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訪民“殺警”調查：官方否認刑訊逼供

西洋孤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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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焦作市公安局中站派出所社區警務大隊一中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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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國慶，張小玉夫婦在北京

張小玉的兒子在自家未完工的房子外

　　7月17日，河南焦作市公安局中站派出所社區警務大隊一中隊院內，民警王軍干被剛從北京帶回來的當地訪民用水果刀刺中下腹部，不幸身亡。

　　“涉嫌故意殺人”的是轄區的一對老訪民夫婦。此前，他們互不相識。而王軍干從另一個派出所調到中站派出所不久。但這場致命邂逅之后，兩個家庭被毀。那么，在此前后，發生了什么？

　　120救護車呼嘯著沖出焦作市公安局中站派出所社區警務大隊一中隊院門，駛向三百多米外的河南焦作市中站區醫院。剛才喧鬧的派出所院子，張小玉夫婦呆坐在剛剛“殺了人”的面包車內。

　　這是2014年7月17日下午6時30分前后。此時，派出所門外的焦作市躍進路上，下班回家的人們行色匆匆。有兩個家庭，在這個晚上，沒有等來他們的親人。51歲的民警王軍干死于這個炎熱的夏夜。一把長約20厘米的水果刀刺中了他的下腹部。涉嫌“殺人”的是轄區一對訪民夫婦—54歲的許有臣和小他一歲的妻子張小玉。

　　此前，王軍干從另一個派出所調到中站派出所10天左右。致命邂逅之前，他和許有臣、張小玉夫婦并無仇怨，亦不相識。

　　派出所院子里，民警被刺

　　7月17日上午，27歲的許天龍接到母親張小玉從北京打來的電話，大意說政府答應解決問題了，他們正坐火車，下午四點多就和爸爸回焦作了……

　　下午3點56分，從北京開來的K269次列車到達焦作。6點左右，許天龍再次接到母親電話，說他們已在焦作，但被帶到了派出所。張小玉在電話中囑咐兒子，如果自己24小時還沒回來，就給常瑋平律師打電話，并告知常的電話號碼。

　　此前，60歲的許鳳蓮也接到弟弟許有臣的電話，說他們被帶到了派出所。電話里聲音嘈雜，夾雜著弟媳張小玉尖利的聲音。許鳳蓮沒太上心，因為弟弟弟媳兩口子上訪多年，被帶進派出所是“家常便飯”。

　　沒有人想到，悲劇隨后就在派出所院子里發生：一把水果刀刺中了民警王軍干，當晚不治身亡。而許有臣和張小玉夫婦則因“涉嫌故意殺人罪”，被焦作市公安局連夜刑拘。

　　7月21日上午，在焦作市殯儀館，逝者王軍干的遺體被火化。

　　對這起案子，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區外宣辦在《關于焦作中站“717”襲警案的情況通報》中這樣描述：“7月15日，焦作市中站區許有臣、張小玉夫婦二人因在北京擾亂公共秩序，被當地警方依法訓誡后，于7月17日由焦作市中站區有關部門工作人員帶回原籍。當日18時許，中站派出所社區警務一中隊民警王軍干在勸二人下車接受調查詢問時，許有臣趁其不備突然持刀襲擊，王軍干身負重傷，經搶救無效，不幸犧牲。”

　　然而，在7月17日這個致命的下午，當李封街道辦派出的面包車載著訪民張小玉夫婦進入派出所，4點多到案發的六點多之間，現場到底發生了什么？通報語焉不詳。

　　政府工作人員離開后訪民與警察“對峙”

　　這是位于焦作市中站區躍進路十字附近的一個小院子，門牌上寫著“焦作市公安局中站派出所社區警務大隊一中隊”，但老百姓習慣稱這里為“派出所”。在河南公安實行“大派出所制”前，這里是李封派出所所在地。

　　在院子靠墻的地方，立著轄區劃分和民警的照片，新調來的王軍干的照片不在其中。常年上訪的張小玉夫婦所在的李封東會一帶，本來由另一位管片民警負責。

　　華商報記者通過調查，試圖還原張小玉夫婦“襲警案”發生之前的一些圖景：

　　今年6月下旬，正在蓋房、等待房屋“灌頂”干透的張小玉夫婦，再次到北京上訪。臨走時，張小玉還發了微博。照片上，他們夫妻倆手拿火車票，像往常一樣，雖然笑嘻嘻的，但面容透露著慣常的愁苦。

　　這次上訪，從張小玉微博上透露的行蹤可見，他們曾到一些部委門前舉牌，也曾穿著“支持反腐”的文化衫出現在北京街頭。像往常一樣，他們曾被制止，按照焦作方面的通告所說，“受到北京警方訓誡”。直到7月17日，張小玉夫婦被中站區政法委的一位副書記（女性），以及中站分局的一位民警從北京接回。

　　這兩人對張小玉夫婦表示，回去后政府就給他們解決問題。

　　在老家，新房子還沒蓋完，兒子的婚事也迫在眉睫。這次兩口子確實打算回家，他們收拾了幾年來在北京居住的一些生活用品，帶回來了好幾件行李。

　　一路相安無事。火車到焦作后，中站區李封街道辦派了一輛面包車去接。但車沒有將張小玉夫婦送回他們位于李封東會的家，而是直接開進了派出所。此時，大約是下午4點20分。

　　據知情者透露，這不僅讓張小玉夫婦感到意外，也讓接他們從北京回來的兩人感到意外。在派出所內，這兩名接他們回來的公務人員還曾打電話進行過“協調”，但沒有結果。這兩人隨即悻悻離開。

　　就這樣，張小玉夫婦由政府公務人員移交給派出所處理。而民警王軍干，就這樣被推到了雙方僵持對峙的前沿。其后，圍繞是否有傳喚證、程序是否合法等問題，張小玉夫婦和警方一直僵持著。

　　目前，能確定的是，在此期間，并非如“通報”中傳遞的，張小玉夫婦一直在車上。這期間，許有臣曾經下過一次車。

　　派出所門外40多米處的一家電動車商鋪門口，有親戚在當日下午四五點看見過許有臣，只匆匆打了個招呼：從北京回來了？許當時應了一聲，就走了。

　　那么，在許有臣重新回到車上，和妻子一起拒絕下車，到6時許命案發生，這期間到底發生了什么？目前，警方尚沒有公布。

　　水果刀從何而來？

　　被警方認定造成王軍干死亡的是一把二三十厘米的水果刀。刀從何而來？警方認定刀是許有臣買來的。但辯護律師認為目前尚不能確認。

　　7月25日，李金星、劉金濱、劉書慶、劉浩四位代理律師，分別會見了許有臣和張小玉。

　　會見完畢后，許有臣的代理律師李金星在微博中發布相關照片，照片可見許有臣身上傷痕明顯。

　　就可能的刑訊逼供，律師們于7月26日向河南省公安廳提出控告。后者當天就給予答復：不存在刑訊逼供，當事人身上的傷是案發后抓捕造成的。

　　劉書慶說，在會見張小玉時，張稱自己當時對刀的來源及民警如何受傷并不知道。因為她和丈夫許有臣被要求分別從車門兩邊下來，她還沒下來時出了事。辯護律師認為，除了水果刀的來源，此案還有多處疑情：如水果刀即便是嫌疑人許有臣自己獲得，那矛盾是怎樣激化的？刀是如何捅向死者的？傷口的深度？是否致命？有無其他病理誘因等。

　　對律師質疑火化尸體過于匆忙等問題，河南省公安廳曾對律師們給予答復，稱尸檢的病歷與記錄已經留存，火化并不影響以后的重新鑒定。7月28日，記者聯系河南省公安廳有關人士無果，但一位負責宣傳的人士告訴記者，就相關疑問，可參加公安廳做出的公開答復。

　　律師一度成為“嫌疑人”

　　“聽到這件事，我感到非常震驚。其實這不管是對張小玉夫婦，還是死去的警察，都是一個悲劇。”7月23日，常瑋平律師對本報記者說。

　　常瑋平是7月18日周五晚上從西安趕到焦作的。去年11月，張小玉因為上訪，曾被焦作市公安局行政拘留。今后張小玉委托常瑋平向法院起訴行政違法，但焦作市中院至今未立案，也不給予答復。

　　7月17日下午，張小玉曾給常瑋平打去3次電話，據常律師介紹，除了第一次通話是講她已從北京到焦作，如今在派出所外，其余兩次都背景嘈雜，是她在用河南話向別人喊話。

　　直到7月18日，常瑋平接到許天龍電話，才知道張小玉夫婦因涉嫌殺人被刑拘，出于道義，他決定接受委托給張小玉擔任辯護人。

　　7月21日周一上午，常瑋平到看守所要求會見張小玉被拒絕。下午，他再次到中站分局時，警方向他下達了《詢問通知書》，要求他提供案發前和張小玉的通話錄音。這樣一來，常瑋平的辯護人身份就要轉化為證人。

　　常瑋平認為，自己作為辯護律師，對當事人有保密義務，職業倫理要求他不能成為警方的證人。但警方堅決不放他走，一直僵持到晚上10點多，中站警方向常下達《傳喚證》，以“涉嫌故意殺人”的犯罪嫌疑人為由，對其采取強制措施，從他手機中強行提取了和張小玉的通話錄音。并在當晚半夜1點到凌晨4點，對他進行了訊問。

　　從7月22日開始，包括陳泰和律師在內的國內多名律師到焦作聲援常瑋平，并接替常瑋平代理張小玉夫婦涉嫌殺人案。目前，張小玉和許有臣各自有兩名律師擔任刑事辯護人。7月21日到23日，律師們多次提出申請，要求焦作市中站分局乃至焦作市公安局回避辦理此案。

　　7月25日，河南省公安廳公開答復：刑訴法沒有要求某個公安機關整體回避的情況，由中站分局立案偵查，并不違反法律規定。

　　倒在信訪沖突前沿的民警

　　從焦作城區一直往西，穿過玉米田、老舊的鐵軌以及那些低矮的灰撲撲的房屋，便到了朱村礦一帶。朱村礦曾是焦作礦務局下屬的四大礦之一。

　　民警王軍干的家就在這里。1982年轉業后，王軍干曾長期在朱村礦保衛科工作，后通過招考成為正式民警。

　　王軍干的家原來也是在礦上的棚戶區。大約十四五年前，礦上修建住宅樓，王軍干分到了一套，此后就一直住在這里。

　　在鄰居的眼里，王軍干長得高大白凈，不太說話，“面善”。他的妻子曾在朱村礦派出所戶籍室幫忙，在2003年礦上“破產”改制后，辦理了退休，女兒還在上大學。這個最基層民警曾經擁有的平凡日子，如今被突如其來的災難打破了。

　　7月24日，王軍干的親屬婉拒了記者采訪。事情發生后，王妻和女兒受到很大的精神刺激，至今無法見人。而鄰居則告訴記者，王軍干的父母都在農村，事發后他母親就住院了。

　　從王軍干的家，坐2路車到城里，要穿過塵土飛揚的街道，以及有些荒涼的田野。打車10塊錢的車程，就能來到他生前所在的中站公安分局。如今，分局門口的LED顯示屏上，還閃爍著一行紅字：沉痛悼念王軍干同志，打贏夏季爭鋒。

　　7月24日下午，在訪民張小玉夫婦所在的向陽社區，一位社區的工作人員感嘆著，這事兒把兩個家都毀了。

　　“這是一起悲劇，不管是對上訪者還是警察。警察已死，而張小玉夫婦可能失去自由，信訪本來是行政事務，警察的生命卻成了維穩體制最前沿的犧牲品。”常瑋平律師說。

　　在北京那間永遠開著白熾燈的地下室里，張小玉和丈夫一邊打工，一邊寫著上訪材料。她很少買菜，每次都是坐646路公交車去新發地（北京的一個大菜市場），在那兒撿回的菜夠吃一個禮拜。

　　近十年來，因為父親的煤礦承包案以及丈夫交通事故后沒上班被單位除名的事，張小玉一直在上訪。但也因為如此，她的生活悄然改變。

　　一棵高大的老樹，已結滿了青梨子。像往年一樣，沒有主人收摘。不同的是，往年，主人是流浪在北京上訪，今年，他們是被關在家鄉焦作的看守所。

　　梨樹下就是張小玉夫婦的家。低矮舊房拆了一半，還留了一半供主人暫住，等待著一旁的新房子完全蓋好，再搬進去。

　　四層磚樓的主框架已經完成了，黑洞洞的窗戶旁，貼著一個“福”字。那是給房子打頂那天，張小玉貼上去的。第二天，她就和丈夫出門坐火車去北京上訪，再回焦作時，已是7月17日。他們成了殺死警察的疑犯，此后再沒有回家。

　　念佛也沒能擺脫生活的魔咒

　　這間被拆了一半的平房，只剩下三十多平方米。光線很暗，只有放佛像的地方是光亮的。

　　54歲的許有臣專門在屋后加蓋了這塊地方，搭了一個小佛堂。光線從天窗灑進來，佛像上落了一層灰塵，前面供著香爐和塑料花。側旁，有一尊觀世音菩薩像，和一尊毛澤東的白色全身像并排立著。

　　家里還有一個書架，上面也放了好幾尊菩薩像，這是張小玉前些年開佛具店時留下的。菩薩們面對的，是一張攤滿了上訪資料的雙人床。或許因為被警察搜查過，屋子凌亂不堪，唯一像樣的電器是一臺冰箱。

　　許天龍說父母都信佛。父親許有臣要早一些。大約1995年，父親在附近的武陟縣跑車出了車禍，撞死一個人，家里賠了20多萬元，經濟上一下子垮了。那時，父親開始信佛，自己還畫過一個佛像，小小的，如今還掛在門框上邊。

　　張小玉也信。2013年4月，紀錄片導演張世和拍攝了她的日常生活。鏡頭里，她一早起來，先跪拜在佛像前，虔誠地念念有詞。如今，在那些發黃的、積攢10多年的上訪資料里，偶爾還會滑落出一張紙，是張小玉在上面抄寫的“大悲咒”。

　　但無論怎樣虔心信佛，這對夫婦始終沒能擺脫生活的魔咒。19年前的許有臣，因車禍欠下一條命。如今，按照目前警方的調查，他又欠下了一條命。那是警察王軍干的命。

　　一起陳年舊案

　　在許天龍的記憶里，父母的面容總是帶著愁苦。1995年，在焦作市公交公司上班的許有臣承包了一輛大客車，張小玉在車上賣票，不料兩個月后，就出了事故，賠了一大筆錢。

　　許天龍記得，小時候家里很少吃肉，也很少買菜，都是到家旁邊的太行山腳下挖野菜。

　　這樣的日子過了一段時間，隨著張小玉開小糧油店、甚至還開了個小幼兒園，許有臣也買了輛新面包車跑運輸，生活漸漸好了起來。然而，2004年12月，面包車又被一場火燒為灰燼。

　　梳理張小玉后來的生活脈絡，她的上訪大約在這時候埋下了伏筆。

　　據張小玉的自述材料，2004年12月30日，她和丈夫因生活困難去打聽政府救濟，經過信訪局進去咨詢，遭到冷落和推脫，丈夫因生氣說了句難聽話，被信訪局里沖出來的一個男人扭斷了手指……平時心氣高的張小玉，從此種下了心結，開始在焦作向上面反映“問題”。

　　2008年，張小玉的父親張志安 去世。張小玉的上訪之路從此升級。

　　1992年張志安承包了當地東王封村一處煤礦。煤礦出煤時卻招來別人眼紅，村里認為煤礦不符合條件，叫來了安檢人員檢查，并要求轉移承包合同，結果是，雙方打了一場漫長的官司。

　　那時的張小玉，過著自己的小日子。父親的案子，是弟弟張四平跑的。

　　張四平回憶說，官司打了一年多，終審算是贏了，但在執行的過程中，法官“并沒有秉公執法”，父親憋了很大的氣。1995年的《焦作日報》，一篇題為《劃了9個月的句號》的文章，稱贊法官“善于解決矛盾”調解處理了張志安的這起煤礦糾紛。但張家至今把這個當做笑話來看。

　　到了2008年2月，張志安病危。臨死時還一直盯著放材料的柜子，張四平說，“父親為這個案子死不瞑目”。2008年3月，張小玉的姐弟們簽了一份委托書，委托張小玉為父親的案子上訪。對一個已經生效13年的判決申訴，這注定是一條幾乎沒有希望的道路。

　　除了父親的案子，張小玉的上訪包括另一件事：丈夫因當年交通事故后沒上班，被單位除名。

　　因其上訪當地一年多花費14萬

　　和所有的上訪者一樣，在漫長的申訴道路上，很多人其實已忘記了最初的上訪原因。不斷累積的屈辱、怨氣、誤解，再夾雜上情緒、執拗,以及在希望與失望之間的掙扎，讓一開始“討個說法”的心結最后變得面目全非，而且很難回頭。

　　“上訪就是一個黑洞。好像給了你一個希望，但其實沒有任何希望。”孫立勇是一位曾經的上訪者，曾為舉報水污染上訪。屢屢碰壁后，他放棄了。轉而去幫助別的訪民。這次，他因關注張小玉案，也追隨律師到了焦作。2007年10月，張小玉第一次到北京。她為人熱心，有文化，很快在北京的河南訪民中有了名聲。一年后，張小玉和丈夫開始在北京租住，住在一個地下車庫，在附近飯店或公司干保潔員，一邊打工，一邊上訪。

　　張世和用視頻記錄了張小玉夫婦在北京的地下生活：家是在一個小區車庫的拐角，鍋鏟案板都掛在地下室的管道上，白熾燈永遠地開著，張小玉一邊和面，一邊對著鏡頭講述自己的故事。2009年8月，張小玉因“非法上訪”被處以一年勞教。在這份焦勞教字（2009）第112號勞動教養書中提到：自2007年10月以來，張小玉多次到北京“非訪”，并多次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門分局訓誡。

　　張小玉成了中站區乃至整個焦作讓政府最頭疼的人。勞教書中提到：“2007年10月至2009年8月期間，李封辦事處因張小玉到北京非訪，所花費的直接、間接費用高達14萬余元。”

　　但這次勞教只執行了四個月，因張小玉被查出腦梗，看守所怕承擔責任，提前解教。可張小玉仍沒有停下來。

　　就這樣，張小玉的“北漂”生涯，貫穿著勞動教養、行政拘留，以及驅離訓誡這樣的字眼。

　　“黑監獄”

　　在最近兩年的上訪中，張小玉的控告又多了一項新內容：2012年11月，她被從北京截訪，直接拉回來關進了太行山里的一處民房，10天后才放出來。

　　幾個月后，張小玉和丈夫一起進山試圖找到那處“黑監獄”，最終找到了太行山里桑園村的這處民房。并得到了在此干活的民工以及周圍村民們的證實。前面所說的那位紀錄片導演偷拍下了全部過程。

　　“我在墻上寫滿了喊冤的字，是用方便面調料和著水寫上去的。我剛被關進去的時候，因為被打，好幾天都說不出話來。”鏡頭前，張小玉說。而當村民們證實“我們這里確實關過這樣一個女人”時，張小玉突然情緒失控。她大聲喊著：“這個女人就是我！他們把我關在這里！”村民們呆住了，都愣愣地看著她。多年的上訪，張小玉成了當地政府的“老大難”。“717襲警案”后，當地政府在“平安中站”的官方微博上，曾發布過一個情況說明。從中可以看到，對張小玉關于父親煤礦以及丈夫被除名事件的上訪，政府一開始都予以回絕，認為已經得到處理。

　　但執著、認死理的張小玉，其實已不再僅僅是為這些上訪。她在上訪中遭遇的拘留、勞教以及被截訪的痛苦經歷，成了她上訪的更重要的新理由。

　　李封街道辦一位工作人員說，她感覺到張小玉比較偏執，有點“無理取鬧”，“張小玉一來，我們上下班時間都不正常了，她跑北京，我們還得派人去接……”這位工作人員抱怨著。

　　在李封街道辦，負責信訪的綜治辦只有兩個正式人員。知情者透露，如果需要的話，地方一般會雇用臨時人員，截訪者，往往就是由這些人擔任。

　　“我沒聽說過她被關黑監獄的事情。”李封街道辦的這位工作人員說。

　　荒蕪了的家園

　　7月23日，看到許天龍回家了。一位給他家蓋房供鋼筋的鄉親找來討債，如今，新房還欠著3000元的鋼筋錢。

　　張小玉兩口子臨走時說半個月就回來，結果一直沒回來。“打頂”的人自己來拆除了水泥，但工錢還欠著。臨走，張小玉對兒子說，這次去北京，看能不能解決點問題。她所說的問題，是指上次她被行政拘留之后，回家后發現3萬元現金丟失的事情。

　　兒子沒見過這筆錢，但他相信母親的話。家里蓋房子借了不少錢。張小玉留在家里的一個小黑皮本上，記著蓋房子的所有支出和欠賬。其中一筆兩萬元，是另一位訪民借給她的。而欠“小閨女”的5000元，是指欠兒子女朋友的錢。許天龍和女友是中學同學，戀愛多年，因家事凄涼，一直沒法結婚。因此，張小玉夫婦急著想把房子蓋起來。

　　“小兒子都27歲了，還結不了婚，他們急。”許有臣的大姐許鳳蓮說。許鳳蓮還借了兩千元給他們。

　　其實，他們經年累月的上訪，已多少有點影響了親情。例如老人生病乃至去世，他們都不在身邊，這也讓兄弟姐妹們頗有微詞。

　　去年4月，弟弟張四平蓋房子，張小玉專門回來幫忙，她心里覺得虧欠親人們的。那段時間，她在弟弟家給工人做飯，出去買菜，在大灶前燒火。那是很多年來，她少有的一段正常人的生活。在她家門前，有一片菜地，長勢很好，但不是她家的，很多年，他們都沒有精力和心思，來打理一下自己的生活了。

　　鄰居說，張小玉家很多年上訪，日子一直過得不景氣。他們平時很少在家，和鄰居也往來不多，“關系馬馬虎虎”。

　　兒子許天龍曾經在北京打工，和爸媽一起住在地下室里，母親從來不買菜，每次都是坐646路車，到終點站的新發地撿菜葉子，回來就夠吃一個禮拜了。或許是怕孩子受到自己的影響，張小玉很少在兒子跟前說起上訪的事情，但兒子還是斷斷續續知道了。因為至少有兩三次，她被打住院，還是兒子去給她送的飯。

　　都說貧賤夫妻百事哀，可張小玉、許有臣兩口子的感情倒一直很好。張小玉上訪，許有臣這個不愛說話的男人，就一直陪伴支持著。

　　“你的理想是什么？”在一段視頻里，許有臣問妻子。

　　53歲的張小玉回答：“流浪北京5年了，明年要蓋起房子，回家就有地方住了。房子漂漂亮亮的，就像他四舅家的一樣，到時候給孩子辦個喜事，咱也開始過正常人的生活。”

　　“你的呢？”她問丈夫。

　　“我還能有什么理想啊。”許有臣說。這是在2013年4月，一個寒冷的春天晚上，夫妻倆的對話。經過了7月17日那個悲傷的下午，張小玉曾經觸手可及的理想，如今看起來已是那樣渺茫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