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真向“二等公民”說再見了嗎？

西洋銀器

千呼萬喚之下，7月30日，一項被公安部副部長黃明稱為“決心之大、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廣、措施之實是以往所沒有的戶籍制度改革”破繭而出。
　　新中國誕生以來推行了長達65年的城鄉二元戶口登記制度有望走進歷史。其最大收益者是一億長期在城市居住就業的農民工——他們將徹底轉變身份，在城鎮落戶，并逐步享受當地的基本公共服務。
　　同一天，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強調，對于長期居住在城市并有相對固定工作的農民工，要逐步讓他們融為城市“新市民”，享受同樣的基本公共服務，享有同等的權利。不能把他們視為城市的“二等公民”。
　　改革開放以來，面對巨大城鄉收入差距，成千上萬的農民工背井離鄉，到城市打工，成為漂泊的候鳥。 “在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龐大的農民工群體發揮了十分巨大、同時也是不可替代的作用。”李克強說，“有研究顯示，中國近幾十年快速發展靠的是人口紅利，這個紅利很大程度上就是農民工的貢獻。”
　　但高高的戶籍壁壘和二元社會福利制度將其牢牢地阻擋在城門之外。如今已持續36年，直接受沖擊人群達到2.7億。
　　即使戶籍制度向著城鄉公平統一邁出了決定性一步，但要使農民工徹底擺脫二等公民的尷尬地位，卻仍是一個艱巨的系統工程。
　　必須承認，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維護職工權益法規的完善，農民工經濟地位這些年有了顯著提升。2013年，外出農民工月收入為2609元，遠遠超出去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46元，更是農民人均純收入741元的約3.5倍。這些年隨著政府最低工資制度的出臺，《勞動合同法》、《社會保險法》的實施，曾處于極端弱勢地位的農民工在工資談判中的博弈能力有了顯著提升，在中西部地區發展帶動下，本地農民工增長無論數量還是速度都快于外出農民工，這直接導致外出務工人員增幅下降，很多東部地區的企業陷入了結構性用工荒。
　　當欠薪風暴等經濟問題退居二線后，伴隨著新生代農民工成為外出務工主角，他們獨立意識、尊嚴意識，權利意識更強，加上由城鄉二元制度引發的人道主義問題日益凸顯——我國僅因父母外出打工造成的留守兒童、流動兒童總量逼近一個億，如果不盡快消除城鄉藩籬，這一定會最終演化成可怕的社會問題，危及穩定大局。
　　也就是說，當下農民工核心問題從經濟轉移到了社會層面，而第一責任主體變成了政府。
　　在五年前產生的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中有３位農民工，也是農民工首次出現在中國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他們被媒體稱為“每個人身后站著近一億人”。 到了十二屆全國人大時，出現了３１位農民工代表。雖然比例依舊很低，但已有重大跨越。
　　除政治權利外，戶籍壁壘稱為農民工摘掉二等公民面對的首要難題。首善之區北京市約1/3的常住人口沒有北京戶籍，不能全面享受教育、醫療和住房等方面的服務，甚至由于政出多門、地方保護等因素，他們的醫療養老保險無法跨地區接續，導致退保風潮不斷，留下未來社保隱患。
　　從這個角度上說，戶籍破冰只是一個美好的開端，要想使名義的新市民變成真正的城市主人，則必須統籌安排，協調各部門職能，將屬于農民工的權益真正還給人家。國務院新一屆政府組成以來，大力推進簡政放權，但在2013年6月卻專門成立了農民工工作領導小組。這充分說明這項工作的艱巨性和重要性。
　　未來伴隨著未來城鎮化的進程，會有更多的人從土地解放出來，涌入城市，在中國城鎮化如此不平衡的今天，很多人會選擇進入人口嚴重超載、資源能源交通環境壓力巨大的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因此，在保障居民遷徙自由的法定權利下，如何推動整個人口流動合理有序是擺在決策者面前一道沉甸甸的考題。
　　和過去簡單地通過行政手段限制外來人口不同，政策向更科學人性邁進——改進城區人口500萬以上的城市現行落戶政策，建立完善積分落戶制度。相對于各類搖號，這樣的政策還是先進的——至少在努力達成城市需要和人口供給之間更合理的平衡。當然，根本還在于政府在基礎設施、保障性住房和社會服務等方面投入巨資，引導移民流向中小城市。保守估計，想在2020年讓兩億農民都享受到所有服務，政府至少還要額外支出20萬億。
　　最終的落腳點是個錢字，現階段超出財政的負荷。那就必須保證經濟健康平穩發展，其關鍵前提是保證未來的城鎮化是實體化、產業化、集聚化的——宛如農民工的戶籍，在未來不是一個美麗的泡沫，而真正實至名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