜意義消滅掉了。中國人天天背誦“君臣父子”，心里卻是“升官發財”，兩千年中不但沒有接受孔子為神，反而不斷向他扯謊，乃至形成了中國人特有的口是心非心理特點，說白了就是實用主義價值觀作怪。誰騙孔子誰就能掌握儒家的道德至高點，當然，最有能力騙孔子的是漢武帝這樣的“天子”們，然后就是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圣人們，之后是那些追求權力的官僚們，一般文人也只是跟著吃屁，甚至得不到儒家好處還罵儒家，吃這種“騙孔子”飯的人們代表了兩千年來中國主流思想大軍。這種欺騙行為早已成為一種欺上瞞下的生活模式，儒學反過來也為此提供了道德保障。
坦白而言，中國儒學根本與孔子無關，他只是個漢武帝用來樹立思想權威的馬甲而已，這個馬甲被用了兩千多年，讓中國天子們用上了癮。極權體制本質上是反智的，統治者需要的文人就是奴才，但主子對奴才總是缺少根本信任，一方面喜歡天天聽奴才們說歌功頌德的假話，另方面害怕奴才心中不服，于是習慣了折騰文人。折騰文人最過癮的方法就是要文人說假話，文人被迫說假話就沒有了自尊心，沒有了自尊心就失去了對自我人格的維護，養成了奴性。天子們依然不放心，用孔子作為奴才們的榜樣，讓奴性世世代代遺傳下去。
儒家在中國兩千年中也遇到了一些挑戰，比如，佛教傳到中國來，要建立人間凈土，要國人信佛，這便產生了“神“的概念；到底是佛大還是孔子大？更進一步說，到底是天子大還是佛大？佛教是一種哲學，更是一種人的審美體驗，人從佛中尋找的不是官位，也不是金錢，而是心靈平安，這絕非孔子可以提供的，當然這就威脅到了儒家地位。中國天子們也曾試圖滅佛，但最終還是把佛教成功改造成了中國實用主義倫理教條，中國人如今只知道到廟中花錢賄賂各路神仙了，可心中根本不信，更談不上被佛教思想感化，這與中國人欺騙孔子和馬克思用的是同個心理模式。中國天子們管理道家比較容易，道家思想要不是“玄而又玄”，要不是“無所作為”，自己把自己邊緣化了，遠離了政治，也勉強保住了自己的存在。后來伊斯蘭教進入了中國，這讓中國天子很是驚恐，穆斯林的信仰是扎根在心里的，一神論至高無上，他們根本不可能把孔子當成偶像，也不可能把漢族天子當成神，從此中國政治一直努力把中國伊斯蘭隔離處理。
基督教進入中國后無疑產生了巨大影響，這與中國信徒數量無太大關系，而是與基督教的理性思維有直接關系。基督教信奉“每個人都有原罪”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這與儒家“君臣父子”封建倫理有直接矛盾，而西方民主與自由概念是基督教與西方哲學融合出來的產物，也因此儒家與基督教成了對頭。有趣的是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它的基督教內涵在于“社會公平”和“世界大同”，但它用階級斗爭論替代了西方的民主自由論，因此中國的天子們一方面可以用它團結無產階級打天下，另方面擔心它繼續刺激新生代無產階級造反。于是，儒家逐步成為打壓馬克思主義的工具。
另一個小插曲是“以夷制夷”策略。儒家們知道自己在形式邏輯和神學方面的致命缺陷，于是便組織人手用西方哲學內部的爭議把水攪渾。用尼采和薩特反對康德，用康德與黑格爾互相斗爭等等，但他們不知道西方哲學思想的根是古希臘哲學和基督教一神論為根基的，西方哲學家所講的”有神“與”無神“僅僅是一神論的兩個不同角度，而不是否定先驗論的終極前提。這條路顯然也是無法走通的。
筆者認為，中國天子們與其努力完成一項邏輯上無法說通的工作，不如學習美國搞“政教分離“，把國家政治扎根在憲政之上，而把儒教倫理從政治領域徹底剝離，讓它回歸文化學術領域，只有這樣才能減少人們對儒家的反抗與厭惡，讓它作為一項文化遺產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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