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富治還鼓動造反派接管公安事務。12月31日，謝富治與周恩來接見了北京政法學院造反組織“政法公社”。謝富治竟突發奇想，對他們說：“你們是不是可以搞一個試點，把西城公安分局完全包下來，由你們去管。”周恩來憤怒地對謝富治說：“這是你說的，我不能同意！這事你決定不了，我也決定不了。這樣大的事，要經過政治局常委討論，還要請示主席批準才行。”
1967年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實行軍事管制，受到謝富治重用的軍管會副主任劉傳新掌握了軍管會的實權。在謝富治的授意下，軍管會先后炮制出《關于北京市公安局問題的匯報提綱》和《關于徹底改造舊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問題》兩個材料，誣陷公安局“是彭真、劉仁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10名正副局長、117名正副處長、分（縣）局長都是特務、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1000多壞人”。同時，謝富治還要求全國加快砸爛公、檢、法的步伐。周恩來對此憂心忡忡，在接見山西代表時一針見血地斥責了謝富治的行徑：“公安部把所有局長的權都奪了，只剩謝富治一個人，這怎么做工作？這是剜心戰術。”
8月7日，謝富治與王力兩人各發表了一次著名的造反講話。王力在接見外交系統造反派代表時，煽動要向外交部奪權，打倒陳毅，引起了外交部的大動亂，釀成了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惡劣外交事件。這個講話被稱為“王八七講話”。同一天，謝富治在公安部全體工作人員大會上發表了“謝八七講話”，公然提出“砸爛公、檢、法”的口號。
1968年4月，謝富治授意劉傳新以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的名義，寫了《舊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團與美蔣特務勾結進行特務間諜活動的一些情況的報告》，誣陷北京市公安局“長期與美蔣特務勾結，進行間諜特務活動”，“死心塌地為美蔣效忠”，是“反革命集團”。《報告》稱“市公安局的特務間諜活動是在劉鄧黑司令部的支持鼓舞下”，“在大特務彭真、羅瑞卿、劉仁的指揮下，遵照美蔣旨意進行的”。《報告》上報中央，于10月7日以中發（68）142號文件轉發全國，成為謝富治等人“徹底砸爛公、檢、法”的根據，在全國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后果。
在謝富治的煽動支持下，“砸爛公、檢、法”成為當時造反派一個主要的口號，全國的公安機關都陷于癱瘓。謝富治在“文革”期間的各項罪行，以提出“砸爛公、檢、法”這項罪行波及面最廣、造成的危害也最大。在公安部，謝富治伙同康生制造了“羅瑞卿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等冤案，公安部除了副部長李震、政治部主任施義之外，所有的副部長、正副局長、大部分處長都被逮捕、關押，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盡管周恩來憤怒地斥責謝富治的行為是“剜心戰術”，但謝富治仍召見公安部處以上干部，宣布“奪權的大方向完全正確”。后來，周恩來多次要求謝富治解放一批公安部的干部出來工作，但謝富治都沒理睬。
在所謂的“破四舊”中，謝富治也是毫不將法制放在眼里。1966年8月，北京首先掀起了“破四舊”的狂潮，打人、抄家的惡浪波及全國。林彪在8月18日的講話中鼓動紅衛兵“大破四舊”。謝富治緊隨其后，在甘肅、陜西、湖北、北京等省市公安局負責人座談會上竟然說：“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們根本不管。”“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來，捕起來，你們就要犯錯誤。”在北京市公安局擴大局務會上，謝富治又說：“過去規定的東西，不管是國家的，還是公安機關的，不要受約束。”“民警要站在紅衛兵一邊，跟他們取得聯系，和他們建立感情，供給他們情報。”由于謝富治的煽動和縱容，北京打死人的情況非常嚴重。
1971年2月后，在毛澤東、周恩來的關心下，公安部的工作有了好轉。1970年12月到1971年2月11日，在周恩來的指示下，公安部召開了第十五次全國公安會議。周恩來到會，對謝富治進行了嚴厲批評，傳達了毛澤東“對公安工作要一分為二”的指示精神，明確指出新中國頭17年的公安工作是毛澤東思想占主導地位的，絕大多數公安干警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周恩來的講話傳達后，一部分領導干部和業務骨干陸續回到部機關，公安部也恢復了與地方公安機關的聯系和對他們的業務指導。
骨灰被請出了八寶山革命公墓在“文革”中劣跡斑斑的謝富治，因為身體的原因才沒有能夠繼續危害社會。1970年，謝富治經診斷患有胃癌。此后，他的活動明顯減少，6月，其公安部的工作移交給了李震。
1972年3月26日，謝富治在北京病死，終年63歲。3月29日，謝富治的追悼大會舉行時，天安門、新華門等處均降半旗志哀。悼詞稱謝富治的死是“我黨我軍的重大損失”。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對謝富治、康生進行審查。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把康生、謝富治的反革命罪行向全黨公布，同時撤消這兩人的《悼詞》，并開除黨籍。謝富治的骨灰匣也被請出了八寶山革命公墓，揭下了覆蓋的黨旗。1981年1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特法字第一號確認，謝富治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16名主犯之一。
發表于 2019-8-11 15:3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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