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海均：“特赦”貪官是對民意和法治的褻瀆

西洋銀器

十八大以來，中央反腐態度強硬，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的高壓態勢讓中國千年官場正接受著前所未有的洗禮和凈化。高官小官頻繁落馬，群眾拍手稱快，人人自危的官場伸手必被抓，腐敗必落馬的良好局面已經初具雛形。日前人大代表、著名作家二月河用16個字“蛟龍憤怒、魚鱉驚慌、春雷震撼、四野震動。”評價當前的反腐力度。

鑒于貪腐日趨嚴峻，以及越反越多、越反越高級的趨勢，社會也傳出另外一種聲音，那就是“特赦”。

制度反腐專家、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副院長李永忠提出“特赦論”，建議特赦貪官，以換取他們對政改的支持。一些有影響的法學教授、經濟學家、媒體人士如何家弘、張維迎、鄧聿文等，表態支持，觀點大體一致：為減少反腐敗的阻力，應以特赦來解決腐敗存量的問題。一些專家甚至想以特赦來換取有原罪的貪官們對改革的支持。

而中紀委副書記楊曉渡5月26日在中紀委監察部網站在線訪談時，談到了今后紀委需要做好的五項工作，其中第四項是堅持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楊曉渡是這樣表述的：要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加大案件查處力度，重點查處十八大后還不收斂不收手的、問題線索反映集中的、群眾反映強烈的、現在重要崗位且可能還要提拔使用的黨員干部，形成有力震懾，堅決遏制腐敗蔓延勢頭。楊曉渡提出的反腐以十八大為界，也被外界解讀為中紀委有意啟動特赦令。

前不久，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書記張田欣和江西省委原常委、秘書長趙智勇被“降級”處理，也有人觀點認為，這預示著“中國式特赦”的出爐，旨在傳遞的反腐新信號，是雖然你有腐敗行為，但只要情節不嚴重，主動向組織坦白、交代，并交出違紀所得，組織將給出政策，不再追究刑責，作出“張田欣和趙智勇式”的處分。

其實“特赦”并不是一個新鮮詞匯，古今中外有之。從中國歷史看，歷代之赦極其頻繁，據不完全統計，，從秦朝建立至明朝滅亡，1865年，傳統所謂的正統王朝約有1640赦，平均算下來，1.14年一赦。中華人民共和國1954年憲法中有大赦和特赦條款，現行憲法取消了大赦，但保留了特赦。1959年9月，建國十周年大慶前夕，經全國人大審議通過，赦免了偽滿洲國皇帝溥儀和一些戰犯、反革命犯及普通刑事犯。從1959年至于1975年，中國總共實行了七次特赦，平均2.23年一赦。

再如香港。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當時香港警界黃賭毒泛濫，腐敗嚴重。廉政公署先從總警司葛柏“開刀”，追究其貪污罪。1976年后，廉政公署又在香港警隊挖出近20個腐敗集團，數名高級警司被捕，數百名警員被捕或被通緝，其中一部分警員是被動或者偶爾有一兩次受賄。這造成了香港警隊人人自危的局面。1977年10月，數千名警察上街游行，抗議廉政公署“清剿”，后又沖進廉政公署總部大打出手。為此，時任港督麥理浩發布緊急特赦令，宣布除重罪及已展開調查的案件外，對1977年1月1日前所犯下的一切腐敗行為不予追究。由此減少了改革阻力，香港由貪腐嚴重的地區一躍成為亞洲廉政的模范生。

但沉下心來仔細一思考就會發現，這一看似很有道理的提法和思路其實潛伏著不少問題。

主張大赦天下貪官的理據之一是貪官太多，以致如果不行大赦就要亡黨亡國。荒唐！貪官太多于是不得不大赦貪官，是一種心理障礙，不錯，執政初期的“三反運動”，毛澤東意識到揭發貪腐干部阻力極大，因為進城之后干部腐敗非常普遍，于是同意只抓“老虎”，變相地赦免了貪腐不足萬元的干部。但“三反運動”的國際和國內局勢都是不可重復的，尤其不同于當今局勢——全國政權立足未穩的局勢與腐敗到即將亡黨亡國程度的局勢，不具有可比性。大赦貪官不是一項正確的反腐敗政策。不僅如此，而且若果真實行這一政策，我們將再一次錯過走向政治清明的機會。

特赦也并不能減少腐敗。假如真特赦了一批腐敗官員，既往不咎，那么，這一行為所起到的示范效應是巨大的，這又何以警示來者？如果沒有更系統、更完善的制度來規范權力、沒有更有力的執行力度來查處腐敗行為，特赦之后，又何以能保證腐敗減少！如果能有這些決心和措施，那么又何必要使用這些特赦手段呢？為特赦而特赦，稍有運用不當，就會在某種意義上變成“鼓勵”腐敗，而不是肅清腐敗，最終南轅北轍、事與愿違。

現在正是民眾對反腐敗最關注也是意見最大的時候，如果提出對貪官進行赦免，民眾那里能不能通過更是個問題。而且，黨中央始終強調堅決反腐，提出“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論權力大小、職位高低，只要觸犯黨紀國法，都要嚴懲不貸”，給群眾展現出了堅決的反腐敗決心，也至少從道義上讓民眾感受到了信心和希望，如果提出特赦，會不會危及黨的執政資格？如果“一刀切”重新“洗牌”，民眾是不會滿意的，并且在規范上也沒有依據，會對執政基礎合法性帶來巨大陰影。

有人只看到嚴刑峻法并不能阻止“前腐后繼”，卻沒能看到普遍投機心態之下，沒有嚴厲有效的依法查處，腐敗將更加難以收拾。坐飛機有機毀人亡的危險，但數千萬分之一的概率，誘使絕大多數人甚至不用考慮風險，就毫不遲疑地選擇舒適、快捷地抵達幸福彼岸。特赦貪官，不僅實際上降低貪官“出事”的概率，那些貪有所得或巨額財產與眷屬已轉移國外的貪官們也未必領情，未必不會繼續僥幸賭一把。他們領會的可能不是回頭是岸的機會，不是社會的寬恕，而是法治的軟弱，是害怕惹惱他們上街游行、打砸司法機關。

面對腐敗的猖獗現狀，想辦法突破僵局的精神十分可嘉，而且，無論從社會的呼聲還是清明政治的需要，如今，反腐敗都到了十分迫切要求從全局上進行思考和突破的時候。但開創反腐敗的新局面，大可不必采用這樣懸之又懸的“大手筆”，而應該扎扎實實地推進法治建設。。貪官之所以腐敗，恐怕更多的還是制度原因。人固有私心，固想貪腐，但不能說貪官天生就是壞人，做官就是要搞腐敗，是制度的不健全膨脹了他們的貪腐之心，正如鄧小平所說，好的制度使壞人變好，壞的制度使好人變壞。貪污腐敗是一種犯罪行為，法律是有明確規定的，凡是犯罪分子都應該受到懲罰，違法行為都應該受到追究。這是法治國家的基本要求。特赦在目前更加注重法治的大背景下是難接受的，不能因為特定時期的犯罪就享受豁免的特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