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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2千年，從中國長城以北的蒙古高原、阿爾泰地區向西一直延伸到西喀爾巴阡山脈的帶狀歐亞草原上，生活著眾多以畜牧業為主，輔以少量農業的草原游牧民族。為更好地適應草原環境，他們采取季節性遷移。變換夏季與冬季的牧場。

依據現有的文獻記載，生活在古代歐亞草原上的主要民族，由東向西大致有：匈奴人、月氏人、塞人、薩爾瑪特人、斯基泰人等。但上述這些古代草原民族，并不是單一的民族，而是由多個不同的種族、部落以聯盟的形式組合而成的。

而這些名稱，都是由草原以外的古代文明國家的史學家和文學家，對生活在同一時代相同或臨近地區游牧民族的總稱。

草原游牧民族有著極其精湛的騎射技術，及強大的軍事實力，并具有侵略性，以致整個文明世界都對他們心生畏懼，并給了他們一些并不美的稱號。

雖然他們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記載自己，只有口口相傳的英勇傳說和詩歌，但是他們留下非常偉大的世界文化藝術遺產。

游牧民族的傳統騎行服飾包括：一件寬松的束腰外衣、齊腰長褲、軟靴、并有著顏色鮮艷的紡織品，以及裝飾于腰間的各種動物紋牌飾，裝飾著獨特風格的鳥獸紋兵器。

游牧民族快速移動的特點，再加上生活環境的近似，使得廣袤的歐亞草原形成了相似的草原文化。隨著草原帝國的擴張和商貿往來，也促進了文化交流。

遠在漢朝開通絲綢路之前，草原絲路早已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了。在悠久的歷史長河中，許多游牧民族創造了多元且獨具特色的文化。并與草原以南的農耕文化平行發展。期間也因商貿交易、軍事戰爭、以及宗教信仰的傳播，而彼此接觸，文化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終至文化間呈現出交融現象。

在長城以北的中蒙邊境線一帶的地理環境也與南方農耕地區大不相同。有著綿延千里的戈壁沙漠，在戈壁沙漠以北是漠北草原，氣候干冷，人口稀少，土地被草原覆蓋，從沒被人開墾過。再向北大體為森林草原、高山草原，是各種動物生生不息的天堂。

而與中原接壤的漠南鄂爾多斯高原地區，特別是鄂爾多斯高原南部，氣候相對溫濕，較適合農耕，并受到中原農耕文明的影響，人們過著半農耕、半游牧的生活，生活狀態趨向穩定。而且有了相對先進的手工業，人口也相對稠密。

在手工業制造方面，夏至商晚期，生活在北方地區的先民們，不僅掌握了青銅冶煉技術，而且還能鑄造多種器物。如在分布于內蒙古東南部地區的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中，除小型青銅飾件外，還發現了大型青銅器，其工藝水平幾乎是與同時代的中原地區相差無幾；內蒙古伊克昭盟鄂爾多斯市朱開溝文化遺存，年代相當于早商時期，所發現的短刀、短-劍均具有北方草原地區的明顯特征；商代或更早期都是以生殖崇拜或人物、動物的雛形表現。

到了商代中晚期，多以圓雕動物首作為裝飾，比如刀、劍的首端，多鑄造出圓雕鹿、羊、馬等動物的頭部形象。這類裝飾動物首短刀、短-劍是蒙古高原所特有的風格，而銅斧等管銎類兵器，在很大程度上則受到了西亞地區管銎兵器的影響。

到了西周時期，出現了車馬器，如用來裝飾車輿的圓雕動物形飾件；還有出現了以浮雕、透雕手法鑄造的動物小型牌飾，它們的特點是動物的肢體、眼睛等部位通常用雙圓環作為裝飾；

春秋時期是草原風格青銅器較為輝煌的時期，其特點一是以動物紋作為裝飾的器物上，動物種類明顯多，而且造型更生動，動物的形態也更具像化、生活化。其二，出現了體型更大的青銅鑄器，如車辀等，即使是牌飾，體型也有所增大，題材多以虎食鹿、虎食羊等食肉動物獵食場景作為主題。

戰國中晚期，小型飾牌的使用逐漸減少，而成對使用的大型飾牌開始流行。飾牌開始注重圖案的左右對稱，在飾牌表面鎏金的工藝也在這一時期開始出現。貴族階層開始普遍使用金、銀之類**制品，其制作工藝高超，種類更為豐富。

秦漢時期的飾牌風格與早期迥然大變，飾牌幾乎無論大小外側均加有方形的邊框。動物咬斗的題材開始減少。更多出現的是代表祥和景象的雙駝、雙牛等圖案此時期的飾牌造型規整，表面鎏金的工藝讓飾牌更為華麗。

西漢中期以后，匈奴在與中原漢王朝的戰爭中屢屢敗北，被漢武帝擊敗后。北匈奴大部主力被迫西遷，其殘部被日益強大的鮮卑所吞并。南匈奴逐漸走上了與漢民族融合的道路，匈奴已失去往日的輝煌。其手工藝也開始走下坡路，鑄造的器物變得粗糙，表面鎏金的牌飾已極為少見，牌飾等器物的動物紋樣，更多的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響。

另一方面，北方的草原地域廣袤，生活在這里的古老牧獵民族眾多，古語有云“百里而異習，千里而殊俗”。每個民族的宗教信仰、風俗習慣迥異，即使是同一民族，不同地域的風俗習慣也不盡相同。因而生產出來得器物、飾品，既有草原民族的共通性；又有各自民族的獨特風格。

春秋戰國時期，漠北草原地區先民制造出的手工藝品，其形象均源自森林草原各種野生動物。器物所展現的動物紋樣，無論是食肉動物還是食草動物，都有著優美靈動的形態，充滿野性與力量的肌肉感。牌飾表面多打磨光潔圓潤，少有紋樣裝飾。這種充滿野性的表現，也代表游獵民族自身的豪放性情。

漠南草原北部地區的動物風格雖與漠北草原接近，但南部區域事務上的的牛、馬、豬、羊等動物紋樣大多體態肥胖，四肢短小，具有明顯人工馴化養殖的特征。表明這一區域已經受到了中原農耕文化的影響。

戰國晚期至漢代，陜西、寧夏、內蒙古鄂爾多斯地區10厘米以上的大型牌飾較為常見，而漠北蒙古草原卻發現極少。究其原因可能因為南匈奴更多的受到了漢文化的影響，更加注重服飾的裝飾性，以及鑄造工藝水平的提高，這兩點為鑄造大型牌飾提供了可能。

西漢時期，帶有邊框的鎏金牌飾大量出現在漠南草原及中原多個地區，包括河北、山西、陜西、湖南、廣州等地，這一現象表明南匈奴與中原地區文化相互交融的特點，在匈奴人接受了漢文化的同時，草原文化也影響到了中原的廣大地區。另一方面也有中原王朝為安撫北方民族而專門制造賞賜的可能。

張家口以東的承德、赤峰、遼寧地區發現的器物上的動物紋樣，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時期大多具有山戎文化風格。這一區域的動物形態大多較為纖細、不太注重肌肉的力量感。出現了一些形制獨特的動物風格，如雙馬、雙虎等頭向相背，尾部左右相連的牌飾，還有虎、馬、鹿等圓雕的動物附鈴掛飾。在很多器物裝飾上往往帶有宗教的神秘色彩。

寧夏固原、甘肅天水、隴南是西戎故地的主要區域，因其地理位置接近中原地區，文化上受到的影響也更深入，包括冶煉技術的提高，黃金制品的使用，以及上層貴族的生活奢華程度，遠比其它草原民族更進一步。

這一帶發現的車馬飾品也非常豐富，在車馬器具上包金十分普遍。這一區域的大型飾牌出現較早，在春秋時期10厘米以上的牌飾數量并不少見，紋飾風格與匈奴牌飾只注重線條的流暢和肌肉的力量感有所不同，更注重牌飾的華美，除表現虎、豹的威猛之外，在牌飾表面還鑄出細密的花紋來顯示猛獸的斑紋毛發。表面鍍錫的處理方法讓牌飾變得更為美觀，且不易氧化。

鄂爾多斯文化表現的是森林草原各種動物的生活形態。以寫實的手法表現出動物的行走、蹲立、捕食、咬斗等生活場景，注重動物的肌肉力量感，對動物的面部以及身體比例的描寫、刻畫細致入微。

而斯基泰文化更多的受到希臘、羅馬的影響，其作品的藝術感表達更為強烈，更為抽象、夸張，注重線條和輪廓、透視感。兩種文化雖然有著各自鮮明的風格特征，但由于游牧民族有著快速移動性的特點，使其文化具有著諸多關聯，相互融合、相互影響，故其作品也有著諸多的相似之處。

在位于歐亞草原中間地帶的阿爾泰山脈，這里匯聚了眾多來自各方的草原游牧民族，東西方文化在這里交融，也成為東西方文化傳播的重要通道。

這次從歷經二十余年收藏的千余件藏品中，我們遴選出200余件、套文化特點鮮明，品相又好的精品，經過深入研究后編著成這部圖冊。

與以往同類圖書不同的是，本書收錄的藏品，不但品種更加豐富，而且我們在著錄時，盡量注明藏品來源，力求做到傳承有序，加大了信息量；其二，書中的藏品，既有中國境內眾多省市；還有來自境外蒙古人民共和國、日本、伊朗等西亞地區、法國、俄羅斯的藏品，區域大大擴展，這無疑拓寬了我們的研究視野。

內容為《草原絲路文明：戎狄匈奴青銅文化》（李文龍編著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部分摘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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