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0年代,因攜隊遠赴敦煌臨摹壁畫多年,張大千就一度“債臺高筑”,最終也是以售讓收藏才得以還清債務。這次經驗,使得張大千在去國之日,多生了一個心眼,將收藏悉數帶出,為的就是以備不時之需。果不其然,由于所有現金幾乎都留在國內安家,張大千在海外的日子并不好過,暫居香港時,有一次告貸無門,只好拿了自己的三幅國寶級藏品去借高利貸,其中不乏巨然《溪山圖》手卷這樣重量級的文物,可見當時大千困窘之一斑。最終,因未能如期還貸,三幅國寶險些遭遇“抄沒”的危險。這也讓張大千警惕到,身在海外,光靠自己的筆開拓財源,是遠遠不夠的。 大千晚年曾說起過當年為還敦煌舊債而賣收藏的情況:“我賣的是明清古畫,雖然心痛,但還可以忍受。”言下之意,對于其豐富的宋元藏品,大千是極為舍不得的。但就在海外的歲月里,為了全家的生計,為了國內親人的生活,也為了自己在歐洲、美國藝術市場的開拓,張大千不得已考慮將自己收藏的頂級精品,逐件出售。 可是,當年在香港,一般的古書畫并不容易脫手,買者寥寥,以至于1952年張大千移居阿根廷籌錢時,買家指名索購他最心愛的南唐顧閎中手卷《韓熙載夜宴圖》和五代董源的《瀟湘圖》。消息傳出,令人大為震驚。移居阿根廷后,張大千特意進行了一次北美之旅,以此打聽美國公私收藏家對中國古書畫的接受程度。令人欣喜的是,美國的確是當時古書畫交流的一大市場所在,張大千的選擇是正確的。王季遷、顧洛阜等收藏家,成為張大千在美國變賣收藏的兩個重要渠道。相比較而言,身為吳湖帆大弟子的王季遷在選畫時更為“嚴格”,因為對大千的收藏十分了解,有時他還會點名索要,對此大千雖不舍卻也無可奈何。而身為美國人的顧洛阜,財力雄厚,每次選購都數量很大。有趣的是,盡管兩人選畫標準不同,但最終,這批精彩而豐富的藏品,幾乎不約而同都進了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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