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古代經濟史中的市場問題

孫駿 · 發表于 2005-1-21 14:05:29

<FONT size=3>研究中國古代的經濟史，市場問題是一個關鍵。然而，籠統地談論中國古代經濟史中的市場問題，是會把研究者引入歧途的。實際上，在中國古代的經濟史中，明顯地存在著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市場，即生活市場和財政市場。財政市場是本文研究的主題。但這決不是說，本文會忽視財政市場與生活市場的關系問題。相反，本文首先要討論的，倒是中國經濟史中的生活市場問題。

  一、春秋戰國時期的生活市場
  1、  問題的提出
本文之所以提出生活市場這樣一概念，就是要把中國古代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有關的市場交換，與其他一切以國家財政為目的的市場交換區分開來。這樣的區分，與中國古代經濟史的實際情況是符合的。實際上，在中國古代，生活市場總體上來說是極不發達的。這是中國歷史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但是，在許多熟悉中國經濟史的專家們看來，這樣提出問題，也許有違中國歷史的“常識”。然而，從人們的日常生活的角度提出生活
市場問題，恰恰有助于我們重新認識那些“常識”，從而認識它的對立面──國家財政市場，并在這兩者之間的關系中，找出一些嚴重影響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的因素。
2、  生活市場的形成──鄉村與城市
（1）早期社會對市場交換的限制
在中國的早期社會中，最初的交換，通常不是在個人之間進行的。那時候，交換可能發生在部落之間，也可能發生在鄰近的村社之間。這種社會共同體之間的交換，一般不過是互通有無，并沒有謀利的目的在里面；而因社會生產力之低下，可用于交換的剩余產品也非常有限。在這種情況下，生活市場是唯一的市場，而且非常之狹小。此外，社會的一些習俗，似乎也在限制此種生活市場的展開。著名史學家呂思勉先生認為，《春秋》襄公三十年，宋國遇到火災，諸侯會于澶淵，決定補償宋國的損失，一定是自古相沿的成法，并舉出商湯使民為葛伯耕種、齊桓公合諸侯為杞國筑城的事例作為佐證。（《呂著中國通史》75頁）
社會的各個共同體內部實行原始共產制度，而各共同體之間又有許多道義的舉動，必然會限制生活市場的發展。但是，對市場交換的限制，是符合當時社會的要求的。蓋當日社會的組織、習俗、觀念，以及實際的生產能力，都還需要將市場的存在，限制在共同體生活的最簡單的需要之中。在這種情況下，交易通常僅限于十分有限的剩余產品，限于“以其所有易其所無”的生活需要，而并不以牟利為目的。所以，一旦某年收成不
好，即便是這樣的交易，也會受到限制?！抖Y記·郊特牲》上說：“四方年不順成，八蠟不通。”即每年收獲完畢時，照例要舉行蠟祭，屆時總要進行一些交易活動；但如果是年成不好，這種交易就要被禁止了。
（2）鄉村生活市場之興起與販夫販婦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生活市場有了迅速的擴展。其時，由于履畝而稅制度的逐漸推行，原來的村社共同體土地所有制瓦解了，與之俱來的是共同體內部互通有無的生活方式的結束，以及共同體本身的解體。從此，在以家庭生產為單位的小農和小手工業者之間，必須通過經常性的小商品交換，才能彌補各自在經濟上的自給自足能力的不足。這種經常性的、隨時隨地都在發生的小商品交換，推動了中國先秦時期生活市場的迅速擴展。但是，像這樣的小商品交換，一般都只須采取物物交換的形式。所謂“以粟易械器”，“以其械器易粟”（《孟子·滕文公上》）。交易地點則非常分散，每一次的交易量也非常有限。在這樣的市場上，要進行稍微大一點規模的商業經營，交易的費用都足以達到讓交換難以進行下去的程度，絕難容商人插足；其中活躍的，不過是些販夫販婦；市場本身的性質，仍不過是“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孟子·公孫丑下》）。
（3）貴族領主與商人及城市生活市場之關系
在城市的生活市場上，交換一般總是以貨幣和商人為媒介，交換地點也十分集中，商業才成為一項有利可圖的事業。像這樣的商業，在春秋和春秋以前的一個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是屬于貴族領主的；而經營這種商業的人，許多都曾經是貴族領主的臣仆。這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恐怕就是他們占有著絕大多數農業勞動的剩余產品和手工業產品。資源掌握在他們手中，那么利用臣仆為自己經商牟利，就是順理成章的事。至少在春秋早期，情況就是這樣。但是到了后來，貴族領主制度崩潰了，商人從而獲得了獨立的地位。此為后話。然就當時而言，那時，城市的商業和商人，都是從屬于貴族的。只有城市，才是牟取商業利潤的場所。
商人最初既為貴族之臣仆，古時賤商當與此有很大的關系。孟子稱那些壟斷市利的商人為“賤丈夫”，說他們做生意“必求壟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孟子·公孫丑下》）這固然是對這些人的貪利行為的不屑，卻又何嘗不是在表示對他們本來身份的不屑呢！而商人之出于貴族領主的臣仆，還有更早的史料證明。據《左傳》昭公十六年：“（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也，商人曰：‘必告君大夫?！n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赢a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市利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從子產所述鄭國國君與鄭國商人的關系，可以看出二者之間確曾為主仆。故韓宣子想要從鄭國的商人那里買回自己所喜歡的玉環，價錢都談好了，鄭國的商人卻還說要征得子產的同意才能賣；而子產拒絕韓宣子要買回那只玉環的理由，則是鄭國國君與商人“世有盟誓”，商人必須對鄭國國君保持絕對的忠誠，而鄭國國君必須尊重、保護商人的利益和財產。子產還說到，鄭國的商人當初是跟隨鄭桓公一起離開周朝王畿的?？梢娝麄兡菚r都是鄭桓公領地中的人。也許，他們那時已經是商人了，但也許還不曾是，可都有過為鄭桓公“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的經歷。鄭桓公東遷，在公元前773年。而子產說這番話，在公元前523年。前后兩個半世紀，無論國君，還是商人，不知幾代，而能信守盟誓如此，足見他們之間存在著某種非常穩定的主從關系和利益關系。
（4）城市生活市場與鄉村生活市場之關系
這種城市生活市場的存在，對鄉村生活市場的發展有具很大的制約作用。惟城市生活市場的存在，基本是以貴族領主對農民的剝削為前提的，貴族領主對農民的剝削越重，農民在鄉村生活市場上可用于交換的東西就越少；而相對來說，城市生活市場就比較繁榮；反之亦然。</FONT>

孫駿 · 發表于 2005-1-21 14:06:49

然而，就是從西周末年和春秋開始，農民所受的剝削在不斷地加重。由于“不藉千畝”，公田共耕制最初在周朝的千里王畿之內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則是公田分耕制。這種制度上的變化，使西周的各級貴族領主的剝削能力，得到了極大的釋放。從此，他們的土地剝削，實際上不再為公田所囿，也再沒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履畝而稅”的實行。所謂“周人百畝而徹”，講的就是這件事。（《孟子·滕文公上》）而“什一”的
稅率，也因此不再有土地制度上的保障；對力役的剝削，也不再有過去的那種限制。而后，在各個諸侯國內，也都陸陸續續地實行了這樣的制度。所謂“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孟子·滕文公上》），所謂“初稅畝”（《左傳》昭公十五年），也都是同樣性質的東西。于是，就有了諸如“民三其力，二入于公”（《左傳》昭公三年），或“租賦歲倍”（《新序·雜說》）這樣的極端情況，其一般也就可想而知。春秋戰國
時期的城市生活市場，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有了比較迅速的發展。
（5）商人地位的上升
在春秋戰國時期土地和賦稅制度逐漸變化的數百年間，政治上也是“禮崩樂壞”?！岸Y樂征伐自諸侯出”，或“自大夫出”，甚而至于“陪臣執國命”（《論語·季氏》）。故至戰國之世，齊、楚、燕、趙、韓、魏、秦七雄，終于形成了各自的一套相當完整的君主專制集權制度。在這一過程中，傳統的貴族領主被逐漸消滅了。隨之而逐漸形成的，則是君主和軍功貴族對農民的控制權。而傳統的貴族領主之被消滅，使得原來從屬于他們的那些商人們，也越來越多地獲得了獨立的地位。這些人有世代積累的財富和經商的經驗，一旦獨立了，更是長袖善舞，積累了更多的財富。與此同時，他們的社會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國語·晉語八》記叔向語：“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于民也?！贝搜陨倘穗m富，卻也只能乘坐皮木做成的車子過朝；盡管他們擁有的財力，足可以用金玉裝飾車子，用絲帛制作衣服，甚至可以用財賄結交諸侯。
叔向說這番話，大約是在公元前541年。但是到了春秋末年，孔子的弟子子貢，居然棄仕從商，而且還“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史記·貨殖列傳》）子貢曾在衛國做官，地位不低。但作為一個商人，可以跟國君分庭抗禮，卻不見得全是沾了曾經做過官的光。商人有了自己的獨立的地位，又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再賤視他們本已不符合當時的潮流。
那時，商人們對自己所從事的這番生業，也是非常自豪的。曾為魏相的商人白圭，就聲稱：“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史記·貨殖列傳》）從這一段話里，我們可以感受到一種商人的自信，一種與政治家比肩而立的良好的自我感覺?？梢?，說子貢到了哪個國家，“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
也決不會是戲語。然而像他這樣，做生意還要“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諸侯”，不會就是想要炫耀一下，一定還有別的什么實際的目的。這個問題，容后再談。
（6）戰國鄉村生活市場蠡測
由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以及商人本身對財富的積累，至少在戰國時期，經營一般商品已經不算是什么難事了。但經營一般商品，在當時要想發大財，卻又非常不容易。蓋當時的農民，所受剝削之程度，已非常之深，可用于交換的農產品十分有限。魏相李悝曾經談到當時農民的生活狀況：“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
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余千五十。衣，人卒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錢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石。不幸疾病死傷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漢書·食貨志》）”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農戶，如果按正常的年成和消費，余糧一般為四十五石。這四十五石糧，除去種子和飼料，究竟還有多少可以拿到市場上去銷售？這是個疑問。可以肯定的是，李悝所說的“十一之稅”，僅僅
是所謂田稅，別的“賦斂”尚不在其中。如果要都算上，農民實際的剩余勞動產品，恐怕要接近于零，甚至還可能是個負數。所以，當時鄉村生活市場上的交換，相當多的，可能必須動用我們通常所謂的那個“必要勞動產品”了。農民的家庭，為了鹽、布和鐵農具等必需品，不得不拿出一部分口糧，甚至是種子，到市場上去交換；有的則必須去借高利貸。在這種情況下，鄉村生活市場上的交換，隨著人口的增加，或許較從前要略微集中一些，總量或許也會大一些，但仍是相當分散的，每一次的交易量也仍然很有限。另外，就李悝以錢幣來計算農民的市場消費需求而言，恐怕當時鄉村生活市場上的交換，也有相當一部分要通過貨幣進行來進行。又據《史記·滑稽列傳》記西門治鄴事，謂：“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此亦為當時鄉村中貨幣經濟之明證。但在這樣的生活市場上，要從事稍大規模的商業活動，仍會面臨交易費用過高的問題。活躍其中的，絕大部分仍為販夫販婦。
（7）戰國城市生活市場所受之限制
戰國時期一般商人的活動，仍是在城市生活市場上。城市在戰國時期，有了很大的發展?！稇饑摺ぺw策》記趙奢答田單語，謂：“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眾，無過三千家者?！袂д芍侨f家之邑相望也?！贝艘嗖皇翘撜Z。如當時韓國的宜陽縣城，居然“城方八里，材士十萬”，（《戰國策·東周策》）規模有如一郡城；而齊國的國都“臨淄之中七萬戶”（《戰國策·齊策》）。楊寬先生
指出；“戰國時代各國已普遍設置郡縣，小郡有十多縣，大郡有三十多縣。縣筑有城，城中有市。”（《戰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從城市的規模之大，數量之多，或可以想見當時城市生活市場的繁榮。然而在這些個城市中，“千鐘之藏”“萬鐘之藏”（《管子·輕重丁》）者比比皆是。如宜陽縣城，《戰國策·東周策》上說它“粟支數年”。《史記·張儀列傳》說“秦地半天下，積粟如丘山”。同書《蘇秦列傳》則說燕、趙二國“粟支數年”，齊國“粟如丘山”，楚國“粟支十年”。毫無疑問，積儲如此大量的糧食，無非是要用于日常的軍事消費、官吏俸祿（參見王惠賢、陳鋒主編的《中國俸祿制度史》第一章20～21頁）和備戰。而當時政府所需之手工業品，也同樣取自于官府手工業。據《周禮·冬官·考工記》，當時的官府手工業有：“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王，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筑、冶、鳧、栗、叚、桃、；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畫、績、鍾、筐、【】；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摶埴之工，陶、旊。”
除此之外，當時主要的官府手工業還有紡織?！蹲髠鳌烦晒贻d：“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斫、執鍼、織纴，皆百人。”顯然，其中的執鍼和織纴之工種，即與紡織有關?？梢?，城市作為當時的政治、軍事中心，其主要人員（軍政人員及其家屬）的消費，是來自于政府的實物支付，而不是來自于市場。這必然會使當時城市生活市場的發展，受到極大的限制。所以，城市在當時，未必就是可以讓一般商人們做大生意的
地方。
（8）鹽鐵特許權與鹽鐵巨商的出現
戰國時代的商人，真正發大財的，主要還是那些鹽鐵商?！妒酚洝へ浿沉袀鳌飞纤浀膽饑鴷r代的大商人，如：白圭、猗頓、郭縱、烏倮氏、寡婦清之先世、蜀之卓氏、梁之宛孔氏等，凡七人。其中，除了白圭和烏倮氏，其他五人皆以經營鹽鐵致富。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鹽鐵為人民的生活和生產所不可或缺，經營這兩種商品的人最能致富。然當時能經營此兩種商品之人，必定要得到國家的某種特許權。其如鹽的生產和運銷，就不是隨便哪個人都可以從事的。《說苑·臣術》上說；“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征諸賈人?！贝藶榇呵飼r事。秦地本不產鹽，由商人從鄰國販運，應該由來已久。如今生出秦穆公指定商人販運食鹽事，只能說明秦國大約于此時建立了經營食鹽的特許制度?？梢钥隙ǖ氖?，這種特許權的授予，不僅會給獲得它的商人們帶來豐厚鹽利，秦國的國君也肯定可以從中分肥。秦在商鞅變法時，這種特許制度可能有了進一步的強化。后來董仲舒論及秦用商鞅之法，就談到“鹽鐵之利”倍增（《漢書·食貨志上》的情況。
相信整個春秋戰國時期，各國對鹽鐵的經營，都會逐漸實行類似的特許制度?！豆茏印ずＭ酢分^管仲與桓公論富國之術。管仲曰：“唯官山海為可耳?！被腹珕柟苤伲骸叭粍t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答道：“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售鹽于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與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用人之數也?！贝酥^無山海之利的國家，可以通過控制對鹽鐵的進口來富國。至于有山海之利的國家，更可以通過對資源之壟斷，在當時的國際貿易中取利。如《管子·地數》就聲稱，有鹽的國家，可以“煮沸水以籍於天下”。
以國家對鹽鐵資源的壟斷來攫取利益，在當時被認為是有效的辦法，就是實行鹽鐵特許制度。問題是，這樣的特許權，是決不會白給的。商人們為了獲得這種特許權，必須去交結權勢。《史記·貨殖列傳》謂刀閑用奴虜“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起富數千萬”。此雖是西漢時事，然亦可以想見鹽商與官府之交通，在戰國乃至更早的時代都已經產生。可以想見，如子貢之“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大概也就是為
了這類特許權的緣故。

孫駿 · 發表于 2005-1-21 14:08:15

從《管子》的記載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這種特許制度的立意與大概的做法。其《海王篇》記齊桓公與管仲語，曰：“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境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边@就是說，如果國家以直接經營的方式對冶鐵進行壟斷，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是得不償
失的；應該采取的方式是“與民量其贏”，從而與民（商）分利。可知此項關于冶鐵特許制度的立意，與前面所說的食鹽特許制度，原是一樣的。
春秋戰國時期，惟此種鹽鐵特許制度的建立，才使得鹽鐵經營中逐漸形成了某種排他性產權，由此形成了鹽鐵經營的規模效益，造就出以上所說的這些大商人。否則，要么是國家徹底壟斷鹽鐵，要么就是鹽鐵的完全分散化經營。在完全分散經營的情況下，以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不可能有什么人具有這樣的實力，以至于足以獨立地對鹽鐵進行壟斷性經營。
（9）白圭之“二十取一”
其他的交換領域里，商人雖然也可以通過賤買貴賣發財，但總是極不容易的。像范蠡那樣，因為在“天下之中，諸侯四通”之地做生意，以至十九年中“三致千斤”（《史記·貨殖列傳》），實屬鳳毛麟角。如白圭，司馬遷轉述了他講的經商發財的道理，轉述了他對經商的道理并非泛泛之輩能夠掌握的感嘆，卻并沒有講他究竟發了多么大的財。另一個烏氏倮，按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上所說，他先是畜牧牛馬“及眾”；賣掉之后，又去“求奇繪物”，獻給“戎王”；“戎王”接受了他的饋贈，只知道是好東西，卻不知倒底價值幾何；及回贈牛馬，竟“什倍其償”。顯然，這個烏氏倮并不是什么商人。
《孟子·告子下》記孟子與白圭論什一稅。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白圭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泵献釉唬骸胺蚝?，五谷不生，惟黍生之；無城廓、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餐，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于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白圭身為魏相，且為“天下言治生者祖”，像孟子講的那些道理，他是不會不懂的。也許他是太想實行二十稅一，才忍不住把話講了出來，結果被孟子用極普通的道理搶白了一頓?！睹献印飞蠜]有記載白圭的反駁。但這樣的一精明而且頗有地位的人，講出之樣的話，或亦有它自己的道理。
也許，白圭所考慮的，就是以降低農業稅的辦法，來促進市場的交換。他是商人出身，這樣想是完全有可能的。何況他的生意經就是：“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熟取谷，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欲長錢，取下谷?！保ā妒酚洝へ浿沉袀鳌罚┒羞@些，都必須是在低稅率的情況下才能做到的。蓋在高賦稅的情況下，農民能投放上市的谷物決不會多；而那些軍功貴族，盡管擁有大量的地租，但因為谷價看漲，也不肯輕易將糧食上市，甚者至于“腐朽五谷而不散”（《管子·輕重丁》）。如此，即便是收獲季節，正是商人準備“人棄我取”的時候，可谷價還是掉不下來，以至于越來越貴。商人手上沒有糧食，糧食越貴對商人越不利。就谷價貴賤對農商所造成的傷害，范蠡曾謂“二十病農，九十病末?！保ā妒酚洝へ浿沉袀鳌罚┌坠缗c范蠡差不多是同時代的人，想來也不會不懂得這個道理。
可是，在戰國時代，以控制谷物來最大限度地控制市場，提高谷物價格，似乎已成為國家財政的一項主要目標?！豆茏印睢吩唬骸胺参骞日撸f物之主也。谷貴則萬物必賤，谷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谷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故萬民無籍，而國利必歸於君也?！庇衷唬骸叭司龗镀涫常仄溆茫瑩杏喽撇蛔恪！眹邑斦驊馉幍男枰?，勢不能不以實物為主，賦稅也因此不能不重；而
控制了糧食，在當時也等于是最有效地控制了社會的經濟命脈。必須特別指出的是，這種對于糧食的控制，必須造成市場對糧食的需求有一個較大的缺口。只有這樣，才能做到“據有余而制不足”。商人在這樣的情況下，那怕他就是白圭，早已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生意經吃得透很很了，也一樣莫可奈何。
3、鹽鐵商人與鄉村生活市場
業已指出，戰國時期國家對手工業品的消費，大都來自于官府手工業。國家如果需要什么，也盡可以從人民那里征取?？偠灾?，當時是不存在什么國家定貨市場的。由此可以推論，當時鹽鐵的銷售，主要是在鄉村生活市場上。且由于受國家之橫征暴斂，農民實際能夠用于市場交換的東西非常有限，這決定了他們在鄉村生活市場上要得到的，主要就是鹽鐵。如果此言不謬，那么，在當時的商人中，真正與鄉村市場之交換有密切關系的，應主要是鹽鐵商人。
《史記·貨殖列傳》說刀閑利用奴虜，為自己“逐漁鹽商賈之利”。據此“漁鹽商賈”四字，可知刀閑經營的項目，除了食鹽之外，還有其他的一些商品。估計刀閑是利用這些奴虜，在各處設立貨棧，把鹽批售給那些活躍于鄉村市場上的販夫販婦，任其銷往別處。然而在這后一種交易中，總會有相當大比例的物物交換。這些貨物，或被販夫販婦們自己屯積起來，以乘時牟利；如果市場前景看好，貨棧也會同意以此類貨物充抵買鹽的貨款。實際上，由鹽商來兼營鄉村市場上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貿易，是最經濟的。蓋食鹽的運銷，不僅范圍廣大，銷售量也大而穩定。鹽商因此有能力在一個相當大的地界之內，于各處建立固定的銷售點，并通過販夫販婦把鹽銷售到鄉村的角角落落，由此周知其銷鹽地界內的各種貨物的行情，利用銷鹽網絡兼營其他貿易，降低交易成本。
在這一方面，鐵商與鹽商也有同樣的優勢?！妒酚洝へ浿沉袀鳌飞险f：“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贝恕耙蛲ㄉ藤Z之利”數字，即為鐵商通過其經營冶鐵之便利，兼營其他貨物之交易。
以上兩事，或漢或秦，但可以想見戰國時的鹽鐵工商之家就是這樣做的。司馬遷說“齊俗賤奴虜”，而刀閑用他們“逐漁鹽商賈之利”。這突出了刀閑之與眾不同，也突出了“齊俗”與其他地方之不同。戰國時，用奴隸經商，應該是很普遍的事。《貨殖列傳》謂白圭“與用事僮仆同苦樂”。此所謂“用事僮仆”，想必就是為他經營商業，并且能獨當一面的人物。
一方面，在一定的地界內，建立起自己的鹽鐵銷售網絡；另一方面，又利用這一網絡，周知這一地界內各處的市場行情，兼營其他貨物。于是，戰國時期的鹽鐵商人，不僅成為當時社會中財力最富厚的一個商人階層，而且他們的活動也在一定的地界內，使當時的城鄉生活市場有了某種統一性。這種統一性，表現為商人勢力及其牟利行為，對原來的“以其所有，易其所無”的鄉村生活市場的改變。

孫駿 · 發表于 2005-1-21 14:11:33

　　二、大一統之后的國家財政市場

　　所謂財政市場，是因政府之財政施為而形成的市場。在一個農業社會里，這種財政市場，一般是以擠占生活市場為自身存在的前提的。財政市場越是膨脹，生活市場就越是萎縮。在中國古代，政府建立財政市場的手段，或是借助其賦稅政策，或是借助其專利政策。而市場交換的普遍化，以及相當程度的貨幣經濟，則是財政市場形成的必要條件。問題在于無論是市場交換之程度，還是貨幣經濟之程度，往往都是政府選擇的結果；而強大的政府力量，以及在當時壓倒一切的政府財政需求，使得政府在作出這種選擇時，所受的制約是非常有限的。
1、漢代的貨幣財政與財政市場
（1）戰國、秦朝的賦稅征實政策及原因
　　根據《漢書·食貨志》，可知李悝以錢幣來計算農戶的市場消費需求。根據《史記·滑稽列傳》，亦可知鄴縣三老、廷掾賦斂百姓以錢幣。故可斷言，在戰國時期，鄉村生活市場上的貨幣交換關系，已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鄉村生活市場上的貨幣交換關系的發，與鹽鐵之消費關系最為密切。但盡管如此，在當時通常的賦稅征收中，征收貨幣的情況不會很普遍。因為當時各國所厲行的，是一種戰時體制，通行的是實物財政。
實物與貨幣二者，政府選擇的主要是實物。《管子·山至數》謂管仲曰：“王者藏于民，霸者藏于大夫，殘國亡家藏于篋?！被腹珕柟苤伲骸昂沃^藏于民？”管仲答道：“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下令于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D藏于民。歲豐，五谷登，五谷大輕，谷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谷為君，幣為下。國幣盡在下，幣輕，谷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谷之一分在下，谷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谷，三在上，一在下，復篋也。”要詳解此段文字，殊屬不易。為不至于引出歧義，不如抓住關鍵的“賦無錢布，府無藏財”一句。蓋國家實行賦稅征實的政策，而不向農民征取貨幣，買賤鬻貴之權就不會落入商人手里。而所謂藏富于民，亦即藏幣于民。此則為國家通過對谷物的控制，來控制人民的生計。呂思勉先生指出：“然則藏富于民，乃謂散幣以聚谷，非謂上于人民之生計，一無所知，徒以寡取為仁”。對此，先生所作《＜管子·輕重＞三》已論之甚確。（見《呂思勉讀史札記》）顯然，賦稅征實是戰國時期各國財政賦稅政策的基本特點。征實的主要內容是谷物和布帛。除此之外，各國還對人民征取沉重的力役。“力役之征”與“粟米之征”和“布縷之征”，（《孟子·盡心下》）是戰
國時期各國財政的三個主要來源。
秦統一之后，一方面為修長城、筑道路、建宮殿、造陵墓等，征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另一方面為保持一支強大的軍隊和一個龐大的官吏系統，也不得不征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故其時國家之賦稅征收，亦不得不以實物和力役為主。秦一直有所謂“口賦”?！稘h書·食貨志》引董仲舒語，曰：“秦用商鞅之法，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笨芍谫x創自秦統一六國之前?！妒酚洝埗愑嗔袀鳌芬?font class="jammer">& z+ _% l+ O* |9 E1 e1 N
臣語，謂秦朝“頭會箕斂”。所謂“頭會”，就是按人頭征收谷物；而“箕斂”，則是征收時以箕量谷的樣子。可見，統一之后，口賦制度仍被沿用，征取的一般也還是實物。
（2）西漢賦稅大量征收征收貨幣
入西漢之后，賦稅征收實物和力役的政策被改變了。其時，國家因“輕徭”而始能“薄賦”。但此所謂“輕徭”，并非就是減省力役之征，而是將其轉化為國家的貨幣收入。如西漢之“更賦”，《漢書·昭帝紀》注曰：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雇更錢者，次值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天下人皆直邊戍三日，亦名
為更，律所謂徭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可知其時男性年二十三至五十六者，凡不具備免役特權的，每年都必須在郡縣服役一月，叫作“卒更”。而不愿服“卒更”之役者，則可以出錢二千代役，叫作“踐更”。此外，無論何人，每人每年還必須戍邊三日，或出錢三百充役，是為“過更”。蓋此卒、踐更及過更，并不屬“正卒”之役。按《漢書·食貨志》注：“師古曰：‘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又《文獻通考·戶口考》一，謂“戍中都官者一年”?？芍渲髋c更賦無關。估計這種為期一年的卒役，一般民戶是免不起的。踐更一月為二千，過更三日為三百。以此類推，正卒之役又當幾何？惟在武帝之前，國家真正征用的力役有限，百姓凡未被征用者，就必須繳納更賦錢。后來王莽特別拎出漢朝“常有更賦，罷癃咸出”這一點，以示漢朝之弊政。（《漢書·食貨志》上）可見，更賦是為漢朝財政的一項重要的貨幣收入。
除更賦之外，西漢征取錢幣的大的稅項，還有口賦和算賦?！稘h書·昭帝紀》注曰：“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馬也?！蓖瑫陡叩奂o》曰：“（四年）八月，初為算賦?！弊⒃唬骸叭绱驹唬骸疂h儀注：民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同書《惠帝紀》曰：“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弊⒃唬骸皯吭唬骸疂h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謫之也?！睗h朝的田稅之輕，是眾所周知的。高祖時，“輕田租，什伍稅一”。至景帝時，又行“三十而稅一”。（《漢書·食貨志上》）用孟子的話來說，這算是“貉道”了。但無論口賦、算賦，還是上面所講到的更賦，最終都是出自田畝。它們實際上所反映的是同一個主題，即漢朝財政在很大程度上的貨幣化，以及因這種貨幣化而形成的一種非常態的財政市場。所以，經過文景之治，一方面固然是“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而不可食”，而另一個方面則是“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史記·平準書》）
（3）鄉村生活市場萎縮
將實物和力役之征轉化為貨幣之征，是需要一定的市場基礎的。毫無疑問，就像前面所分析過的那樣，這樣的市場基礎，在戰國時期就已經存在了。但是，這樣的轉化，并不能使原來的生活市場進一步擴大，而只能是造成財政市場對生活市場的擠占。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糧食價格過低?！妒酚洝ぢ蓵分^孝文帝即位時，“粟至十余錢”一石。《太平御覽·時序部·豐稔》引《桓子新論》語：“世俗咸曰，漢文帝躬儉節約，修道德，以先天下，天下化之，故致充實殷富，澤加黎庶，谷至石數十錢?！薄讹L俗通》則謂：“文帝盛時，谷升一錢（合一百錢一石）?！贬槍髢蓚€數字，彭信威先生指出：“這些價格同中國歷史上其它低物價比起來，似乎并不低。但要知道，當時用的是四銖半兩，而且還有許多私錢。考慮到這些因素之后，就曉得當時物價確是很低。所謂文景之治就是建立在這種低物價上的?！保ㄅ硇磐骸吨袊泿攀贰?63頁）
至于造成這種低物價的原因，則是財政市場上的貨幣緊缺。蓋國家把大量的實物和力役之征轉化為貨幣之征，貨幣緊缺就是當時的一個不可避免的現象。正因為如此，農民必須以更多的土地產品去換取所需交納的貨幣；而商人們則可以以較少的貨幣收購更多的土地產品。這就是國家財政市場對鄉村生活市場的擠占。其后果則如晁錯所說：“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
（《漢書·食貨志上》引晁錯語）
這種財政市場對鄉村生活市場的擠占，對鹽鐵商人是最有利的。這是由于在國家財政市場上，他們可以出更低的價格，收購到比原來更多的土地產品和賺取更多的貨幣。這也就使我們不難理解，漢初那些發大財的，主要還是鹽鐵商。如《史記·貨殖列傳》所例舉之蜀卓氏、程鄭、宛孔氏、曹邴氏、刀閑等。
（4）晁錯貴粟疏釋讀
鄉村生活市場因鹽鐵商人的卷入，而產生了以牟利為目的，以貨幣和商人為媒介的交換關系。然而財政市場的建立，卻并非是由鄉村生活市場中的這些既有的市場因素所決定的。導致財政市場建立的原因，不在于市場，而在于政府的財政需要。必須指出的是，財政市場的建立，與政府采取某些財政措施來推動經濟的發展，是毫不相干的。實際上，有時候政府為自身財政利益而制定的某項財政政策，確實會對當時的經濟產生積
極的作用。如鹽鐵經營的特許制度就是這樣。但是，如果把市場作為增加國家財政的工具，把生活市場利用為國家財政市場，作用就完全相反了。對于這個問題，當時人也已經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漢文帝時，晁錯曾上疏，其中說道：
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浇裰畡眨羰姑駝辙r而已矣。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余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于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之兵百萬，而
亡粟，弗能守也?！币允怯^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漢書·食貨志上》）
這段為人所熟知的文字，其中著重講了通過“貴粟之道”，可以使“富人有爵，農民有錢”，“貧民之賦可損”的道理。值得引起重視的是，晁錯這段話的中心思想就是“貴粟”，并因此請求漢文帝減輕對“賦”的征收。所謂“賦可損”，“民賦少”，都是他對漢文帝直接提出的要求?！稘h書·食貨志上》所載晁錯之言，還講到“明君貴五谷而賤金玉”，講到漢朝的“急政暴賦”。聯系到以上所引晁錯講到的“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等語，可知他實際上是在強調“賦”在商業侵害農民時所起的作用。而他所講的商業，實際上指的正是由國家之“賦”而形成的財政市場。

孫駿 · 發表于 2005-1-21 14:14:25

（5）西漢建立全面的財政市場的努力
西漢至武帝統治時期，由于出現了財政危機，國家遂企圖獨享財政市場之利益。其具體的做法，就是取消行之已久的鹽鐵特許制度，由政府自行經營鹽鐵。其時，王國的問題已經解決，山海資源的壟斷權也已全部收歸朝廷。這些都為國家壟斷財政市場之利益創造了條件。于是，在公元前119年，漢武帝“使孔僅、東郭咸陽乘
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值得注意的是，孔僅和東郭咸陽，一個是當時的“南陽大冶”，一個是“齊之大鬻鹽”；而后來厲行這一鹽鐵官營政策的桑弘羊，也是“賈人子”；至于各級鹽鐵官吏，通常也都選用“鹽鐵家富者”（《漢書·食貨志》）擔任。這種用原來的鹽鐵商為國家經營鹽鐵辦法，顯然是為了爭取鹽鐵商的合作，并利用他們經營鹽鐵的現成經驗和銷售網絡，最大限度地減少鹽鐵官營的成本。
以鹽鐵官營來壟斷鹽鐵之利，國家不僅可以吃掉鹽鐵商經營鹽鐵所獲的利潤，還可以吃掉他們借助國家財政市場所獲得的那一部分利潤。而更重要的還在于，通過對鹽鐵的壟斷，國家可以充份地發揮財政市場的斂財效應。鹽鐵“賈貴，或強令民買之”（《漢書·食貨志》），這是西漢實行鹽鐵官營之后很普遍的做法。把農
民對鹽鐵的消費納入了國家的財政市場；鹽鐵的價錢又往往比過去貴了很多；而本來在生活市場上通過物物交換就可以得到的東西，現在卻必須支付了貨幣才能得到；于是，在漢武帝治下的農民，他們的生活和生產幾乎全都被控制在國家的財政市場上了。
必須指出，從總體而言，秦漢以至明清，像西漢這樣實行全面鹽鐵官營的，畢竟是少數。官營鹽鐵，因其成本是最高的，所以不可能長久地施行。《鹽鐵論·刺權》曰：“自利官之設，三業（鹽鐵、均輸、酒榷）之起，貴人之家云行于涂，轂擊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執國家之柄以行海
內，非特田常之勢、陪臣之權也；威重于六卿，富累于陶衛，輿服僭于王公，宮室溢于制，并兼列宅，隔絕閭蒼；閣道錯連足以游觀，鑿池曲道足以騁鶩；臨淵釣魚，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鞠斗雞；中山素女撫流微于堂上，鳴鼓巴俞作于堂下；婦女被羅紈，婢妾曳絺紵；子孫連車列騎，田獵出入，畢弋捷健?！鄙倘耍ㄖ饕躯}鐵商）搖身一變而為朝廷“利官”，即專權擅利、窮奢極欲的到如此地步，以至于把鹽鐵之官營，變為朝廷內部對鹽鐵高額壟斷利潤的分臟。惟此，要滿足國家之財政需求，鹽鐵的價格自不能不一漲再漲。像這樣的狀況，雖然在某些場合下可以稍得改善，但其敗壞的趨勢則不可避免。最終，所謂鹽鐵之官營，不過是似有還無的一種東西了。后來王莽實行“五均六筦”，其“六筦”之中，有鹽鐵之官營（《漢書·食貨志下》）?？梢?，在此之前，這一制度基本上已是形同虛設了。
2、  國家財政市場之重建
（1）中唐以前國家財政以實物和力役為主
自西漢而后，歷代對鹽鐵，一般都不再實行全面的官營，而是實行“專利”。如東漢，雖曾仿效西漢，實行鹽鐵官營，卻終因“吏多不良，動失其便”（《后漢書·和帝紀》）而放棄。此后，歷三國、兩晉、南北朝、國家對鹽鐵的控制則趨于松弛。此固由國家分裂、戰事連綿、政治動蕩、政權更迭所致，但也有其他更重要
的原因。如這一時期的北方，由于戰爭所造成的極大破壞，人口大量死亡，生產奄奄一息；其地之所產，人力之所出，尚不足供國家之實物與力役之需求。在這種情況下，鄉村市場的交換，恐怕基本只能是以物易物了。《三國志·魏志·文帝紀》上說，其時“以谷貴，罷五銖錢”?！锻ǖ洹な池洶恕芬嘤洿耸?，謂當時“罷五銖
錢，使百姓以谷帛為市買。”至于其他各朝，除了西晉，情況也大致如此。《魏書·食貨志》就說，北魏一直到太年間，都還是“錢貨無所周流”。既然在鄉村生活市場上是物物交換，既然國家對實物與力役的榨取都嫌不足，那么與其對鹽鐵抽稅或實行官營，間接地榨取農民，倒不如直接從租調力役中榨取來得更方便些。東
漢之后，中國北方之各政權，之所以對鹽鐵之利不甚重視，關鍵就在于此。
至于當時的南方，因戰亂較少，又得大批北方人口南下，生產力有很大的提高，商業也遠比當時的北方要繁榮得多，于是又出現了一些將實物和力役折錢征收的情況。劉宋時，曾經“田進一畝，度以為錢”（《宋書·周朗傳》）。至南齊，田租、戶調、口稅和徭役征錢，則開始形成制度。永明四年（486年），詔令“揚、南徐二州，今年戶租三分二取現布，一分取錢。來歲以后，遠近諸州輸錢外，并減布直，匹準四百，依舊折半，以為永制”。（《南齊書·武帝紀》）其后，徭役亦折錢。如會稽的“塘役錢”，（《南齊書·王敬則傳》）揚、南徐二州的橋桁、塘埭丁，也都“斂取現錢”（《南齊書·東昏紀》）。據此，可知當時的鄉村生活市場，也有被國家利用為財政市場之可能。但是，這種對實物與力役折征貨幣的情況，從來都不曾成為南朝財政重要方面。此外，在南朝，即便是經營鹽鐵，也與經營一般商品并沒有什么兩樣，都只不過是私人經營而國家課稅?？偠灾?，國家既不在賦稅中征收大量貨幣，也不對鹽鐵實行壟斷,南朝的市場形態就比較正常，一般不存在財政市場擠占生活市場的問題。
入隋而唐，一直到安史之亂以前，國家之賦稅征取，主要仍為實物與力役。值得深思的是，此時南方賦稅征收中原有的貨幣之征，當國家統一之后，反而在租、庸、調的征取中消失了。此賦稅制度之取法于北朝，從表面上看，好像是一種制度上的“倒退”。然究其原因，則純粹是由當時的政治和軍事的形勢所決定的。蓋隋
朝的政治、軍事重心立于西北。而以當時西、北地方之物產，殊不足供西北之用。惟其如此，國家必須從各地征收大量實物，通漕設倉，以給西北。隋文帝在河南置黎陽倉、常平倉，在陜西置廣通倉；三倉逐次轉運長安。其后隋煬帝遷都洛陽，又置洛口倉、回洛倉。此外，隋之各州也都置倉積糧。而為了運輸上的便利，隋文帝
又開廣通渠，隋煬帝則開了溝通南北的大運河。凡此置倉積谷，開河運輸，都表明了隋朝的財政，因充實西北的需查，不得不主要依賴實物和勞役之征。及唐朝建立，亦一意經營西北，規模則有甚于隋，同樣需要調運天下物產，以濟西北之用及儲備?！缎绿茣な池浿?nbsp;    》上就說：“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一直到中唐之前，唐朝的財政都是以實物和力役為主的。
從隋朝統一到唐朝安史之亂，大約一百六七十年間，國家對鹽利也不甚注意?！端鍟な池浿尽分^隋時“通鹽池鹽井，與百姓共之。遠近大悅”。估計此所謂“與百姓共之”，即任民販運，國家不過課稅而已。問題在于隋朝對人口的控制是非常嚴格的，國家掌握了大量的人口，可以直接從他們那里征取了租、庸、調。且
其時，賦稅之征取以實物與力役為本，所以也就不必在乎鹽鐵之利。而唐朝在安史之亂前，對人口的控制亦基本不失規矩，租、庸、調之征取亦足，故也只對食鹽采取征稅的政策。在第五琦改革鹽法之前，唐朝鹽價低得驚人，每斗才十文錢?？芍敃r國家之鹽稅也是非常低的。
賦稅的征收，基本以實物和力役為主，對食鹽之課稅又非常之輕，可知隋唐兩代，在安史之亂以前的將近兩個世紀里，一直沒有建立起國家的財政市場。但安史之亂爆發以后，因西北政治、軍事重心之傾覆，這種情況則隨之改變。
（2）中唐以后國家財政市場之重建
公元758年，這是安史叛亂的第四年。由于安史的叛亂，唐朝原來在西北所采取的積極進取的政策，此時已經放棄。惟此，它原來所執行的財政政策，也相應地開始改變。而其時國家支出浩繁，賦稅之地以及可賦稅之人口卻銳減，急需采取新的財政對策。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唐朝開始改革鹽法。
據《新唐書·食貨志》：“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監院；游民業鹽者為亭戶，免雜徭；盜鬻者論以法。”及第五琦為諸州榷鹽鐵使，盡榷天下鹽，計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為錢一百一十。即此，可知第五琦已將食鹽的生產與運銷都改為官營。其具體的做法是：一、凡從事食鹽
生產者，必須經國家登記，成為專門生產食鹽的亭戶；二、一律于產鹽地設“監院”收購；三、采取“節級相輸”的運送方式（殷亮《嚴魯公行狀》）；四、“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很顯然，第五琦的鹽法改革，就是把食鹽的生產和運銷都改為官營。由此，唐朝始建立起國家的財政市場。但是，這種由食鹽官營而建立起來的財政市場，并沒有給唐朝的財政帶來很大的利益。其時，商賈固無所牟利，但國家一年的鹽利之入，也不過四十萬緡。其中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官營成本太高；另一方面則是由于官營食鹽只能在較小的范圍內銷售，有相當一部分食鹽必須轉賣給商人，才能銷往比較邊遠的鄉村。于是在四年之后，劉晏對第五琦的食鹽官營做了很大的改變。其基本精神，就是在食鹽產地，將所收官鹽高價批發給鹽商運銷，所謂“收鹽戶所煮之鹽鬻于商人，任其所之，其余州縣不復置官”（《資治通鑒卷二二六，大歷十四年》）。這一改變，不僅大量減省了原來必須由國家支付的食鹽的運輸和銷售成本，也使官鹽的銷售范圍擴大了許多。于是，僅十年左右，唐朝的鹽利就猛增到了六百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新唐書·食貨志》）。
顯然，第五琦搞的鹽法，與漢武帝時的鹽法基本如出一轍。我們把這種由國家直接經營食鹽的做法，叫作食鹽官營。而劉晏搞的鹽法，雖與歷史上通行的食鹽特許制度，在立法的用意方面有所一致，但就其攫取鹽利的方式而言，又與特許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具有很大的掠奪性，充份地反映出國家之暴力。劉晏之后，唐朝屢
次大幅度地提高食鹽批發價，每斗鹽從原來的一百十錢，進至二百錢、三百錢，甚至三百七十錢。而那些販賣官鹽的商人，在提高食鹽的售價上，也是膽大包天?！昂蕾Z射利，時或倍之”（《新唐書·食貨志》），這同樣是國家暴力的一種延伸。此即所謂國家“專利”。
“官營”的特點在于它是“經理型”，而“專利”的特點在于它是“稅收型”的。由劉晏所建立的這種食鹽專利制度，造成了一個巨大的國家財政市場，同時也成為歷代食鹽專利制度之藍本。唐以后，歷代對食鹽專利制度的設置越來越嚴密，卻不失劉晏之本意。而隨著社會經濟生活的進步，另外一些人民生活的必需品，諸
如酒、茶之類，也逐漸成為國家的專利品。但這些所謂的必需品，與食鹽之“必需”有本質上的不同，國家不可能對它們實行像食鹽那樣的專利，故不能與食鹽之專利相提并論。
雖然安史之亂終于在公元763年結束，但當時唐朝的西北和北部地區，已經是藩鎮遍布。朝廷既然不能控制這些藩鎮，其傳統的以西北為政治、軍事重心的政策，當然也就無法繼續下去。隨之而來的，則是傳統的以實物和力役為主的賦稅政策的放棄。據《舊唐書·食貨志上》：“大歷四年正月十八日，敕有司完天下百姓及王
公以下，每年稅錢分為九等：上上戶四千文，上中戶三千五百文，上下戶三千文，中上戶二千五百文，中中戶二千文，中下戶一千五百文，下上戶一千文，下中戶七百文，下下戶五百文?！庇謸锻ǖ洹な池浟酚涊d：“按天寶中天下計帳，戶約有八百九十余萬，其稅錢約得二百余萬貫。”
戶稅在唐朝武德年間（618～626年）就有了。然當時征取，并不一定用錢，可以折納實物，也可以征收貨幣。至開元時（713～741年），則征收貨幣，年平均稅額約為77萬貫。而自開元十年始，唐朝又征“別稅”80萬貫（以上參見李錦繡《唐代財政史稿》第二卷，第一章，第二節）。可見當時平均每戶要負擔的貨幣稅是很
輕的。按上引《通典》的記載，天寶時八百九十余萬戶，稅錢約二百余萬，平均每戶也只不過負擔二百二十余文。而根據大歷四年（769年）的戶稅交納規定，連第九等戶所必須交納的戶稅（錢），都要大大超出開元年間之平均數。不過，由于當時國家控制的人戶銳減，國家真正收到的戶稅總數，可能還不及天寶年間。
除戶稅之外，安史之亂以后，唐朝還創增“青苗錢”?！杜f唐書·食貨志上》說：“諸道稅地錢使、殿中侍御史韋光裔等，自諸道使還，得錢四百九十萬貫”。此事在代宗永泰二年，即公元766年。而這一年，亦即大歷元年。據《新唐書·食貨志一》謂這一年皇帝詔“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
名為青苗錢?！薄杜f唐書·食貨志上》還記載了大歷八年之朝廷敕令：“青苗地頭錢，天下每畝率十五文。以京師煩劇，先加至三十文。自今已后，宜準諸州每畝十五文?！笨磥?，在當時稅制極其紊亂，而國家財政又十分吃緊的情況下，青苗錢的稅率并沒有嚴格規定，不過是根據國家需要而隨時增減。
在楊炎實行兩稅法改革之前一年，唐朝的貨幣總收入為一千二百萬緡，其來源主要是鹽利、青苗錢和戶稅，另外還有其他的一些雜稅。但是，也就在實行兩稅的當年，唐朝的貨幣收入，不計鹽利，就高達一千三百余萬緡（《舊唐書·德宗紀》）。必須指出的是，兩稅法的一個中心問題，就是以“計錢”為體，以“折錢”為用，所謂“定稅計錢，折錢納物”。其大致的做法，就是國家財政以貨幣來預算賦稅總收入，征收的時候則按需要部分地進行實物“折納”。通過“計錢”與“折納”，國家財政的總的預算能力增強了，而農業賦稅的征收也與市場（財政市場）價格的起落聯系在一起。尤其是在兩稅法實行之后，因國家征取大量的貨幣，造成了市場上嚴重的“錢重貨輕”。在這種情況下，即便“計錢”的稅額不變，“折納”仍會使剝削量加大。兩稅施行之后，“物價漸賤，所納漸多”，甚至達到“往者輸其一，今過于二矣，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陸宣公集》卷二十二）的程度。
兩稅法之“定稅計錢，折錢納物”，使唐朝的財政市場極大地膨脹起來。兩稅法實行之后，數年之間，唐朝財政的貨幣收入就高達三千萬緡。（《通典·食貨六》）可以肯定地說，其中很大部分，是因兩稅“計錢”而來的?！顿Y治通鑒》卷249大中7年條，云：“每歲天下所納錢九百二十五萬余緡，內五百五十余萬緡租稅，八十二萬余緡榷酤，二百七十八萬余緡鹽利。”唐朝后期，國家財政分為上供、送使、留州三個部分。故此九百二十五萬余緡，當為上供部分。按此上供部分中貨幣租稅所占的59％的比例外例推算，唐朝三千萬緡的貨幣總收入中，由賦稅征收而來的，應該有一千七百余萬緡。在錢重物輕的情況下，賦稅征收如此之多的貨幣，上市的貨物必然倍增。于此，我們則不難想象當時國家財政市場上“商品經濟繁榮景”的景象了。然而不應該忘記的是，因為“折錢納物”，農民還不得不以國家財政市場上的價格標準，向官府繳納更多的實物。這種“折錢納物”，往往是“惟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征非所業，所業非所征，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陸宣公集》卷二十二）。毫元疑問，其結果肯定是使國家財政市場上的商品經濟更加“繁榮”。
3、  唐以后歷朝的國家財政市場
（1）食鹽專利制度的深化
劉晏的鹽法和楊炎的兩稅法，為唐以后歷朝之財政市場奠定了基本的制度基礎。但就食鹽專利本身而言，其壟斷利潤不可能長期保持在一個很高的水平上。因為，鹽價如果高到難以承受的程度，一方面會造成人民減少其正常的食鹽消費的情況；而另一方面則會引起大規模的食鹽走私。在前一種情況下，政府基于對可能造成的社會動蕩的憂慮，會以降低鹽價來緩解社會緊張。而在后一種情況下，政府如果不采取行動，官鹽的銷售量就會大量下降；而一旦采取行動，就會（1）增加大量的財政開支，甚至抵消政府在此項專利上的收入；進而（2）還可能引起某種軍事上的抵抗，甚至有目的的進攻。如唐末造反的王仙芝、黃巢，都曾是私鹽販子。
正因為存在私鹽的競爭，從五代十國開始，國家漸漸地把鹽利打入田賦一起征收。如后晉，“計戶征稅，每戶自一千至二百文，分五等；聽商人販鹽，民自習食”。（《二十二史劄記·五代鹽曲之禁》）又有所謂“蠶鹽”，“依夏稅限納錢”（《五代會要·鹽》）。而宋代則繼承和完備了唐、五代的食鹽專利制度，形成了更加嚴密的食鹽專利體制。郭正忠先生把宋代官鹽榷賣體制歸結為四點：“一是在某些榷禁地區的城鎮，官府自行批發或置場零售，令民隨意選購；二是大多數地區──特別是鄉村，實行蠶鹽和食鹽的定量賒賣；三是官府強制一部分居民定額認購食鹽；四是某些地區官府強制全體城鄉固定居民和流動人口，定時定量地認買官鹽而納錢，或不買官鹽也納錢?！睆闹形覀兛梢钥闯?，宋代的食鹽專利制度，在很大的程度上，已被納入國家的城鄉稅收體制，而主要是被納入了農業賦稅體制。其時有種種強制性的舉措，如所謂“隨產科敷”、“按稅”買鹽、“分等抑配、“按屋”攤派、按戶配賣、“計口科售”等等（皆參見郭正忠《宋代鹽業經濟史》第五章，第二節）；所有這些，實際上主要是與農業賦稅發生關系，它們也都是要通過國家財政市場來進行的。除此之外，宋代還實行官鹽商賣。即商人向官府購買鈔引，然后在限定的區域內運銷食鹽。
據郭正忠先生統計，兩宋之鹽錢歲收最高者，各約為2500萬貫和3100萬貫（見同書第六章表44、45）；而鹽錢在國家貨幣收入中所占的最高比值，各為36％和44％。（同書696頁）于此可見食鹽專賣在當時國家財政市場上所占份額之大。
宋以后，元、明、清三代之鹽法，就總的傾向而言，就是不斷增加人民計口配鹽的比例，然后任由已經向官府購買鹽鈔的商人，在規定的地域內銷售。其如元朝，在產鹽地行“食鹽法”，讓人民按戶口交納食鹽稅；又有“行鹽法”，由商人向政府購買鹽引，往鹽場支鹽，在規定的地區銷售。但為了對付食鹽走私，國家每每在私鹽泛濫之地區，“比屋計口配鹽，入其直以防民私”。這種情況在元代后期更加嚴重。而元朝的鹽利之入，則為國家最重要的賦入之一。“經國之費，鹽稅為重”，“國家經費，鹽利居十之八”。的情況，差不多就是如此。（以上引文及論點，見韓儒林主編《元朝史》354～355頁）至于明朝，其食鹽之專利，一是實行“計口給鹽”，二是實行與通商專賣有關的“開中”、“票鹽”等制度。（參見劉淼《明代鹽業經濟研究》第八、九、十章）《明經世文編》卷474載李汝華《戶部題行鹽法十議疏》，其謂明之“國家財賦，所稱鹽法居半者，蓋歲計所入上四百萬（銀兩），半屬民賦，其半則取于鹽筴”。此所謂“民賦”，可能是指制鹽之灶戶繳納的鹽課；至于“取于鹽筴”，即取之于種種通商專賣之措置。如果是這樣，就應該再加上因“計口給鹽”所
征之“鹽鈔銀（曾為鹽米、鹽鈔）”。必須指出的是，鹽在明代，其地位甚至有同于貨幣。其時，政府通過對鹽的控制，除了實行計口給鹽之外，還有納米中鹽、納馬中鹽，納鈔中鹽、納布中鹽和納鐵中鹽等等，還把鹽作為俸祿支付。這種政策最終仍是以貨幣交換的形式，到國家財政市場上去兌現的。及清，一直到近代之前，據《清史稿》記載，朝廷每年的鹽課，從順治時的約二百一十二萬兩，增至康熙時的約二百七十六萬兩、雍正時的約五百七十四萬兩、乾隆時的約七百零一萬兩、道光時的約七百五十萬兩（至宣統時，鹽課歲入約為四千二百萬兩。以上數字皆見于《清史稿·食貨志四》）。而同期國家所入之關稅，總是要略少于國家的鹽利之入。（見后）

孫駿 · 發表于 2005-1-21 14:21:17

（2）賦稅征收的市場化與貨幣化
由楊炎兩稅法所開創的“計錢”為體、“折錢”為用的賦稅方法，至兩宋也發展得十分完備了。賦稅征收貨幣，這已是當時國家財政的基本國策；而為了儲備的需要，貨幣也是國家儲備的重點。蓋此兩點，在幣財供應不足的情況下，肯定會造成“錢重物輕”。這是唐朝中期以后的中國經濟史中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但是，物有豐歉，市場對物的需求量則因時因地而有不同，國家遂亦通過“折變”來增加財政收入。此所謂“折變”，同于“折納”。即官府因甲、乙、丙各物之不同價格，以甲折乙，再以乙折丙，反反復復，“既以絹折錢，又以錢折麥。以絹較錢，錢倍于絹；以錢較麥，麥倍于錢”（《宋史·食貨志上》）。包拯說：“以用度日廣，所納并從折變。重率暴斂，日甚一日，何窮之有！”（《包拯集》卷1）及宋室南渡，“徒規折納所獲之甚
豐”（《宋會要輯稿·食貨》112）。其中僅折帛錢一項，竟至千萬緡。
但就整體而言，整個宋、元、明、清時期，賦稅征收貨幣，是當時國家財政的一個大勢。在錢重物輕的情況下，賦稅大量征收貨幣，無疑是迫使農民把大量的農產品拿到市場上去賤價拋售。宋人李覯曾說：
古人有言曰：“谷甚賤則傷農，貴則傷末?！敝^農常糶而末常糴也。此一切之論也。愚以為賤則傷農，貴亦傷農；賤則利末，貴亦利末也。蓋農不常糶，有時而糴也。末不常糴，有時而糶也。以一歲之中論之，大抵斂時多賤而種時多貴矣。夫農勞于作劇于病也，愛其谷甚于生也。不得已而糶者則有由焉。小則具服器，大則營婚喪，公有賦役之令，私有稱貸之責。故一谷始熟，腰鐮未解而日輸于市焉。糶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賤。賤則賈人乘時而罔之，輕其幣而大其量，不然則不售矣。故曰斂時多賤，賤則傷農而利末也。農人倉廩既不盈，竇窖既不實，多則數月, 少則旬時而用竭矣。土將生而或無種也，耒將執而或無食也，于是乎日取于市焉。糴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貴。貴則賈人乘時而閉之，重其幣而小其量，不然則不予矣。故曰種時多貴，貴亦傷農而利末也。農之糶也或合頃而收，連車而出，不能以足用。及其糴也或倍稱賤賣，毀室伐樹，不能以足食。而坐賈常窺人之余，幸人之不足，所為甚逸，而所得甚饒，此農所以困窮而末所以兼恣也。（《李直講先生文集·富國策第六》）
對于“一谷始熟，腰鐮未解而日輸于市”的原因，李覯指出了四條。但其中真正具有關鍵作用的，是“公有賦役之令”一條。正是迫于此“公有賦役之令”，谷物之上市，遂總是總是集中于一時。其時限之迫，上市量之大，必然導致價格之跌落，所謂“歲豐收成而州縣逼迫，不免賤價售之”（《長編》卷349）。至于其它
幾項，適成雪上加霜?？偠灾绻皇菄抑x稅大量征收貨幣，“日輸于市”的情況就不會發生。而有“日輸于市”，也就必然會有“日取于市”。“聚錢運本，乘粒米狼戾之時賤價以糴；翹首企足，俟青黃不接之時貴價以糶；其糴也多方折挫以取贏；其糶也雜糠粃而虧斗斛?！保ɡ钪畯稏|谷所見·牟利》）毫無疑問，像這樣的“商機”，必定會在國家財政市場的作用下，反復而有規律的出現。
隨著國家賦稅征收貨幣的比重越來越大，錢（銀）重物輕的情況也在不斷加劇，最終必然導致農民僅以自己的土地產品，尚不能供國家賦稅之征。于是，為了完納賦稅，農民們不得不將自己的家庭副業的產品，也投放到市場上去。徐光啟曾說：“（松江）壤地廣袤不過百里之遙，農畝之人非能有加于他郡邑也.。所由供百萬之賦，三百年而尚存視息者，全賴此一機一杼而已。非獨松也，蘇、杭、常、鎮之布帛枲苧，嘉、湖之絲纊，皆恃此女紅末業，以上供賦稅，下給俯仰，若求諸田畝之收，則必不可辦?！保ā掇r政全書·蠶桑廣類》）竭田畝之收，而不能應付國家之賦稅，以至于不得不仰賴家庭之副業，這與明朝之賦稅折銀有極大的關系（明朝大規模的賦稅折銀，始于在當時經濟最發達的江南地區征收“金花銀”；至萬歷年間張居正推行“一條鞭”，賦稅折銀已成為一項全國性的政策；此后“三餉”之加派，也全都是征銀）。蓋“自里甲改為會銀，均徭改為條鞭，漕糧漸議折色，則銀貴谷賤，而民有征輸之困矣”（《萬歷實錄》卷172）。而“銀力已竭，而賦稅如故也，市易如故也……故田土之價，不當異時之什一。豈其壤瘠與？曰：‘否，不能為賦稅也?！儇浿畠r，亦不當異時之什一。豈其物阜與？曰：‘否，市易無資也?！保ā睹饕拇L錄·財計一》）凡此，可見國家財政市場為害之深。
必須略加說明的是，明朝的糧價在總體上又是上升的（參見彭信威《中國貨幣史》第704～705頁明代米價表一、二、三）。但是糧價的這種上升，決不可能是在農民完納賦稅的時候，而只可能是在他們完納賦稅之后。換言之，這種較高的糧價，一般總是商人在市場上的賣出價，而決不可能是他們從農民那里的買入價。整個明清時期，盡管農業生產有發展，但人口的增長也很快，土地所產并非就能足用的。明人丘浚說：“寧以菽粟要錢物，使其腐于倉庾之中，不肯以錢物當菽粟，恐一旦天為之災，地無所出，金銀布帛不可以充饑，坐而待斃也?！保ā洞髮W衍義補·貢賦之?！罚┣鹂＿@種貴粟之思想，其實就是當時社會生產不足的正常反映。在這樣一個農業社會的市場中，既不可能有充足的糧食供應，糧價通常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乃理所當然。所以，我們也就能夠理解明末徐光啟所說的“銀錢愈多，粟帛將愈貴”的話，究竟是個什么道理。（《徐文定公集·屯田疏》）蓋因社會生產之不足，貨幣的供應量越大，物價也就不得不越貴。明中期以后有所謂“銀荒”，而恰恰是從那時開始，糧價也不斷上漲，白銀的購買力反而下降了。
農產品生產不足，農民卻必須賤價出賣自己的產品，然后甚至還要花高價去買回，這對于社會生產是極為不利的。顧炎武曾經談到過賦稅征銀之惡果：“往在山東，見登、萊并海之人多次言谷賤、處山僻不得銀以輸官。今來關中，自鄂以西至于歧下，則歲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賣其妻子。至征糧之日，則村民畢出，謂之
人市。問其長吏，則曰一縣之鬻于軍營而請印者，歲近千人；其逃亡或自盡者，又不知凡幾也。何以故？則有谷而無銀也。”（《亭林文集·錢糧論上》）而清朝在徹底完成“一條鞭”之賦稅編制之后，實行“攤丁入畝”，而大體以征銀為主。據《清史稿·食貨二》載：“總計全國賦額，其可稽者，順治季年，歲征銀二千一百
五十余萬兩，糧六百四十余萬石；康熙中，歲征銀二千四百四十余萬兩，糧四百三十余萬石；雍正初，歲征銀二千六百三十余萬兩，糧四百七十余萬石；高宗末年，歲征銀二千九百九十余萬兩，糧八百三十余萬石?！贝篌w而言，清朝賦稅征銀的總額，在近代之前，約占其貨幣總收入的三分之二。而其他的三分之一中，則以鹽課
最多，關稅（商品過境稅）次之。據周伯棣《中國財政史》所引，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清廷財政的白銀總收入，達到4854萬兩，分別為：地丁2991萬兩、鹽課574萬兩、關稅540萬兩、耗羨300萬兩、常例捐輸300萬兩、落地雜稅 85萬兩、契稅19萬兩、牙當等稅16萬兩、蘆課魚課14萬兩、礦課定額8萬兩、茶課7萬兩（見
該書420頁）。其中，地丁銀、鹽課和耗羨三項，毫無疑問都來自于國家財政市場上的交換，占了清廷貨幣總收入的約80％。而其他的20％，也未必全都是在生活市場上的征商所得。如其中的300萬兩“常例捐輸”，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可能就來自鹽商。
《皇朝經世文編》卷46載李象鹍《平價禁囤議》，其中說道：“十年來，歲非太稔而谷甚賤。銀一兩得谷二石。居家用費不減于前，以谷易銀，僅得往日四分之一。于是，收租之家病。佃家終歲勤劬，竭一個之力，可種谷百石。以半納租，少亦須十之四?！按洪g力作，借銀糴谷，借谷種田。谷之息，借二還三。銀息不
過二分。而谷貴，借銀糴谷。谷賤，糶谷以償銀。轉移之間，其失自倍。于是，種田之家病。租入既多，興版筑，饜酒肉，市布帛。負其力者得其食，出所有者易所無。谷賤，則無所取資矣。于是，傭工匠作商賈亦病?！?font class="jammer">4 `: W- R0 e9 c7 V* D
這里，李象鹍一方面提出了谷價“賤則傷農，貴亦傷農”的問題；另一方面則更深刻地提出，因為谷價太賤，“收租之家”（非身份性的中小地主。）的消費遂不得不減少，而一般的手工業者和商人（中小商人與販夫販婦）亦將因此而“無所資取”。蓋此二者，都說明了當時的鄉村生活市場，因國家財政之擠占而萎縮。

三、余論

在中國古代，財政是國家一切經濟政策的中心。自春秋戰國時期“履畝而稅”制度的普遍施行之后，對土地的控制和管理，大大越出了原來甚為狹小的村社共同體范圍，而擴大到方圓幾百里、上千里、甚至上萬里的國家范圍。這是一個幅員極其廣大又極其分散化的小農社會，原有的社會基層組織──村社共同體，已經隨著
村社土地公有制的瓦解而解體了，原有的社會中間組織──貴族政治，也在君主專制集權形成的過程中，被逐漸消滅了。面對這樣巨大而又分散的社會，國家為實現其有效的控制，遂建立起一個龐大的軍事－官僚組織。這樣的一種體制，其本身的費用是很高的。因此，實現“大國效益”，是國家財政的根本目標。
所謂“大國效益”，即在廣土眾民的基礎上，通過一定的賦稅制度，將人民十分有限的土地產品，像涓涓細流江成大海那樣集中到國家手里。孟子說：“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善政得民財”（《孟子·盡心》）。其實他講的就是一個廣土眾民和國家財政之大國效益的關系問題。
戰國如此，其后的歷代王朝當然更是如此。國家規模越是巨大，體制越是復雜，就越是需要實現國家財政的大國效益。否則，就不可能維持這樣一種大一統的集權制度。（見拙作：《封建大一統與國家財政的“大國效益”》，探索與爭鳴，92·5）
但是，由于土地之控制和管理需要極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投入，一切有關限制土地占有、實行土地分配、界定土地產權，以及土地清查等制度措施，實際上是不可能實現的。在這種情況下，“履畝而稅”的制度理想就被束之高閣了。起而代之的，則是“舍地稅人”。中國歷史上之戶藉制度的發達，原因就在這里。但“稅人”極易造成賦役負擔之不均，引起大量人口逃亡；而事實也正是如此。惟食鹽專利制度之建立，不僅使國家通過財政市場提高了剝削率，也大大地擴大了國家稅人范圍。食鹽專利制度的建立，以及有關賦稅征收貨幣的種種制度，是保證國家充份實現稅人，推進了財政上之大國效益的兩項根本手段。
國家財政市場，從根本上說，是由國家財政政策所誘導出來的市場，它對正常的商品生產和生活市場的進步，具有很強的阻力。正是由于這種財政市場的存在，已使（1）商業對農業的侵害作用發揮到了極致；以至于（2）農民在生活市場上的購買率，一般是與他們在國家財政市場上的售賣率成反比的；由此（3）在中國大
多數地區的鄉村中，其生活市場幾乎一直處于少量的物物交換的窘迫狀態中；結果是（4）造成了小農經濟與家庭手工業的牢固結合，使中國的農村變得越來越封閉；而（5）城市生活市場則因國家財政市場上絕對的、及其嚴重的不等價交換，形成了畸形的繁榮；如此則（6）司馬遷所謂的“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不幸竟成中國經濟史中之宿命。總之，財政市場上的“商品經濟”越是“繁榮”和“發展”，鄉村生活市場上的商品經濟就越是蕭條、萎縮。中國古代經濟史中的一些基本問題，如商品經濟、交換方式、商人資本、資本主義萌芽、貨幣、消費等等，如果離開了對財政市場的認識，恐怕皆不得其解。
需要說明的例外是，明清時期的江南地區，出現了許多以工商業發展為基礎的市鎮。王家范先生指出，這些市鎮的形成途徑，與中國傳統城市很不相同：中國傳統城市形成的原因主要是政治的，而江南市鎮形成的原因主要是經濟的；它們不是以府縣為中心向四周輻射，而往往是在離府縣城較遠，與鄰府縣交界的地區率先出
現；從空間分布的角度考察，它們已深入到農村的各個角落，有相對固定的村落與之發生商業聯系，其中有些還沖破了行政區劃；市鎮的絲織業和棉紡業，不僅以市鎮手工作坊和居民家庭手工業為基地，而且還以四鄉農民的家庭手工業為強大后盾。（《明清江南市鎮結構及其歷史價值初探》，華東師大學報1984·1）而據《英宗實錄》卷21載，正統元年（1436年），明朝始在江南實行賦稅折銀（金花銀），當年即折入一百余萬兩，而民“甚以為便”。想來當時的江南農民，并不需要為了完納賦稅，馬上就將約四百余萬石糧食（當時每石折銀二錢五分）同時拋向市場。明人謝肇淛曾說：“三吳賦稅之重，加于天下，一縣可敵江北一郡，破家亡身者往往有之。而閭閻不困者何也？蓋其山海之利，所入不貲；而人之射利，無微不析。正所謂彌天之網，竟野之罘，獸盡于山，魚窮于澤矣。”（《五雜俎·地部》）按此，可知江南農民通過生產的多樣化，在國家賦稅征收貨幣的情況下，反而可以多方資取。
關于江南地區的這種例外，是尤其值得討論的。如明朝張居正曾說過：“三尺之法不行于吳久矣?！保ā稄埦诱龝鵂肪?）江南地區是國家賦稅之重地。故事關江南，朝廷總是慎之又慎，“優容”的地方自亦不少之。而江南地區之成為明清時代之全國性市場，則與國家的軍政消費有關。如日人藤井宏所著《新安商人之研
究》就曾指出：“明代，在華北諸省的北部，長城線一帶還存在著一個大消費地的軍政地區；他們把全國租稅所榨取來提銀子到此亂花?！保ㄒ浴痘丈萄芯空撐募罚不杖嗣?985年版，）惟此，則江南地區經濟與當時國家軍政消費之關系究竟如何，也非常值得深究。
財政市場問題，是中國經濟史中的關鍵問題。我們過去常說“超經濟強制”。中國古代的國家財政市場，就最集中地體現了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超經濟強制。研究中國經濟史，決不能忽視國家財政對經濟的決定性作用。那種因為最終起決定性作用的是生產力，就不在乎在這“最終”之前的種種問題，不再關心結構問題，
而是孤立地去找有什么，肯定不是正確的方法。其結果，必然是明清時有的，戰國、秦漢時找得到；城市里有的，山林里找得到；工商業中有的，農業中找得到；外國有的；中國找得到。但究竟有什么，是只有在結構中才能看出來的。（程念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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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古代經濟史中的市場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