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達傳》

及時雨

    凡是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陳伯達的“大名”。雖然他一再遜稱自己是“小小老百姓”，當年卻是僅次于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第四號人物”，是“中央文革”的組長，號稱：“理論家”、“中共一枝筆”、“中國輿論總管”。
    本書是關于陳伯達的長篇傳記。
    陳伯達在接受本書作者的獨家采訪時，回顧一生，不勝感慨：
    我是一個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至極，負罪很多，“文化大革命”是一個瘋狂的年代，那時候我是一個發瘋的人。
    我的一生是一個悲劇，我是一個悲劇人物，希望人們從我的悲劇中吸取教訓。年已久遠，我又衰老，老年人的記憶不好，而且又常常容易自己護短。如果說我的回憶能為大家提供一些史料，我就慢慢談一些。不過，我要再三說明，人的記憶往往不可靠。你要把我的回憶跟別人的回憶加以核對，特別是要跟當時的記錄、文章、檔案核對。我的記憶如有欠實之處，請以當時的文字記載為準。
    我是一個罪人。我的回憶，只是一個罪人的回憶。
    古人云：“能補過者，君子也。”但我不過是一個不足齒數的小小的“小人”之輩，我仍愿永遠地批評自己，以求能夠稍稍彌補我的罪過……
    ※※※
    1989年9月17日傍晚開始，北京驟降暴雨，竟整整下了一夜。翌日，氣溫劇降。
    9月20日中午，在北京遠郊一幢六層樓房的最頂層，85歲的陳伯達正在吃飯。他的兒媳小張當時在場：“父親突然頭一歪，碰到墻上，食物吐出……”
    兒媳趕緊敲響隔壁老蕭的門。老蕭馬上撥電話到某醫院。20分鐘之內，醫生就趕到了。可是，陳伯達的心臟已停止跳動，搶救無效。經醫生診斷，陳伯達因天氣驟涼，死于心肌梗塞。
    陳伯達死前和他的兒子陳曉農、兒媳小張以及小孫子生活在一起。突然發病之際，陳曉農卻不在家，而在北京駛往河北石家莊的列車上———去看望他的母親余文菲。余文菲是陳伯達的第二個妻子，已經離婚多年。陳曉農是陳伯達和余文菲所生的孩子。
    據陳曉農事后告訴筆者：
    “前幾年父親住院已檢查出患有老年性冠心病，但因他心電圖一向較好，又從未有過明顯的心絞痛，僅是超聲波檢查有冠狀動脈硬化，所以醫生和我們都缺乏足夠的重視。9月20日那天，北京天氣很冷，早上剛下過雨。我9時多臨走時，看父親睡得正香，不忍叫醒他，給他加了條毯子，又把毛褲放到床前椅上。我愛人說父親起來后，說天冷。現在想來，天氣驟冷易使血管收縮，老人血管已脆，經受不住，這可能是發生心肌梗塞的原因……”
    當天下午，陳伯達所在單位負責人徐主任等趕來，和陳伯達的親屬商議處理后事。親屬明確表示：“聽從組織意見，而且父親生前也一再說過，他去世后一切從簡。”
    根據領導意見，陳伯達以他原名陳建相，送往北京八寶山火化。
    盡管八寶山不知舉行過多少回遺體告別儀式，但是陳伯達的遺體告別儀式與眾不同：沒有訃告，沒有悼詞。前來與他作最后訣別的，都是聞訊而來，沒有接到任何正式的、以組織名義發出的通知。
    9月28日上午10時20分，陳伯達的遺體出現在八寶山第一告別室。這些年來他總是躲著照相機的鏡頭，連家中都找不到他現成的遺像。陳曉農記起去年冬天一位朋友為他拍過一次照片，趕緊請攝影者找出底片放大，才算有了一張遺像。
    在哀樂聲中，40多人向他的遺體投注了最后一瞥。這些人有的是陳伯達的親戚，有的是他的老朋友，有的是他的老秘書，有的是他的舊部下，有的是他的學生。陳伯達的遺體旁，放著許多花圈。花圈上寫著：“陳建相先生千古”。由于一般人并不知道陳伯達的原名，所以沒有引起注意。有一個花圈署名“劉叔宴”送。劉叔宴是陳伯達分居多年的妻子。
    她沒有參加陳伯達的追悼會。陳的遺體告別儀式雖然只在很小的范圍內舉行，但是很快驚動了那些豎著耳朵的新聞記者。
    最早披露陳伯達去世消息的是“美國之音”和英國的“BBC”電臺。他們在9月29日播出了陳伯達在北京病逝的新聞，介紹了陳伯達的生平。
    同時，香港《大公報》在第二版下部，刊載了兩則報道，內中提及在北京八寶山舉行的陳伯達遺體告別儀式。
    9月30日，新華社從北京發出電訊，電文如下：
    本報記者從有關方面獲悉，陳伯達已于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歲的陳伯達于去年10月刑滿釋放。
    海外記者不了解“八寶山第一告別室”的具體情況，曾在報道中稱陳伯達死后享受“高級官員待遇”。1995年10月30日，陳伯達之子陳曉農給筆者的信中，對此作出了解釋：
    “將八寶山第一告別室說成高級官員待遇，是搞錯了。八寶山有兩部分，一為革命公墓，是領導干部治喪處所；一為八寶山殯儀館，是老百姓和普通干部治喪處所。二者之間有墻隔斷。骨灰安放地也不同，領導人在革命公墓，老百姓在老山骨灰堂。第一告別室并非高級官員治喪處所，其場地條件也遠比革命公墓禮堂簡陋。”陳伯達的骨灰，最初安放在北京八寶山老山骨灰堂。1991年2月，由陳曉農和妻子小張護送到福建惠安老家。這樣，陳伯達從生命的起點，走過漫長而又起伏的85個春秋的人生之路，最后又回到了那里。從陳伯達刑滿釋放，到他遽然病逝，這一年間我多次在北京訪問過他。就在他去世前一星期———9月13日，他還跟我談了一下午。不料，一個星期之后，他的漫長的生命便畫上了終止符。
    我給他拍的那些彩照，成為他一生中最后的照片。
    他凝固在我的錄音磁帶上的聲音，成為他留在人世的最后的聲音。
    他題寫的《楚狂接輿歌》，成為他一生的絕筆。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這成了他向世人的“告別辭”。
    他離世之后，我在錄音機旁重聽他的聲音，思緒飛到了一年前的那些日子里……

及時雨

    1988年10月底，北京已是深秋季節，我從上海專程趕往那里進行采訪。因為我從有關部門得悉，1988年10月17日是他刑滿之日。我等待著這一天，以便能夠直接訪問他，使傳記能夠更加翔實、準確……
    這一天終于到來。
    他畢竟已是耄耋老翁，體弱多病，在刑滿前已經保外就醫多年。
    1988年9月26日，他因患急性前列腺肥大癥，又一次住進醫院。
    于是，到了1988年10月17日，他的獲釋儀式，便在醫院里舉行。
    上午10時，醫院里來了許多身穿便服的公安人員，病房里頓時變得擁擠起來。負責拍照、錄音、錄像的公安人員在忙碌著。
    公安部副部長于桑鄭重其事地向陳伯達宣布：“今天，是你服刑18年的期滿之日……”
    85歲的陳伯達坐在病床上面對著錄音話筒，只是低聲喃喃幾句，似乎并未對刑期的結束表現出過分的高興。
    接著，宣布把陳伯達分配到北京市某單位工作。
    簡短的儀式，就這樣結束了。
    陳伯達，這個久經滄桑的老人，不論誰都無法回避———他是研究中國當代史必須涉及的人物。他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16名主犯之一；在“文革”中他是“中央文革”
    組長；他還曾是毛澤東多年的政治秘書、中共中央的一支筆、《紅旗》雜志主編。
    為了使讀者在進入正題之前，能對陳伯達有一個簡要的了解，下面全文引述《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ConciseEncy—clopdiaBritannica）中文版第二卷第262頁《陳伯達》條目：
    陳伯達ChenBoda（1904—）福建惠安人。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從蘇聯回國，在北平中國大學任教。1937年在延安中共中央黨校、馬列學院教書，并在中共中央宣傳部、軍委、中央秘書處、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機構工作。在此期間寫過《中國四大家族》、《竊國大盜袁世凱》、《人民公敵蔣介石》等政治論著，成為在黨內有影響的理論宣傳家之一。1945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七屆二中全會遞補為中央委員。中共八大后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及黨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志總編輯等職。著有《毛澤東論中國革命》等書，并協助毛澤東起草過一些黨的文件。“文化大革命”（1966—
    1976）期間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因積極參與林彪、江青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1973年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開除出黨。
    1976年9月被捕。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之一，1981年1月25日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18年。
    這一條目基本是準確的，但有一處明顯的錯誤：陳伯達被捕，不在“1976年9月”，而是1970年10月18日。或者嚴格地說，在1970年10月18日被拘押，直至1976年9月才補辦了逮捕手續。
    且把時間倒撥到1970年8月。
    毛澤東主席第二次選擇了廬山作為中共中央全會開會的地方。從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成為陳伯達一生政治生涯的終點。他一下子成了全黨批判的對象。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號召全黨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毛澤東的這段話，是針對陳伯達說的。陳伯達頓時從政治的峰巔，跌入峽谷之中。
    毛澤東在廬山發動了一場新的運動———名曰“批陳整風”，迅速推向全國。“批陳”，也就是批陳伯達。
    陳伯達怏怏地從廬山回到了北京地安門大街米糧庫胡同家中。那是一座寬敞的四合院，原是外交部副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李克農上將住的。陳伯達怕冷，搬進去時修了個玻璃走廊。這位“大秀才”嗜書如命，乃“萬卷戶”，秘書“二王”———王文耀、王保春特地為他修了個書庫。書庫里，放滿陳伯達個人的藏書：三萬多冊自然科學書籍，三萬多冊社會科學書籍。另外，還有一間房子專放線裝古書。陳伯達不抽煙，不喝酒，像樣的衣服也沒幾件。他的一些稿費，都花在買書上。此刻，原本門庭若市的陳宅，冷冷落落，門可羅雀。他躲進了書房。平素與書為友的他如今竟怎么也看不進書。陳伯達產生一種強烈的愿望：見一見毛澤東主席！希望向毛主席一吐心中的痛楚。
    陳伯達一次次給主席那小個子秘書徐業夫掛電話，求見主席。得到的答復，要么是“主席已經休息”了，要么“主席正忙”，反正休息了不能見，工作時也不能見。顯然，毛澤東婉拒了他的求見。
    就連他的秘書也接到通知，不許往外走，不許往外打電話。不言而喻，陳伯達失去了行動的自由。
    這一天畢竟來臨了———1970年10月18日。
    這一天，陳宅原先的警衛調走了，新來的8341部隊不再是“保衛中央首長安全”，卻是對他實行就地監禁。后來，他的刑期就從這一天算起，他被判處18年徒刑，刑滿之日為本書一開頭便提到的1988年10月17日，不多1天，不少1日。
    在1970年10月18日這一天，他的兩位秘書王文耀、王保春也失去了自由。他們被押送到北京政法學院，隔離起來。
    也就在這一天，陳伯達不再配有轎車：黑色的“紅旗”，灰色的“吉姆”和褐色的“伏爾加”，他的司機于子云也被拘押。就連他家的女工、保姆，原福建泉州制藥廠女工陳順意，也在這一天被關押。
    他在1966年8月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當時他名列第5。1967年初，在陶鑄被打倒之后，他成為“第四號人物”，如今，他這個“第四號人物”，被一筆勾銷了。
    波詭云譎的中國政治舞臺上，又倒下了一名主角。

及時雨

  日歷翻到了震驚中外的一天———1971年9月13日。
    “我在阜平做過一件好事兒！”
    這“好事兒”，他知，毛澤東知。
    連他自己都未想到，他在秦城監獄過的日子，竟比家里還舒服。
    “我是很感念、永遠感念毛主席的。”
    陳伯達頗為優裕的“特殊囚犯”生活，持續到毛澤東去世。
    ※※※
    過著如坐針氈、度日如年的日子。
    如此這般，陳伯達度過了漫長的10個月又25天。
    日歷翻到了震驚中外的一天———1971年9月13日。
    凌晨1時55分，一架編號為“256”的三叉戟飛機，由中國境內越過中蒙邊界414號界樁上空，飛入蒙古境內。沒多久，這架飛機的蹤跡從中國空軍的雷達熒光屏上消失。
    飛機上坐著誰？中國方面是知道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他的妻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葉群，他的兒子、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林立果。
    那架飛機越過邊界之后，去向不明，下落不知。
    周恩來通過長途電話向各大軍區負責人通報了緊急情況，并發布命令：“廬山會議上第一個講話的那個人，帶著老婆、兒子叛國逃跑了！部隊立即進入一級戰備，以應付一切可能發生的情況！”
    知道那架飛機“折戟沉沙”的消息，是在翌日下午———我國駐蒙古大使館發來報告。
    就在林彪生死未卜的13日凌晨至14日下午之間，已經被軟禁了10多個月的陳伯達受到了密切注意———盡管他對廬山會議后的林彪的情況一無所知。
    9月13日凌晨，吃了安眠藥的陳伯達剛剛迷迷糊糊入眠，突然聽見有人大聲地喊他。
    陳伯達吃力地睜開惺忪睡眼，看見幾個穿著軍裝的彪形大漢站在他的床前。他尚未弄清發生了什么事，兩個大漢像抓小雞似的，不由分說把他從床上拉起，塞進了汽車。
    汽車出了北京城，奔馳在郊區的公路上。
    凌晨，汽車馳抵一個高墻包圍著的地方。雖然陳伯達當時并不知道這里是秦城監獄，但是他下車一看，便明白落到了什么樣的地方。
    他的回憶手稿中寫道：
    當逮捕到監獄時，在獄門口不愿進去，我大聲說道：“我在阜平做過一件好事兒！”
    什么“阜平”？河北省西部的阜平也。
    陳伯達為什么要在被押入秦城監獄時，大聲提及這么個小縣城？他在那里到底做過什么“好事兒”？這“好事兒”，他往日從未在人前提到過，此時此刻萬不得已，才大聲地喊了出來。
    這“好事兒”，他知，毛澤東知。
    這“好事兒”是怎么一回事？1948年春天，國民黨飛機轟炸阜平，陳伯達聽到飛機響，趕緊跑到毛主席那里，要毛主席快走，毛主席剛剛離開，敵機扔下的炸彈，準確地命中了院子，爆炸了！
    剛入秦城監獄的時候，陳伯達被關在條件很差的牢房里，連床都沒有。他想一死了之：
    記憶初進獄時，睡在地上草墊子上，看守的同志在門外很難察覺我在做什么。我在鋪蓋的掩護下，暗中的做法是想自殺了事的……
    忽然，連他自己都未曾想到，他的監獄生活大為改善。他在秦城監獄過的日子，竟比家里還舒服。有專門的炊事員為他掌勺，還不時前來征求他對伙食的意見！在秦城監獄里，像他這樣的待遇，是頗為罕見的。
    誠如他所回憶的那樣：
    過了幾天，或許我在監獄門口說的那句話已往上報告，于是把我轉移到一個三樓上（整個三樓只關閉我一個），睡床了。生活特別優待，每天都有大夫來看，吃得很好，甚至比在家里吃得要好。我的性命能到今天，經常感謝秦城管理的同志。當然，他們是執行黨的意見的，我非常感謝黨，感謝毛主席和周恩來同志。
    我想：只要還活著，問題是可以說清楚的。因此，心情慢慢地平下來，斷了自殺的念頭。
    我是很感念、永遠感念毛主席的。就個人關系來說，在30年中，他給我重大的教育，使我能夠稍微知道中國革命的某些道理。毛主席幫助給了我研究中國問題的一些條件。雖然我極淺薄，常犯錯誤，即使看過一點材料，寫過一點東西，也毛病百出，經不起嚴格審查，這只能說明我的無能。我真正感到求知之難。學生不成器，是不能怪先生的。
    我承認毛主席是一位偉大的天才人物。他在中國歷史上的貢獻是前無古人的。當然，歷史上任何天才人物，即使是無產階級的偉大人物，也不可能不會有某些缺點或錯誤。略讀一下馬克思、恩格斯的書信，似乎可以使人略知這類問題的一二……
    由于毛澤東的關照，陳伯達在那高墻四圍、哨卡林立的秦城獄中，居然過著頗為優裕的生活。這時，批林批陳運動，正以排山倒海之勢席卷全中國。陳伯達在獄中，每天細細地讀著報紙。
    陳伯達的“特殊囚犯”生活，持續到毛澤東去世。
    此后，他的鐵窗待遇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大致相同。1978年，他因病被送入公安部下屬的北京復興醫院診療。由公安人員看守。在1979年12月，在石家莊工作的他的兒子陳曉農獲準前來探監。這是他和兒子陳曉農9年多以來第一次見面，使陳伯達興奮不已，也使陳曉農感觸萬分。在此之前，陳曉農不僅不知父親在哪里，甚至連父親是否尚在人世都不清楚。

及時雨

    我沒有認識林彪、江青這兩個反革命集團的真面目，在文化革命中一度和他們混雜共處，確實死有余辜。“批判劉少奇這個問題我負有大罪。”“整個案子可以判處死刑”，但是“不一定采取這個措施”，當然，如果“不能平民憤，那么殺掉也可以”。
    ※※※
    1980年11月20日，76歲的陳伯
    達在聚光燈的照耀下，出現在大庭廣眾前。沉寂多年的他，成為眾多的照相機、電影攝影機、電視攝像機鏡頭聚焦之點。通過報紙、電視、廣播，人們得知他被押上最高法庭的被告席，第一個直覺式的反應是：“哦，陳伯達還活著！”
    被告席上站著10名被告，陳伯達排在第5，即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江騰蛟。
    在10名被告中，最年輕的是王洪文，45歲；最年長的便是陳伯達。那9名被告都是自己走上被告席，而陳伯達則是由兩名法警左右挾扶，步入法庭。
    他的中式棉襖外，罩了一件舊的卡嘰綠軍裝，戴著一副老式深色邊框的眼鏡，看上去目光呆滯。雖然步履蹣跚，他頭腦還算清楚。
    在開庭前，陳伯達的心情更為錯綜復雜。他說：
    “這個法庭我看著有點害怕，照那么多像干什么？弄到外邊叫人都知道。”
    盡管陳伯達心亂如麻，他還是被押上了特別法庭，聽取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的起訴。
    1980年11月23日，陳伯達寫下了《讀起訴書》，表明他作為被告對起訴書的態度：
    讀起訴書，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罪惡，心情激憤。……起訴書對于林賊謀害偉大領袖毛主席，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以及“四人幫”策動上海武裝叛亂這兩個反革命事變的滔天罪行，揭露深刻，感人至深。特別對于林彪謀害毛主席事實的揭露，令人驚心動魄，普天同憤。
    起訴書中還列舉有的許多的（引者注：原文如此）、大量的事，是我到監獄以前發生的，也為我完全不知道的，完全沒有聽說過。
    我過去雖然入黨時間不短，但缺乏無產階級意識，沒有認識林彪、江青這兩個反革命集團的真面目，在文化革命中一度和他們混雜共處，確實死有余辜。
    我的一些重大問題，起訴書本著偉大黨中央的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加以曲恕，同時，各方面的同志也沒有對我深究。黨的大恩大德，如天如地，使我感動不能自己。
    余息尚存，一心想報答偉大的黨，報答偉大的全國人民，報答偉大的人民解放軍。
    平心而論，在10名主犯之中，陳伯達的認罪態度算是比較好的。
    作為被告，陳伯達在1980年11月20日與另9名被告一起，出庭聽取起訴之后，又于11月28日及29日兩次出庭接受庭審。
    對于陳伯達的第一次庭審，主要是三項內容：伙同江青、康生批斗劉少奇；誣陷迫害陸定一；利用“中央非常委員會”傳單誣陷黨和國家領導人。
    對陳伯達進行第二次庭審，則是另兩項內容：制造冀東冤案；提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1980年12月18日，最高法院就陳伯達問題進行辯論。
    上午9時起，陳伯達用他那令人難以聽懂的“福建普通話”，為自己進行了一小時的辯護。在陳伯達結束講話之后，他的辯護律師甘雨沛站了起來，為他作了如下辯護：
    依照我國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我們接受委托，作為被告陳伯達的辯護人。我們接受委托之后，認真查閱和研究了本案的案卷材料，多次會見了陳伯達……
    我們對本案已經有了一個清楚的了解，特提出以下幾點辯護意見：
    一、被告陳伯達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被告陳伯達在誣陷、迫害劉少奇這一共同犯罪活動中，他負有一定罪責，但他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于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被告陳伯達早在1970年廬山會議時就已被揭露，同年10月即被隔離審查…而事實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在陳伯達被揭露以后，還繼續進行犯罪活動長達6年之久……他不能對這些罪行負責。
    二、關于被告陳伯達在冀東事件中應負的罪責問題……他負有不可推卸的罪責，但是，成千上萬人被誣陷、迫害，數千人死傷的后果，也并非僅僅由于被告陳伯達的話所能造成的。實際上還存在一些其他因素……因此，陳伯達對此嚴重后果，應負一定罪責，而不能負全部責任。
    三、關于被告陳伯達的態度問題。被告陳伯達在庭審過程中，承認了全部犯罪事實和所造成的后果，承認他的“罪惡是重大的”，并一再向法庭表示他承擔罪責，接受應得的懲罰，態度是比較好的。
    以上三點辯護意見，請法庭在評議本案，確定被告陳伯達的刑罰時，作為從輕的理由，予以考慮。
    在辯護律師結束發言后，陳伯達再度要求陳述，說了三點意見：
    “批判劉少奇這個問題我負有大罪，我只說一句。”
    “對陸定一同志，在專案組上我寫了那個三條，也是有罪的。”
    “第三，冀東的問題，我說了那些話是有罪的……”
    陳伯達第三次在法庭上發言時，他請求法庭對他寬大處理。他說“整個案子可以判處死刑”，但是“不一定采取這個措施”，當然，如果“不能平民憤，那么殺掉也可以”。
    1981年1月25日，宣判的日子終于來臨。
    那天，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宣布：
    “判處被告人陳伯達有期徒刑18年。”

及時雨

    王力寫信要求“假釋陳伯達”，實際上是很難辦到的。然而，在王力發出此信之后10天，中共中央派人向正在住院的陳伯達口頭傳達了中央精神：
    “現在先找個地方住下來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
    就在全中國以至全世界都關注著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審判的那些日子里，在北京秦城監獄關押著一位“大秀才”，他只是風聞這一舉世矚目的審判，卻不知其詳。
    他極為關注這一審判，曾經多次要求看《人民日報》，卻遭拒絕。
    這位“大秀才”，便是當年“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王力。
    王力比陳伯達小17歲。所以，平常王力總是稱陳伯達為“老夫子”。王力本來跟陳伯達沒有什么交往。解放初期，王力在上海擔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宣傳處處長兼秘書長。
    1953年，王力被派往越南，出任胡志明領導下的越南勞動黨的宣傳文教顧問組長。1955年10月回國后，擔任中共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副秘書長。
    王力開始與陳伯達共事，是在1958年。毛澤東提議創辦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紅旗》，陳伯達被任命為總編輯，而王力被任命為編委（后來升為副總編輯）。從此，王力成為“老夫子”手下的一員文將。王力的筆頭快，陳伯達起草文件時，喜歡找他合作，陳伯達出主意，出提綱，而王力則迅速按照“老夫子”的意圖完成文稿。自1960年起，王力列席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1963年起，王力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自1964年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當“中央文革小組”成立的時候，陳伯達擔任組長，王力成為組員。
    在“文革”中，王力多了一項“任務”陳伯達在群眾場合發表演說時，總是說：“請王力同志為我‘翻譯’。”于是，王力便成了陳伯達的特殊“翻譯”。
    王力的倒臺比陳伯達早。
    1967年第12期《紅旗》雜志發表了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四十周年》，提出“揪軍內一小撮”，亦即揪出“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閱罷大怒，斥責社論為“大毒草”！因為“揪軍內一小撮”，勢必會使斗爭的矛頭指向軍隊。
    本來，首先對此事負責的應是《紅旗》總編輯陳伯達。但是，陳伯達把責任推到了王力、關鋒頭上。
    1967年8月30日，王力與關鋒同時下臺———先是隔離審查，然后被押往秦城監獄……
    王力在秦城監獄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達十幾年之久。盡管如此，憑著他敏感的政治神經，他關注著特別法庭的審判，關注著陳伯達的命運。
    1981年7月5日，王力在秦城監獄就陳伯達問題，上書“鄧力群同志并黨中央耀邦、小平、彭真、喬木、克誠同志”。王力寫道：
    “《歷史決議》沒有點陳伯達的名，是科學態度，是英明的。”
    王力所說的《歷史決議》，是指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所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這一決議在報上發表之后，普通的讀者誰都沒有注意內中極為細微的變化，即“沒有點陳伯達的名”。然而，關押在秦城監獄的王力，憑借著他靈敏的政治嗅覺，馬上注意到這一點。
    王力在信中先是批判了陳伯達：
    “陳伯達長期有教條主義和左傾機會主義，對毛澤東同志晚年的左傾錯誤思想起助長作用。‘文革’頭一年，我和他朝夕相處，才知道他品質不好，極端個人主義，看風使舵，左右逢源，投機取巧。我當面和在會上都這樣批評過他。‘文革’頭一年陳伯達干的壞事，我早已向黨中央作了揭露。”
    王力說：“對陳伯達判刑問題，我沒有發言權，因為（審判前后）那四個月不給我報紙看，至今不知道怎么判的，而且把我關起來以后，他又干了三年的‘革命’，壞事不會少。
    這方面我就不說了，只提供他有關‘文革’的另一方面的情況，供中央參考。”
    王力在信中詳盡地列舉了他所親知的八點陳伯達的“另一方面的情況”，以事實來說明“《歷史決議》沒有點陳伯達的名，是科學態度，是英明的”，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重要建議：
    以上這些，我過去雖陸續向領導反映過幾點，但未系統講，更沒有寫過。如調查證實，我建議黨中央考慮這些因素。陳伯達的壽命不會太長了。如他不堅持錯誤，還是以給他贖罪的機會為宜。我不知判的他什么刑？只知他沒有被判處死刑，又已經關了十年以上，那末，按照《刑法》也具有假釋的條件了。“恩所加，則思無因喜而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這是個千古名言，不幸，毛澤東同志晚年沒有做到。今后，仍然值得警戒。
    王力長期在黨內高層工作，應當說是有一定政治水平的。盡管他寫這封信，是在得知“《歷史決議》沒有點陳伯達的名”的前提下寫的，但是畢竟還是有一定見解的。何況他自己當時也是在囹圄之中，能夠寫這封信，是不容易的。
    就個人關系而言，王力與陳伯達過去有合作，也有諸多矛盾。特別是王力下臺，跟陳伯達朝他身上推卸責任不無關系。
    不過，就法律語言來說，假釋的人，只要不再犯事，一般認為假釋之日亦即釋放之日。
    陳伯達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16名主犯之一，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的，要對他“假釋”是要經過一系列法律程序的。所以，王力的這封信要求“假釋陳伯達”，實際上是很難辦到的。
    然而，在王力發出此信之后10天，1981年7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派出兩人前往公安部所屬北京復興醫院的犯人病房，向正在那里住院的陳伯達口頭傳達了中央精神。據陳伯達回憶，大意是：
    “這幾年陳本人寫的東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為自己辯解的，以后不要再在細節問題上糾纏了。對于‘文革’中的事情，有些他是知道的，但多數他是不知道的，這些情況中央是了解的。他過去也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與那幾個人是不同的……現在先找個地方住下來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其中所說的陳伯達“與那幾個人是不同的”，這“那幾個人”顯然是指江青、康生、張春橋。至于“現在先找個地方住下來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則顯然透露了保外就醫之意

及時雨

    陳伯達從復興醫院的病房，一下子“大躍進”，“躍”入北京友誼醫院的干部病房，這意味著他獲得了格外優待的保外就醫。
    公安部門選中了陳曉農，決定請陳曉農前往北京，照料陳伯達。
    那是在1981年8月初，正在石家莊工作的陳曉農，收到北京來信，要他盡快進京，商談父親陳伯達的治療問題。屈指算來，這是陳曉農第四次獲準探望父親。除了在1979年12月、1980年5月兩次探監之外，在宣判后不久，1981年3月，兒子陳曉農曾第三次獲準探監。
    1981年8月5日，陳曉農從石家莊來到北京。翌日清早，陳曉農就直奔公安部所屬復興醫院。通常，犯人生病，住在這所醫院里。江青在關押期間患病，便曾多次住在這所醫院。陳伯達生病，也多次住這里。就在陳曉農這回來到復興醫院時，李作鵬正住在這所醫院。
    令陳曉農感到驚訝的是，那里的監管干部告訴他：陳伯達原本住在這里，昨天被送往北京友誼醫院干部病房！另外，陳伯達現在已改由北京市公安局監管。且不說陳伯達所住的北京友誼醫院是北京的大醫院，而且居然住進了那里的干部病房。陳伯達從復興醫院的病房，一下子“大躍進”，“躍”入北京友誼醫院的干部病房，這意味著他獲得了格外優待的保外就醫。也就是說，陳伯達保外就醫的日子是1981年8月5日。陳伯達從復興醫院來到友誼醫院，實際上也就是1981年7月15日那兩人所傳達的中央精神：“現在先找個地方住下來治病。”陳曉農隨即趕往北京友誼醫院，發覺父親所住的病房里還有帶浴盆的衛生間，下午定時供應熱水，跟復興醫院里的病房簡直天差地別。伙食，也好多了。陳伯達告訴兒子，由于生病，已經幾年沒有洗澡，昨天來到友誼醫院，痛痛快快地洗了個熱水澡，舒服極了！就在陳曉農這次探望父親期間，北京市公安局的王科長與他商量了有關陳伯達治療、護理問題。至于日后如何安排陳伯達的生活，當時定不下來。陳曉農在北京呆了幾天，又回到了石家莊。
    陳伯達的病情已經緩解，卻仍羈留在北京友誼醫院干部病房。醫院已經幾次三番催促他出院。但是，陳伯達仍在那里住著，前后達兩個來月。
    陳伯達滯留在北京友誼醫院，遲遲沒有出院，內中的原因是中央已經指示“治好病不再回去”，這“回去”當然是指回秦城監獄。
    陳伯達不回秦城監獄，而他日后的生活，一下子難以安排。
    陳伯達住到哪里去呢？顯然，他已無法回到米糧庫胡同那四合院里。
    北京市公安局為他尋覓新居。征求他的意見，他說：“希望住平房。”
    他向來住平房。不論他進京以后最初在中南海住的迎春堂，還是后來在新建胡同、米糧庫胡同的住處，都是四合院、平房，或者是兩層樓房。他不愛住高樓。尤其是他已上了年紀，上上下下諸多不便。
    可是，在北京尋找獨門獨院的平房，并不容易。新蓋的幾乎都是樓房。
    公安部門考慮到他的安全，幾經研究，還是為他在北京東郊安排了一幢新樓的頂層的一套房間。公安人員住在他的隔壁，便于進行監管并以防種種不測———因為他畢竟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另外，有公安人員作為他的鄰居，可以擋掉一切未經許可的來訪者。
    房子解決了，接踵而來的問題是：誰來照料他呢？
    他曾有過三次婚姻，生三子一女：最初的妻子叫諸有仁，生過一個兒子，取名陳小達。
    陳小達1958年畢業于莫斯科大學物理系。回國后遇上挫折，一時想不開，于1960年自殺身亡。陳伯達與諸有仁離婚之后，與余文菲結合，又生一個兒子，取名陳小農。這名字是田家英取的。陳小農長大之后，覺得人家還稱他“小農”，不舒服。于是，在80年代初，趁他的戶口從石家莊遷往北京的時候，改名陳曉農。本書為了前后文統一起見，在此處作一交代之后，都用陳曉農這一名字。
    他跟余文菲又離婚，與劉肅晏（后來改名劉叔晏）結婚，先生一女，取名陳嶺梅，如今在南京從事電子技術工作；再生一子，取名陳小弟，后來改為陳曉悌、陳曉云，在北方某大學教物理。
    在“文革”中，他與劉叔晏不和，曾分居。他倆說過離婚，但未辦過正式離婚手續。
    雖然諸有仁、余文菲、劉叔晏都健在，諸有仁在浙江新安江，余文菲在河北石家莊，劉叔晏在山東濟南（1982年回到北京），卻又都無法與他在一起生活。
    按照中央有關文件規定，可以安排陳伯達的一個子女照料他的晚年生活。在陳伯達的子女之中，小兒子陳小弟在陳伯達倒臺之后，才八九歲的他，被無端關了三年，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筆者在1988年11月4日尋訪陳小弟，他是一個道地的書生。消瘦，理平頭，一身深藍色的中山裝，看上去如同60年代的大學生。小弟生活自理能力很差，屋里亂糟糟的。由小弟照料陳伯達，顯然不是太合適。陳伯達唯一的女兒陳嶺梅，在陳伯達倒臺后，根據當時有關部門的規定，離開北方，轉業到南京工作。雖然她對陳伯達一直非常懷念，但是由于離北京較遠，聯系不便。公安部門考慮到陳曉農與陳伯達的關系比較融洽，而且是中共黨員，在離北京很近的石家莊，決定請陳曉農來照料他。
    陳曉農從小就生活在陳伯達身邊。1965年，陳曉農在北京念完高中。他的學習成績不錯，完全有可能考入大學。他想報考大學文科，父親陳伯達勸他別讀文科。就在這時，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號召。陳曉農決定響應黨的號召，上山下鄉。陳伯達積極支持兒子的決定。
    陳曉農就這樣決定走上山下鄉之路。
    當時，內蒙得知陳伯達之子要上山下鄉，馬上指名要陳曉農。這樣，陳曉農前往內蒙古臨河縣狼山公社務農（有些書刊誤傳為去“北大荒”）。
    陳曉農在內蒙古農村的“廣闊天地”經受了鍛煉。在內蒙兩年后，陳曉農調到了石家莊工作。
    公安部門選中了陳曉農，決定請陳曉農前往北京，照料陳伯達。陳曉農本人是愿意的。
    但是，母親余文菲在石家莊，已經年邁體弱，也需要他的照料。余文菲通情達理。盡管她與陳伯達早在1948年已經離婚，她又是那么的需要陳曉農的照料，她還是贊同陳曉農前往北京照料陳伯達。陳曉農對母親的感情也很深。他在石家莊，托人照料母親，安排好母親的晚年生活，這才在1981年底與妻子、幼兒一起遷來北京，與父親陳伯達住在一起。

及時雨

    陳伯達的臥室大約10多平方米，整潔而簡樸。
    他依舊秀才本色，讀書看報是他最大的樂趣所在。
    他的思想沒有停留在不斷的自我譴責或者頹廢郁悶之中。他把目光從高樓投向遠處。
    一次又一次，我訪問了那鮮為人知的陳伯達之家。
    他家居住面積有六七十平方米，有客廳、書房、他的臥室、兒子和兒媳的臥室、灶間、衛生間。
    已經步入不惑之年的陳曉農，為人隨和、誠摯。妻子小張賢惠、樸實。他們精心地照料著陳伯達。
    陳伯達的臥室大約10多平方米，整潔而簡樸。一張三尺半寬的單人床，硬板，鋪著藍白方格床單，一個碩大的鴨絨枕頭。床邊是一個床頭柜，兩個玻璃書櫥，窗邊放著一個五斗柜。地上鋪著地毯。
    我注意到兩個小小的細節：寒天，抽水馬桶的坐圈上，套上了一個用毛線編織成的套子。不言而喻，這是考慮到陳伯達上了年紀，格外怕冷；陳伯達的枕頭，特別的大，又特別的軟。顯然，這是為了讓老人“安枕無憂”。這兩個小小的細節，反映出兒子和兒媳對于陳伯達的無微不至的照料。屋里的“常客”是他那七歲上小學二年級的孫子。小孫子給他帶來了歡樂和安慰。
    他的視力不錯，聽力也還可以。每天晚間的電視新聞節目，他是必看的。倘若電視臺播京劇或者古裝故事片，他喜歡看。一般現代劇目他不大看，但是他喜歡看根據名著改編的電視劇。那些年輕人談戀愛之類的電視片，他不看。
    他最大的興趣是看書讀報。他看《人民日報》，看《參考消息》，看《北京晚報》，很注意國內外的形勢。也很仔細讀那些與“文革”有關的文章。他的鄰居很好。倘若陳家無人下樓取報，鄰居就把報帶上來，插在他家門把手上。
    他不斷地要他的兒子給他買書。陳伯達曾是“萬卷戶”。他的個人藏書，遠遠超過萬冊。他過去住四合院，家中用幾個房間堆放藏書。陳伯達的大部分工資和稿費收入，用于買書。自1958年起，陳伯達自己提出不再領取稿費，以支援國家建設。從此，他就沒有再領過稿費。陳伯達保外就醫之后，每月領生活費100元。據筆者對吳法憲、李作鵬等情況的了解，他們當時與陳伯達一樣，也是每月領生活費100元。陳伯達每月100元的生活費，其中1／3用于購書。這30多元購書費對于陳伯達來說，當然是遠遠不夠的。所以，除了自己購書外，他不得不托老朋友向有關部門借來一部分書。從1983年2月起，陳伯達的生活費增加到每月200元。這時，陳伯達購書的費用才稍稍寬裕一些。吳法憲、李作鵬等，當時的生活費，也增加到每月200元。陳伯達很想有關部門能夠發還他的眾多的藏書，但是，遲遲未能發還。在1981年11月16日，有關部門曾發還陳伯達一些被褥之類的日常生活用品。陳伯達希望能夠找到一些書，結果只找到幾本袖珍本《毛澤東選集》和《毛澤東語錄》！直至1995年，有關部門請示了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之后，這才發還陳伯達的藏書，這時陳伯達去世已經6年！即便是發還的藏書，也只找到一小部分，不過1270冊而已！正因為這樣，我發覺，在陳伯達的書櫥里放著的書，很多是這幾年出版的新書，即便《西游記》也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的新版本。
    他的閱讀興趣廣泛，偏重于讀那些學術性強的著作。
    陳曉農告訴筆者，父親陳伯達在晚年喜歡文學名著，曾要他特地去買莎士比亞、托爾斯泰的作品。書如海。從書海中擷取的這些令他產生興趣的書，反映了陳伯達晚年的精神世界。
    他依舊秀才本色，讀書看報是他最大的樂趣所在。他的思想機器還在不停地運轉。
    他在思索著。高樓清靜，幾乎沒有什么雜音———只是偶爾聽見住在這幢樓里的一位著名女歌唱家練唱時飄來的甜美的歌聲。
    他不斷把自己的思緒凝成文字。所幸他的手不抖不顫，仍能握管著文。雖然正在服刑期間的他，無法發表他的文稿，他卻還是在那里寫作。
    他的文稿，有些被人送上去，受到中央有關部門的重視，排印出來，在一定的范圍內分發。這些印出來的文章，除了標明作者陳伯達的名字外，沒有注明什么單位印的，也沒注明印數和分發范圍。不過，印刷所用的是上好的道林紙，十六開，大字仿宋體排印，可以看出不是一般的機關所印，是在相當高的政治層次中分發。
    我細閱了他的這些未曾公諸于世的文稿，開列若干文稿的題目和寫作年月，以供讀者了解他獨處高樓時在思索些什么。
    1981年1月，《試論一下日本的“生產率運動”》；1982年3月，《美日兩國壟斷資本的角逐和兩國的“精神危機”》；1982年5月22日，《求知難》；
    1982年6月22日，《認識的漸變和突變———從‘壇經’看中國佛學中的頓漸兩派》；1982年8月4日，《“黑格爾反對絕對……”》（讀書筆記）；1982年9月18日，《儒法兩家“其實卻是兄弟”（評四人幫雜記）》；1982年12月22日，《事物一分為二（讀書筆記三則）》；1983年3月23日，《“電子學革命”的公開戰秘密戰》；1983年，《〈石頭記〉里的一段公案———關于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的姻緣問題》；1983年9月，《試說社會主義農業的若干問題》；1983年12月初，《同痛苦轉變進行搏斗———電子學革命問題雜綴》；1984年6月26日，《評美國人的兩本書———〈大趨勢〉和〈第三次浪潮〉》；……
    他也寫了一些歷史事件的回憶。
    他一般先寫草稿。從他的草稿上可以看出勾勾劃劃，刪刪改改，畫滿各種修改記號。改定之后，他再整整齊齊抄寫一遍。保持著以往的寫作習慣。
    他用藍色圓珠筆，寫在北京市場上供應的那種綠格400字稿紙上。文末簽署的日期，一般指完成之日，并不意味著是這一天寫的。有的文章幾千字，也有不少文章上萬字。他寫的字跡清楚，容易辨認，簡體漢字中摻雜著許多繁體漢字。
    陳伯達的這些新作，似乎缺乏他40年代作品的那股靈氣，那種犀利的文鋒，過多地引述經典著作，但是作為80老翁，思路還是頗為流暢的，觀點頗有見地。以上披露的他的手稿，都是在他從最高法庭的被告席上退下之后寫的。他的思想沒有停留在不斷的自我譴責或者頹廢郁悶之中。他把目光從高樓投向遠處。正因為這樣，他連美國新著《大趨勢》、《第三次浪潮》都加以研討，加以評論。
    陳伯達的近作，究竟是什么樣的？我從他眾多的手稿中選出兩篇比較短小的，一篇是《求知難》，一篇是《〈石頭記〉里的一段公案———關于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的姻緣問題）》。

及時雨

    令人驚訝的是，陳伯達晚年所寫的《求知難》，居然在1982年第10期的《讀書》雜志上公開發表。
    盡管署筆名“紀訓”而未署陳伯達，這在當時也是一個奇跡！須知，《讀書》雜志是三聯書店出版的一本高品位的知識界雜志，在知識分子中享有頗高的聲譽。筆者的文友、劇作家、作家沙葉新，曾對《讀書》雜志有一句幽默而精辟的評價：“書可以不讀，《讀書》不可不讀。”
    須知，當時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16名主犯之一的陳伯達，尚在服刑期間。
    他被剝奪政治權利，怎么可能公開發表文章呢？
    其實，這連陳伯達本人也根本沒有想到！
    既然《求知難》并不是陳伯達本人向《讀書》雜志投稿，《讀書》雜志怎么會發表他的文章呢？
    在《陳伯達傳》初版中，沒有涉及幕后深層次的這一問題……
    事情要從1982年4月22日說起。那天，有兩位陳伯達的老朋友經過公安部門的批準，前去看望陳伯達。在這兩位老朋友中，有一位跟周揚很熟悉。這位老朋友前些日子去看過周揚，跟周揚說起陳伯達。周揚說，如果可能，希望一晤陳伯達。周揚本人當時不便直接找陳伯達，就請這位朋友傳達這一意思……
    周揚，本名周起應，湖南益陽人氏，比陳伯達小四歲。解放前，周揚在上海從事文學界黨的地下工作，而陳伯達則在北平做黨的地下工作。不過，當周揚與魯迅之間為“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之爭的時候，陳伯達曾發表文章，主張“休戰”。他們曾于1937年春在上海相識，又先后來到延安，在延安有過交往。
    解放后，周揚一直是中國文學界的領導人，擔任過文化部副部長、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而陳伯達雖然不算是他的“頂頭上司”，職務卻總是高于周揚。他們曾一度都住在北京中南海，而且是鄰居。不過，他們各自忙于各自的工作，彼此來往并不多。
    其中，他們在工作上的一次交往，是在“四清”運動的時候。那時，毛澤東已經對周揚領導下的文藝工作很不滿意，所以毛澤東在跟陳伯達的一次談話中，談到周揚，希望周揚能夠“下去”———也就是下鄉。由于毛澤東是跟陳伯達談的，所以陳伯達也就對周揚下鄉一事給予關心。
    “文革”一開始，周揚作為“四條漢子”之首，受到重炮猛轟。陳伯達作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也曾抨擊過周揚。周揚在“文革”之初，便身陷囹圄。此后，陳伯達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為“第四號人物”，處于一生的巔峰。在1970年8月的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遭到批判，從此下臺。不久，也身陷囹圄，與周揚一樣。
    然而，在粉碎“四人幫”之后，周揚復出，重新擔任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陳伯達呢，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16名主犯之一，被押上了歷史的審判臺。
    平心而論，周揚在“文革”前，囿于當時的歷史條件，在中國文藝界曾推行“左”的路線。不論是“反胡風”、“反右派”，還是批判“丁、陳反革命集團”（注：“丁”，即丁玲；“陳”，即陳企霞）……復出后的周揚，卻有了深刻的反思。在批判“兩個凡是”的斗爭中，周揚大聲疾呼，沖鋒陷陣，敢說敢為。周揚還真心實意地向當年受到他的錯誤批判的文藝界人士道歉，從此深得文藝界的擁戴。
    陳伯達并非當年受到周揚錯誤批判的人，而是犯了嚴重錯誤以致嚴重罪行的人，周揚怎么關心起陳伯達來呢？
    遲暮的周揚，十分求實。他從有關部門了解到陳伯達的一些情況，決定與陳伯達一晤—
    ——這在當時是需要相當的勇氣。在周揚看來，即便像陳伯達這樣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之一，在他作出悔悟之后，也值得關心。
    面對周揚的主動約晤，陳伯達當即答應了。在陳伯達的遲暮之年，還沒有一個像周揚這樣高級別的人物，以朋友的身份，主動約晤他。
    翌日上午，陳伯達把希望與周揚晤談的請求告知住在隔壁的公安人員。陳伯達的要求，迅速得到答復：當天下午，公安人員便通知陳伯達，經過請示有關部門，同意他與周揚會晤。
    由于周揚前往陳伯達住處看望，諸多不便。于是，請公安部門派人陪送陳伯達前往北京西單絨線胡同附近安兒胡同周揚家中晤談，時間定在當天晚上7時。
    陳伯達之子陳曉農記得，那天傍晚6時20分，公安部門派來兩位工作人員和一輛轎車，前來接陳伯達。陳曉農想陪父親一道去，公安人員告知，他不能一起去。
    本來，估計見面之后，談一兩個小時也就差不多了。不料，直到深夜11時15分，陳伯達才在公安人員的陪同下回到家中。原來，兩位老人闊別16年，一見面，談得非常融洽，話就多了，竟然談了4個小時！
    據陳曉農回憶，那天夜里陳伯達回來時，顯得有些興奮，但是也已經有點疲憊。陳伯達只是簡單地跟兒子說了幾句話之后，就上床休息了。
    翌日早上，陳伯達起床比平常晚。起床后，陳伯達詳細地向兒子講述了昨晚的情況。陳曉農意識到這是一次很重要的會晤，隨即作了筆記。
    據陳伯達說，周揚所住，是黃炎培舊宅，是個比較大的四合院。談話在會客室里進行。
    公安人員在另一處休息，并不參加他們的談話。除了周揚之外，還有周揚夫人蘇靈揚、周揚秘書一起參加談話。以下是陳曉農當時所記陳伯達回憶與周揚談話的部分內容：
    周揚：你若不是擔任了后來那樣高的職位，情況也就不會那樣了。《紅樓夢》里說：
    “世人都說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你沒有能及時退身，地位到了那樣高，打倒陶鑄后，又位居第四。
    陳伯達：但實際上并不由自己。周總理找我談話三次，要我當組長（引者注：指“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我都拒絕了。最后，周總理說：“你是共產黨員，難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嗎？”他這樣說，我無法再推辭，只好當了。至于排第四位，開始調整常委（引者注：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單就是把我排在周總理后面，我不同意，找到主席，說無論如何不能把我排在那樣前面。主席拿起筆來把排在最后一位的陶鑄同志的名字勾到我的名字前面，對我說：“你看這樣行了吧？”打倒陶鑄同志是后來的事。
    ※※※
    盡管作為“筆桿子”，他曾經發表過眾多的文章。然而，在他的晚年，在他被判刑期間，能夠公開發表文章，這確實出乎他的意外。在陳伯達晚年，長期處于“六親不認”的極度孤獨之中。周揚不避嫌，向他伸出友誼之手，使陳伯達為之動容。
    周揚：我被關起來后，在監獄里聽廣播，開始還能聽到你的名字，后來再也聽不到你的名字，知道你倒了。我也很難過。“文革”中你的帽子戴得最多了，是首屈一指的。這次討論歷史問題決議（引者注：指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有幾位同志為你講了話，我也講了幾句，但主要是那幾位同志講的。現在采取了區別，對你有些優待。
    陳伯達：我自己以為優待我是因為我在阜平救過毛主席。1948年春天，國民黨飛機轟炸阜平，那天早上我聽到飛機響，趕緊跑到毛主席那里，他正在猶豫，我說飛機就在頭頂上，要趕快走，他聽我一說，就走了。他繞過一道墻，聽警衛員說我還未走，回頭喊了我，我催他快走……看到他已到安全地方，我趕快離開，剛跑到院子外，炸彈就已經投下來了，正好炸在院子當中，房子玻璃全被彈片打碎了……如果晚一步是很危險的。這件事本來從沒有對別人說過。1971年逮捕我，我在監獄門口不肯進去，大聲說過：“我救過毛主席！”
    開始關我的地方條件很差……大概我說的話傳上去了，幾天后把我轉到一個三層樓上，生活很優待……
    周揚：那時我也在阜平，聽說毛主席那次很危險，但不知道是你救了毛主席。陳伯達：
    我垮臺主要是因為和江青發生沖突，在廬山我還和周總理談到過，江青曾幾次想離開主席。
    周揚：你在廬山是主張設國家主席的，當然現在也還要設國家主席，但和你們那時不同，你們那時要讓林彪當國家主席。
    陳伯達：我沒有提過林彪當國家主席，我只是提請毛主席當國家主席。周揚：……“文革”的后遺癥很多，現在的青年人不聽說啊，這個問題不知道怎么解決？
    陳伯達：這個情況我不了解。我沒有接觸。
    周揚：你現在寫些什么東西？
    陳伯達：主要搞點經濟問題的材料，也寫了幾篇與文藝有關系的文字，不知你看到了沒有？（陳提到幾篇文章題目）
    周揚：我沒有看到。
    陳伯達：那我可以向上面提一下，把和文藝有關的文章交給你看。將來如果能放我的話，你看能不能讓我在你領導的文聯做點小事情，比如搞點材料，我可能還做得來。進你們文聯的門，也需要有點東西（指作品）吧，這幾篇文藝的文章也算是我的一點東西。
    周揚：這到時候再說吧。
    陳伯達：你現在看些什么書？
    周揚：我有時候看些文學史方面的書。
    陳伯達：你對俄國文學史很熟悉了，我最近看了一本《巴納耶娃回憶錄》，你看過沒有？
    周揚：沒有看過。巴納耶娃是個什么人物？過去好像沒聽說過。（陳做了介紹，周讓秘書記下了書名。）
    陳伯達：這本書值得看一看，作者很熟悉19世紀俄國文學界的情況，接觸過很多作家。書里講了屠洛涅夫很多事情，也有其他文學家的事情。
    周揚：我現在準備出版自己的文集，很多時間都用在這件事上。
    陳伯達：你的書出來以后可不可以送給我一本？
    周揚：可以。
    在這次談話中，陳伯達跟周揚說及“寫了幾篇與文藝有關系的文章，不知你看到了沒有？”陳伯達提到幾篇文章題目，內中就有那篇《求知難》。周揚說：“我沒有看到。”于是，陳伯達便說：“那我可以向上面提一下，把和文藝有關的文章交給你看。”陳伯達果然“向上面提一下”。于是，陳伯達所寫的幾篇“和文藝有關的文章”，便交到了周揚手中。
    陳曉農記得，此后不久，北京市公安局安排陳伯達前往香山春游。對于陳伯達來說，這簡直是破天荒的了。他已經十幾年沒有春游了。很可惜，公安部門仍然不準許陳曉農陪同。不過，筆者在陳伯達家中見到了這次春游時公安人員為陳伯達所拍的彩色照片，陳伯達顯得興致勃勃。陳伯達當時已經七十有八，而且平日閉門不出，居然登上了香山“鬼見愁”！據陳曉農回憶，1982年11月的一天，那兩位曾經來訪過的老朋友，經過公安部門的同意，再度前來看望陳伯達。他們剛剛入座，那位與周揚相熟的朋友，便從包里拿出一本雜志，送給陳伯達。這是上月10日出版的第10期《讀書》雜志，上面刊登了《求知難》，署名“紀訓”。陳伯達完全沒想到，自己寫的文章，竟然能夠公開發表———盡管作為“筆桿子”，他曾經發表過眾多的文章。然而，在他的晚年，在他被判刑期間，能夠公開發表文章，這確實出乎他的意外！
    那位朋友只是很簡單地告訴他，《求知難》是經過周揚閱后發表的。又過了一個月，這兩位老朋友又一次來訪，才把《求知難》發表的內情，詳細告訴陳伯達：自從陳伯達向“上面”提出之后，《求知難》等文章由“上面”轉到了周揚手中，周揚頗為贊賞。不久，《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總編輯、歷史學家黎澍去看望周揚，見到了陳伯達的這些新作。盡管黎澍在70年代末曾經發表多篇文章，嚴厲地批判過陳伯達，但是他和周揚一樣，十分欣賞陳伯達的新作。過了幾天，黎澍向周揚借去陳伯達文稿。黎澍經過仔細閱讀，選中了《求知難》，認為這篇文章適合公開發表。黎澍把《求知難》托人送交《讀書》雜志，在第10期刊發了。對于《求知難》的發表，陳伯達十分感動。陳伯達說出發自內心的話語：“一個人一旦有事（引者注：出事之意），大家就都六親不認，這個風氣實在不好。所以，我要感謝周揚，還有幾位幫助發表我的文章的同志。”確實，在陳伯達晚年，長期處于“六親不認”
    的極度孤獨之中。周揚不避嫌，向他伸出友誼之手，使陳伯達為之動容。自從那次見面之后，周揚與陳伯達曾相約再度晤談，遺憾的是，1983年9月，陳伯達病了，腿疼痛不已，住進北京北郊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二六二醫院。就在陳伯達住院期間，他從報上看到對于異化和人道主義的批判，矛頭直指周揚。陳伯達出院不久，周揚在批判聲中病到了。1984年秋，陳伯達再度病倒，住進北京衛戍區二九二醫院。這時候，周揚的病情轉重，長期處于昏迷狀態。從此兩位老人無緣再相會，但是，彼此常托人表示問候。1989年的到來，把周揚夫婦和陳伯達都帶到了另一個世界：這年7月31日，周揚辭世；9月20日，陳伯達去世；又過了一個月，周揚夫人蘇靈揚也走了。在周揚去世之后，陳伯達聞訊，親筆寫下挽聯：
    創延安魯藝
    育一代桃李
    署名“仲晦”。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九章　“幕后新聞”
    在《求知難》公開發表之后，引起“連鎖反應”———陳伯達的另一篇新作也得以公開發表。這一回，與發表《求知難》一樣，陳伯達在事先毫無所知。
    這一回，推薦發表陳伯達新作的，不是周揚，也不是黎澍，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喬木！胡喬木細讀了陳伯達新作，認為其中的《認識的漸變和突變———從〈壇經〉看中國佛學中的頓漸兩派》一文，頗有新意，而且適合于公開發表。于是，寫下一段批示，大意是此文可以考慮在外地的黨內刊物上發表，但應保密（包括對作者）。
    根據這一批示，陳伯達的這篇文章后來在1983年7月出版的中共遼寧省委黨內刊物《理論與實踐》第二期上發表，署名“程殊”。
    由于遵胡喬木的批示，注意保密，所以直到5年之后———1988年，才被香港記者獲悉，當作“中國大陸幕后大新聞”在香港披露，說陳伯達居然公開發表文章云云，內中提到了那篇《認識的漸變和突變———從〈壇經〉看中國佛學中的頓漸兩派》。不過《讀書》雜志的影響比《理論與實踐》雜志更大，香港記者卻沒有提到那篇《求知難》。當然，這是由于《讀書》雜志的“保密”工作做得更好，香港記者不知此事。
    在寫作本書初版本之際———1988年至1989年，《求知難》和《認識的漸變和突變—
    ——從〈壇經〉看中國佛學中的頓漸兩派》兩文的發表內情，以及周揚和陳伯達的交往，都還屬于保密范圍，不便披露。如今，時間已經過去整整10年，已經到了可以公開披露的時候，所以也就補入本書的修訂本。
    與《求知難》相比，《認識的漸變和突變———從〈壇經〉看中國佛學中的頓漸兩派》更具學術性。陳伯達以嶄新的視角，剖析中國佛學中的頓漸兩派。從這篇文章，既可看出陳伯達的博識和學術造詣，也可以了解晚年陳伯達的思緒。
    1982年4月23日，周揚在跟陳伯達談話時，內中有幾句話透露了極為重要的信息：
    “這次討論歷史問題決議，有幾位同志為你講了話，我也講了幾句，但主要是那幾位同志講的。現在采取了區別，對你有些優待。”
    周揚所說的“歷史問題決議”，是指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所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周揚說了在討論這一重要決議時，“有幾位同志為你講了話，我也講了幾句，但主要是那幾位同志講的”，但是沒有點明那為陳伯達講話的“有幾位同志”，究竟是哪幾位同志；周揚所說“現在采取了區別，對你有些優待”，但是又沒有具體說明“區別”了什么，“優待”了什么。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內中特別有這么一句：“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主要利用所謂‘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這里，點了林彪以及“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江青、“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的名字，卻沒有提到“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顯然不是一種疏忽。
    陳伯達在“文革”中，犯有嚴重罪行，而且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16名主犯之一，這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的判決書為據，陳伯達本人也是承認這些罪行的。
    這就是說，一方面，陳伯達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16名主犯之一；另一方面，陳伯達又與同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的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有所區別。
    這里用得著毛澤東的一句名言：“沒有區別，就沒有黨的政策。”
    直至周揚跟陳伯達作了簡略的說明，陳伯達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在與周揚的談話中，陳伯達曾說：“那我可以向上面提一下，把和文藝有關的文章交給你看。”
    陳伯達所說的“上面”，究竟是誰？為什么陳伯達的新作，不由陳伯達直接交給周揚，反而要由“上面”交給周揚呢？
    在本章前文中，曾寫及：
    “他的文稿，有些被人送上去，受到中央有關部門的重視，排印出來，在一定的范圍內分發。這些印出來的文章，除了標明作者陳伯達的名字外，沒有注明什么單位印的，也沒注明印數和分發范圍。不過，印刷所用的是上好的道林紙16開，大字仿宋體排印，可以看出不是一般的機關所印，是在相當高的政治層次中分發。”
    這種印刷品的格式，與中共中央文件極為相似，只是沒有“紅頭”而已。可以說，這是一種“無頭文件”！不言而喻，這些“無頭文件”是在排印中共中央文件的印刷廠里印刷的。筆者問王力才明白其中的內情：
    據說，這是鄧小平創議的。在毛澤東時代，凡是被打倒的人，只能呆在那里寫交代。鄧小平卻認為那些被打倒的高層政治人物，有著豐富的政治經驗，值得充分調動這些人的積極性。特別是這些人在被打倒之后，成了地道的旁觀者。常言道：“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旁觀者倒是有著客觀、清醒的長處。鄧小平鼓勵這些人給中共中央寫文章，談什么都可以，如果文章有參考價值，就印成“無頭文件”，在高層小范圍分發。
    陳伯達、王力都成了這種“無頭文件”的積極撰稿人。也有文章，被用復印機復印，在高層分發。陳伯達的《求知難》、《認識的漸變和突變———從〈壇經〉看中國佛學中的頓漸兩派》等等，送往“上面”，最初就是被復印在“上面”散發。陳伯達在保外初期，有一條與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以及中共中央書記處直接聯系的渠道。陳伯達的文稿，被復印多份，直送胡耀邦、胡喬木以及中共中央書記處有關人員。胡耀邦看了陳伯達的文稿，曾指出：
    “陳伯達不要老寫讀書筆記了，可以就中國近代歷史中一些重大的問題寫些可以對后代起教育作用的東西。”首肯陳伯達的《認識的漸變和突變———〈壇經〉看中國佛學中的頓漸兩派》一文，也是胡耀邦。胡喬木也看了此文。
    胡耀邦還對陳伯達晚年的生活、醫療等問題，作了指示。
    就個人關系而言，過去陳伯達身居高位時，與胡耀邦并無深交。但是，胡耀邦對于所有的人和事，都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待，即使是像陳伯達這樣早已被完全打倒的人，他仍從全面的歷史的高度，予以冷靜的分析，做出妥善的處理。
    陳伯達之子陳曉農引用了一位他的朋友的一句話，這么評論胡耀邦：
    “胡耀邦是一位在陳伯達已經被推入絕境后仍把陳伯達當人看的中共高級領導人。”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十章　長子自殺
    北京西南角，有一條經過西便門車站通往豐臺的并不十分熱鬧的鐵路。1960年，當一列火車駛過西便門附近，突然一個男青年跳上鐵軌，臥倒在上面。火車急剎車已來不及，慘劇便發生了……
    死者26歲，男性，核工業部（第二機械工業部）技術人員，姓陳，名小達———陳伯達的長子。
    陳小達正處于青春煥發的黃金歲月，怎么突然選擇了這么一條絕路？
    他，在蘇聯莫斯科大學物理系畢業之后，于1958年回到北京，與陳伯達生活在一起，有時候，他也去看望自己的生母諸有仁。當時，諸有仁在水電部水電建設總局擔任研究室主任和機關黨委宣傳部部長。
    剛剛回國的陳小達，講一口俄語，而漢語卻講不好了。在家里，他跟陳伯達用俄語交談。作為一個中國人，不會講漢語，不僅沒法在中國工作，連日常生活也諸多不便。陳伯達不得不把兒子送到北京大學旁聽漢語課。
    大抵因為是高干子弟的緣故，被看作政治上絕對可靠，所以陳小達被分配到機密單位—
    ——核工業部工作，盡管他學的并不是物理專業。
    陳小達住在中南海，工作單位又不借，領導上分配他與蘇聯專家一起工作，他的生活道路鋪滿鮮花。
    最使他感到幸福、得意的是，他有一位中意的姑娘。考慮到他的那個她現仍健在，她本人也是眾所關注的人物，便不透露她的姓名，此處以M相稱。
    M與他可以說“門當戶對”：M也住在中南海，而且住在甲區。M的父親的職務比他的父親更高。M與他從小結識，況且M也曾在蘇聯生活，能講一口流利的俄語。
    陳小達與M處于熱戀之中。M常到陳小達家，一談便到深夜。陳小達也去M家，聽她從蘇聯帶回來的唱片。
    冬日，他倆從中南海向北，過了橋，到北海公園溜冰。他倆像春天的燕子一般飛快地掠過冰面，用俄語呼喊著，嘻笑著，引得許多年輕人投來羨慕的目光。
    隨著歲月的流逝，他們之間的感情越來越深，關系也逐漸明朗化，咔嚓，咔嚓，照像機留下他們的許多合影。筆者在陳伯達家，見到這些照片。
    到1960年，陳小達26歲了，是該正式提親了。
    就陳伯達來說，對這門親事舉雙手贊成。因為陳伯達在M的父親手下工作，倘若能夠結親的話，還能為他的政治上提供“保險”———這么一來，M的父親也許會在政治上給他以支持，至少不會在風向大變時把他整倒。
    可是，事與愿違。向來與陳小達過從甚密的M，突然提出與他中止戀愛關系，只保留一般的朋友關系。M沒有說明這是來自她的家庭的意見。
    陳小達受此當頭一捧，心煩意亂，而那幾天，正由他主持進行一項重要的實驗。在精神恍惚之中，他的實驗出了大事故！
    雙倍的打擊，使感情脆弱的陳小達一時想不開。他曾想找父親談一次，可是，正遇上陳伯達手頭事忙。對他說過幾天再談。
    陳小達苦悶至極，獨自前往西便門，走上了絕路……
    為了怕陳伯達受刺激，陳小達之死被瞞著。M也不知道真相。
    直到一年之后，陳伯達才知道長子之死。他大聲號啕，可是，早已無濟于事……這里順便提一下陳小達的生母諸有仁的后來———這連陳伯達本人都不大清楚。筆者有位浙江文友，叫馮穎平。她在杭州當記者。很偶然，有一次她跟筆者說起，她是諸有仁的“干女兒”，這才使筆者有機會了解諸有仁那孤寂的晚年……諸有仁晚年獨居，很少與外界來往。
    馮穎平怎么會成了諸有仁的“干女兒”呢？她說，那是在1982年盛夏，杭州熱不可擋。為了照顧老干部，有關部門安排他們到莫干山休養。受報社派遣，馮穎平到莫干山采訪。在山上，人指著一位個子中等偏矮、步履蹣跚、滿頭皓發、慈眉善目的老太太，神秘兮兮地說：
    “他就是陳伯達的第一個妻子！”從此，馮穎平開始注意這位老太太，得知她的名字叫諸有仁。很快地，憑著記者的職業習慣，馮穎平發覺諸有仁常常離群索居。馮穎平以為，盡管陳伯達是人所共知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16名主犯之一，諸有仁作為陳伯達的第一位妻子———何況早已離婚多年，不應該受到冷遇。馮穎平主動地去接近諸有仁。諸有位帶她到自己的房間里聊天。從聊天中馮穎平得知，諸有仁早在1925年就參加革命，她的姐夫是黨的早期著名領導人之一———羅亦農。她在羅亦農的影響下，前往蘇聯學習，在那里結識了陳伯達，并在回國后于1933年與陳伯達結婚。后來，生下一個兒子，取名陳小達……
    老人說到這里，突然冒出一句：“江青害死了我的兒子！”馮穎平未敢詳問，老人也沒有仔細說下去。由于在山上馮穎平與諸有仁相處甚為融洽，下山時諸有仁邀請馮穎平到她當時所住的地方———新安江紫金灘。在紫金灘，諸有仁打開塵封已久的照片給馮穎平看。從那些發黃的老照片上，可以看到諸有仁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的合影，揭開了諸有仁不平凡的身世。諸有仁念念不忘她唯一的兒子陳小達。諸有仁說，1939年夏天，周恩來去蘇聯醫治摔傷的胳膊，陳伯達和諸有仁托周恩來把五歲的陳小達帶往蘇聯。此后諸有仁與陳伯達離異。陳伯達又結婚了，而諸有仁一直獨身。解放后，諸有仁在重慶工作多年。后來，諸有仁調到北京工作。諸有仁時時懷念著兒子陳小達。兒子回國之后，生活在陳伯達身邊，但是，陳小達也常來看望母親諸有仁。兒子長大成人，給了諸有仁很大的安慰。
    當她得知兒子陳小達突遭不幸時，如五雷轟頂。她千方百計打聽兒子的死因。她聽到傳聞，說是江青干涉了陳小達的婚事，從此恨透了江青。她不住地在馮穎平面前重復那句話：
    “江青害死了我的兒子！”
    傳聞畢竟只是傳聞。馮穎平跟諸有仁接觸多了，對于這件事漸漸有些了解。馮穎平認為，諸有仁對江青在這件事上有一種偏激的情緒。馮穎平平心而論：“老人沒有為她的論斷提供具體事實。從后來披露的大量歷史材料看，陳小達婚姻的失敗關系著諸多因素，最主要的是政治方面的因素。但江青的反作用力也是無可諱言地存在。”在痛失唯一的愛子之際，她已年過半百。她格外感到孤獨。她向組織上提出，要一個養女，以便能照料她的晚年。
    組織上答應了。她從四川老家的親友中，認了一個女孩作為養女。她花了很大精力，把女孩的戶口遷入北京，并安排了工作。這在當時是很不容易的了。養女有了對象，諸有仁感到非常高興。因為養女一旦成家，跟她生活在一起，那就更熱鬧了。就在這時候，大劫大難開始了。在“文革”中，諸有仁被打成“蘇修潛伏特務”，受盡折磨。她的養女也“上山下鄉”，和男友一起被遷往黑龍江，從此與諸有仁沒有聯系。
    過分抑郁不僅加速了諸有仁的老化，而且催生了疾病。陳伯達比諸有仁年長，而且在晚年又有那么多年的鐵窗下度過，然而諸有仁卻早于他而故世。這大抵與陳伯達獲得保外就醫之后，有了兒子陳曉農和兒媳小張的細心照料大有關系。正因為這樣，兒子陳小達之死，，對于諸有仁來說是最為沉重的。從此，她像魯迅筆下的祥林嫂一般，絮絮叨叨，不斷向人訴說兒子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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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十一章　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條”
    自從寫長文“批判”了彭德懷之后，陳伯達又重新得到毛澤東的信任，要他負責起《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共9章60條，人稱“六十條”。
    須知，陳伯達雖是人民公社的“發明”者，當毛澤東在北戴河主持起草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時，并沒有通知這位“發明”者參加。據陳伯達說，其時他也住在北戴河。
    《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經過了反復的修改過程：
    1960年11月3日，先是下達《中共中央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的緊急指示信》。
    這封信共12條，人稱“十二條”。根據“十二條”，寫出了《農村人民公社條例（草案）》，這個草案是1961年3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在毛澤東的主持下，由陳伯達執筆起草的。陳伯達曾自述如下：
    1961年，在廣州制定的人民公社工作條例60條，是征得毛主席同意，由我起草的。起草后，我到一些鄉村詢問群眾關于取消公共食堂的意見，大家熱烈地贊成完全取消。后來，即根據各地的經驗，對取消公共食堂問題作了完全取消的新肯定。這個修改過的六十條，也是毛主席要我同各地方同志商議后寫的。
    起草個什么文件，本來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陳伯達終于重操舊業，從危機中解脫出來———這危機始于第一次會議，而在廬山差一點成了滅頂之災，最后隨著“反戈一擊”才反敗為勝。
    從《農村人民公社條例（草案）》對農村人民公社作出了一系列政策規定：人民公社是社會主義的互助互利的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多勞多得，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避免社員之間在分配上的平均主義；人民公社一般為3級所有，隊為基礎。生產大隊對生產隊實行包產、包工、包成本和超產獎勵的三包一獎制；生產隊實行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直接組織生產，組織收益分配；農民可以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從事小規模家庭副業；……
    1961年6月，陳伯達在北京參加了中共中央召開的工作會議，對草案進行了部分修改，取消了部分供給制、公共食堂、社員口糧分到食堂等規定。修改后的條例，稱為《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1962年9月27日，《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由中共八屆十中全會討論通過。
    為了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能夠寫出《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1961年1月，毛澤東曾指示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分別帶一個調查組下鄉，進行調查。
    為此，毛澤東還特地找出他1930年5月寫的《調查研究》一文（后來改題為《反對本本主義》，收入1964年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發給每個組員。
    關于這次下鄉調查，毛澤東曾給秘書田家英寫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田家英同志：
    （一）《調查研究》這篇文章，請你分送陳伯達、胡喬木各1份，注上我請他們修改的話（文字上，內容上）。
    （二）已告陳明，和你一樣，各帶一個調查組，共三個組，每組組員6人，連組長共7人，組長為陳、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組成。每個人都要是高級水平的，低級的不要。
    每人發《調查研究》（1930年春季的）1份，討論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陳去廣東。去搞農村。6個組員分成2個小組，1人為組長，2人為組員。陳、胡、田為大組長。1個小組（3人）調查一個最壞的生產隊，另1個小組調查1個最好的生產隊。中間隊不要搞。時間10天至15天。然后去廣東，三組同去，與我會合，向我作報告。然后，轉入廣州市作調查，調查作業又要有1個月，連前共2個月。都到廣東過春節。
    毛澤東
    （1961年）1月20日下午四時
    此信3組21個人看并加討論，至要至要！
    毛澤東又及
    毛澤東像當年指揮作戰一般，向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布置了調查任務。然后，又是在毛澤東主持下，經過集體討論，由陳伯達執筆，才寫出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
    陳伯達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在廣州寫出草案之后，毛澤東還以中共中央名義于1961年4月25日發出通知，提出了關于當時農村工作中若干關鍵問題的調查題目，其中包括：食堂問題，糧食問題，供給制問題，山林分級管理問題，給農民留一定數量的柴山作為自留山的問題，三包一獎問題，耕牛、農具歸大隊所有好還是歸生產隊所有好的問題，一二類縣、社、隊全面整風和堅決退賠問題，恢復手工業問題，恢復供銷合作社問題以及其他問題。那一時期，毛澤東傾注心血于整治人民公社問題。經過調查研究，經過一次又一次修改條例，才使中國農村從1958年突然爆發的人民公社化運動，慢慢地納入軌道運行。
    從1961年8月起，胡喬木患病，毛澤東建議他“須長期休養，不計時日，以愈為度”。這樣，在起草文件方面，毛澤東不得不更倚重于陳伯達了。
    陳伯達也幫助劉少奇做了一些文字工作。他參與起草了劉少奇1962年1月27日在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他也曾對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作了整理、修改，并在他主編的《紅旗》雜志上重新發表。據云，《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在延安發表時，陳伯達也曾作過一些文字整理工作。內中所引孟子的話：“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這是陳伯達建議劉少奇加上去的。
    然而，在“文革”中，陳伯達“變臉”，對劉少奇“反戈一擊”。陳伯達所主編的《紅旗》雜志，成為轟擊所謂“黑”《修養》的主炮———劉少奇“貶值”了，他的《修養》也隨之“貶值”。重新發表《修養》的是《紅旗》雜志，總編陳伯達；倒過來狠批《修養》的也是《紅旗》雜志，也是總編陳伯達。這一切，都隨著“政治行情”的漲落而漲落。
    順便提一筆，在陳伯達倒臺之后，他的那篇《人性、個性、黨性》（載于1944年9卷15期延安《解放》周刊），則被當作“黑《修養》”的“姐妹篇”受到姚文元主編的《紅旗》雜志的批判———因為那時的陳伯達已是“行情”看跌了，早已從《紅旗》總編的寶座上摔下來了。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十二章　批判“現代修正主義”
    陳伯達如此起勁地批判“現代修正主義”，為的是表白自己“緊跟”毛澤東。以冷靜的目光重新審視那時中蘇兩黨的論戰文章，蘇共那大國沙文主義“老子黨”氣焰確實過分，而中共的極左思潮也相當厲害。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理論家”一邊投身于“反右傾”，一邊致力于“批判現代修正主義”。陳伯達和康生，是“批判現代修正主義”兩員干將。
    如今，那場共產主義運動的大論戰，早已成為歷史。以冷靜的目光重新審視那時中蘇兩黨的論戰文章，蘇共那大國沙文主義“老子黨”氣焰確實過分，而中共的極左思潮也相當厲害。
    鄧小平在1980年5月31日的《處理兄弟黨關系的一條重要原則》一文對這場大論戰作了客觀的總結：
    各國黨的國內方針、路線是對還是錯，應該由本國黨和本國人民去判斷。……歐洲共產主義是對還是錯，也不應該由別人來判斷，不應該由別人寫文章來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黨、那里的人民，歸根到底由他們的實踐做出回答。人家根據自己的情況去進行探索，這不能指責。即使錯了，也要由他們自己總結經驗，重新探索嘛……我們反對人家對我們發號施令，我們也決不能對人家發號施令。這應該成為一條重要的原則。
    對于“現代修正主義”的批判，盡管鋒芒所向是對準蘇共赫魯曉夫，但最初卻是點南斯拉夫鐵托的名。陳伯達在《紅旗》雜志創刊號上，便發表了《南斯拉夫修正主義是帝國主義政策的產物》，向鐵托猛轟一炮。
    陳伯達如此起勁地批判“現代修正主義”，為的是表白自己“緊跟”毛澤東。因為毛澤東早在1957年3月，便已明確指出：“我們現在思想戰線上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開展對于修正主義的批判。”
    在《紅旗》創刊后的第二期上，陳伯達再度批判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義”，寫了《美帝國主義在南斯拉夫的賭注》一文。
    此后，論戰公開在中蘇兩黨之間進行。1960年4月20日，為了紀念列寧的90周年誕辰，陳伯達所主編的《紅旗》雜志發表了編輯部文章《列寧主義萬歲》。這篇文章以紀念列寧90周年誕辰為契機，全面譴責了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如何背離了列寧主義。《列寧主義萬歲》一文在國內外引起廣泛的關注。
    從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接連發表七篇論戰文章。這些文章，公開了中共與蘇共、法共、意共、美共在意識形態上的嚴重分歧。這些文章大都由釣魚臺“秀才班子”起草。陳伯達也參加了一部分起草工作。
    從1960年起，中共中央為了適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論戰的需要，調集了一批“秀才”，在釣魚臺國賓館里工作。
    這個“秀才班子”共五人，即康生、吳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康生作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是“秀才班子”的負責人。吳冷西是新華通訊社及《人民日報》社社長。王力為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姚溱為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范若愚為《紅旗》雜志副總編。
    據云，《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一文，主要由陳伯達起草。
    這七篇文章的發表，使論戰逐漸趨于白熱化。1963年7月30日，蘇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系統地提出他們的看法。
    中共中央對蘇共中央的來信，要作公開答復。釣魚臺的“秀才”中有人主張寫一長文，系統地批駁蘇共中央在信中提出的種種觀點。寫出草稿后，被毛澤東否定了。這時，毛澤東說了一句非常微妙的話：“我要的是張燮林式，不要莊則棟式！”起草任務落到了陳伯達頭上。陳伯達反反復復揣摩毛澤東的那句話，悟明了毛澤東的妙語本意：莊則棟與張燮林同為中國乒乓球名將，打球的風格卻截然不同。莊則棟用的是近臺快攻，是進攻型的，而張燮林則是削球手，號稱“攻不破的長城”，擅長防守，能夠救起對方發來的各種各樣的刁球、險球。
    陳伯達查閱了毛澤東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次講話記錄，和王力、范若愚一起，從正面闡述毛澤東的觀點下筆，寫出“張燮林式”的文章。這篇洋洋數萬言的文章，經毛澤東審閱，正合他的心意。
    于是，毛澤東在武漢召開會議，參加者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康生、陳伯達、吳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經過討論，此文定稿了，即《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此文闡述了中共中央對國際共產主義的25條意見，常被人簡稱為“25條”。
    “25條”除了正面闡述中共中央的論戰觀點之外，還全面批判了蘇共的觀點，概括蘇共觀點為“三和兩全”，即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這“三和”及全民國家、全民黨這“兩全”。
    蘇共中央于1963年7月14日針對中共中央的“25條”，發表了《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逐條批駁了“25條”。蘇共中央在蘇聯報刊上發表《公開信》的同時，作為“附件”，一起發表了中共中央的“25條”。
    1963年7月20日，中國報紙作出反響，重新刊登了“25條”，同時發表了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此后，蘇聯報刊針對中共中央的“25條”，連續發表社論《蘇共高舉列寧主義偉大旗幟》、《黨和人民牢不可破的一致》、《我們忠于列寧主義》等。
    此后，中國以《人民日報》、《紅旗》編輯部名義，接連發表了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這便是當年家喻戶曉的“九評”。
    此外，《十評》原也已經寫好，因赫魯曉夫在1964年10月14日下臺，《十評》未及發出，改作彭真的講演稿公開發表。
    1964年11月21日，《紅旗》雜志發表社論《赫魯曉夫是怎樣下臺的》。
    這場在毛澤東領導下的批判“現代修正主義”運動，其中包含有批判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等正確內容，但是歷史已證明其中對于當時把赫魯曉夫在蘇聯所進行的改革、鐵托在南斯拉夫所進行的改革，一概斥之為“復辟資本主義”，則是錯誤的。赫魯曉夫實際上是一位不成功的改革家。赫魯曉夫對于斯大林個人迷信的批判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又做得過分。毛澤東把改革和對個人迷信的批判都當作“現代修正主義”，結果在“左”的迷誤中越陷越深，以致著手發動“文化大革命”，宣稱“文革”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同時他的個人迷信也在“文革”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陳伯達這位“理論家”在批判“現代修正主義”中，“跟準”毛澤東，在1960年初他就“明確地指出”：“毛澤東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后來，這句話加上三個副詞，被寫入以林彪名義發表的《毛主席語錄》的《再版前言》：“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十三章　毛澤東口授“二十三條”
    細細探索起來，“文革”的前奏早已開始：批判“現代修正主義”是其前奏，“四清”
    運動也是其前奏。毛澤東對外“批修”，對內搞“四清”。“四清”運動，1962年底在中國農村逐步推開。那“四清”最初是“清工分，清賬目，清財物，清倉庫”，叫“小四清”。后來擴大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
    “四清”運動在農村開展。城市里則進行“五反”運動，即“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
    后來，“四清”與“五反”運動合稱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運動”。
    毛澤東以為，資本主義已在蘇聯，在南斯拉夫復辟，為了防止中國“變修”、“變色”，要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他在1963年5月9日發出了警告：如不警惕，“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
    毛澤東在思索著防止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防止中國出現“赫魯曉夫式人物”。他早在廬山會議上便已說過：“共產黨的哲學，就是斗爭哲學。”在斗垮彭德懷之后，毛澤東已在尋找新的斗爭對象。他的極左思想不斷膨脹，他的斗爭矛頭指向了多年來同生死、共患難的戰友———劉少奇。
    陳伯達第一次得悉毛澤東要整劉少奇這一驚人消息，是在1965年1月。
    夜深了，陳伯達服了安眠藥，迷迷糊糊躺在床上。電話鈴聲急促地響起。那是一只機要電話，勢必有要緊的事要告知他。他趕緊驅走睡意，接了電話。果真，事關重大：毛澤東要他馬上去一趟！陳伯達豈敢怠慢。對于毛澤東的召見，他總是召之即來。毛澤東習慣于夤夜工作，苦了陳伯達。
    匆匆趕到毛澤東那里。原來，毛澤東要起草一份關于社教運動的文件，由他口授，陳伯達筆錄。
    從毛澤東的話里，陳伯達這才軋出重要的“苗頭”———毛澤東要整劉少奇！
    原來，毛澤東與劉少奇在社教運動中的分歧由來已久，直到這時終于表面化了……
    毛澤東搞社教運動，像搞“文革”一樣，事先并沒有什么“偉大戰略部署”，而是干著看，邊干邊摸索。
    毛澤東是在1962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在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號召時，提出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最初，劉少奇對社教運動是投贊成票的。
    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開工作會議，在毛澤東的主持下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對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第一次提出十條政策，人稱“前十條”。
    毛澤東為“前十條”的前言，親筆加了一大段話：“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里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社會的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毛澤東所加的這一大段話，后來被作為毛澤東的一篇著作發表，題為《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
    “前十條”披露了毛澤東的“最新名言”：“階級斗爭，一抓就靈。”“前十條”的核心，便是“抓”中國農村的“階級斗爭”。“前十條”指出，社教運動的任務是“打擊和粉碎資本主義勢力猖狂進攻的社會主義斗爭”。
    對“前十條”，劉少奇是支持的，這年9月，中共中央又下達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也是十條，稱“后十條”。“后十條”提出運動要“以階級斗爭為綱”，劉少奇也是支持的。劉少奇對于社教運動所作的幾次講話，有些觀點也相當“左”。
    但是，后來劉少奇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產生了與毛澤東不同的看法。比如，對于社教運動的性質，劉少奇主張是什么問題解決什么問題，不一定什么都“以階級斗爭為綱”，都要從“兩條路線”、“兩個階級”的高度去上線上綱。再如，毛澤東提出社教運動的主要對象，是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則不同意。
    毛、劉之間的分歧，到了1964年底逐漸激化。
    1964年12月15日至12月底，中共中央召開關于社教運動的工作會議，由劉少奇主持。考慮到毛澤東當時身體不大好，沒有請他出席會議。12月底，在劉少奇的主持下，會議制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國工作會議討論紀要》，共17條，作為中共中央文件，印發全國。
    從1965年元旦之后，至1月14日，會議進入第二階段，改由鄧小平主持。鄧小平以為，這是一般性的工作會議，況且第一階段會議毛澤東也未參加，也就勸毛澤東不必參加第二階段會議。不料，毛澤東心中不悅，徑往會場，出席會議。
    毛澤東在會上，不指名地批評劉少奇在社教運動中搞“人海戰術”、“繁瑣哲學”、“傾盆大雨”、“神秘化”、“打擊面過寬”等等。
    毛澤東說到社教運動的矛盾時，劉少奇插了一段話：“各種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黨內外矛盾的交叉，矛盾很復雜，還是有什么矛盾就解決什么矛盾為好。”
    毛澤東一聽，面露慍色。他猛吸著煙，沉默不言，頓時會場陷入了僵局……
    就在這天夜里，毛澤東急召陳伯達，口授指示，毛澤東說一句，陳伯達記一句。毛澤東說一條，陳伯達記一條。
    記著，記著，安眠藥的藥力發作了。陳伯達盡力提起精神，卻只是機械地記下毛澤東的一條條意見，自己的思維變得非常遲鈍。
    總算記完了，毛澤東讓他回去整理，陳伯達這才松了一口氣。
    陳伯達回到家中，囫圇而睡。安眠藥的藥力總算退去。他在大清早起床，比往日早了兩個多小時，趕緊翻看記錄，心不由得收緊了。
    他，固然早就“跟準”毛澤東。可是，在他的心目中，劉少奇是第二號人物，也必須“緊跟”的，早在中共北方局工作時，那位不曾露面的中央代表劉少奇，使他肅然起敬。在中共七大，劉少奇在政治報告中，提到毛澤東的名字達105次之多。此后陳伯達寫文章，也言必稱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之后，劉少奇的地位更加顯得重要。陳伯達看風使舵，與康生一起，重新發表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不僅在《紅旗》雜志上刊登，而且印了1500萬冊單行本。在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陳伯達原本是兩邊討好，左右逢源。眼下，毛澤東與劉少奇產生嚴重分裂，陳伯達必須在兩者之中擇一而從。理所當然，他倒向毛澤東……
    ※※※
    他著急地要整理筆記。無奈，昨夜在迷迷糊糊狀態下所記的筆記，連他自己也理不出個頭緒來。他打電話急召王力，王力還在睡夢之中呢。王力一聽“大秀才”找他，連忙趕去。
    王力到底比陳伯達小17歲，此時只有44歲，頭腦比陳伯達靈活。他幫助陳伯達從那混亂的記錄中理出頭緒，分了一條又一條。
    就在這天，會場上再度出現緊張的氣氛：毛澤東手中拿了兩本小冊子，來到會場，毛澤東在講話之前，亮出了手中那兩本小冊子———一本是憲法，一本是黨章。今天開的會議，既不討論憲法，又不討論黨章，毛澤東帶那兩本小冊子來干什么呢？大家都覺得詫異。
    直到毛澤東開始講話，大家才意識到情況的嚴重性。毛澤東說：“我這里有兩本書，一本是憲法，規定我有公民權；一本是黨章，規定我有黨員權利。現在，有個人不讓我來開黨的會議違反黨章；有個人不讓我講話，違反憲法！”
    毛澤東所說的一個人是指主持會議的鄧小平，顯然，他誤會了鄧小平的好意，以為不讓他來開會；另一個人，當然是指劉少奇。
    在這次會上，毛澤東言詞尖銳地批評了劉少奇。毛澤東動了感情，把劉少奇昨天的插話，當作壓制他的發言。作為黨的主席毛澤東如此盛怒抨擊國家主席劉少奇，是幾十年來頭一回。兩位主席的對立，此后在“文革”中被說成是兩個司令部———以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和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間的斗爭。
    會后，經彭真、陶鑄等的勸說，劉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生活會上作了檢討。劉少奇說，他不該插話，插話是對毛澤東不尊重的表現。毛澤東則不滿意于劉少奇的檢討，說問題不是對他尊不尊重，而是彼此之間的原則分歧———修正主義與反修正主義的重大分歧！
    陳伯達意識到一場新的“路線斗爭”開始了。唯一的抉擇，便是繼續“跟準”毛澤東。
    他唯毛澤東之命而從，著手起草新的關于社教運動的文件。
    中南海迎春堂陳寓，幾位“秀才”聚集在那里，陳伯達在執筆。
    門前，一輛小轎車隨時準備出發。
    “秀才”們討論了一陣子，陳伯達寫出幾頁，馬上送給通訊員。小轎車出發了，駛出中南海西門，來到約一公里左右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印刷廠，立即付排。
    小轎車回到迎春堂時，按照前幾頁手稿排出來的清樣，已由通訊員帶回來了。
    如此這般，陳伯達在緊張地進行“流水作業”。
    中共中央辦公廳印刷廠以高質量排版，連一個標點符號都不準排錯。
    總算把文件全部寫出，排好，眾“秀才”都困乏了，回家了，陳伯達卻沒有休息，步行前往中南海甲區———親自給毛澤東送去。
    經過毛澤東改定，文件在1965年1月14日交會議討論通過，便以中共中央名義印發全黨。
    文件的標題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國工作會議討論紀要》，總共二十三條，人稱“二十三條”。
    在正文之前，有一通知，強調了此件乃“標準件”，否定了以前文件中與此件的“抵觸”之處。
    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國工作會議，討論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并寫出了討論紀要。現在把這個文件發給你們，中央過去發出的關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文件，如有同這個文件抵觸的，一律以這個文件為準。
    這個文件發至縣、團以上黨委和工作團、隊黨委。
    中央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
    這份由毛澤東主持、陳伯達執筆的文件，在第二條“運動的性質”中，不點名地批評了劉少奇，而且第一次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實際上已具備了發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的雛型。
    第二條原文如下：
    二、運動的性質：
    幾種提法：
    （一）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二）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
    （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
    前兩種提法，沒有說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根本性質。這兩種提法，不說是什么社會里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說是什么黨的內外矛盾交叉，也不說是什么歷史時期，什么階級內容的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從字面上看來，所謂四清四不清，過去歷史上什么社會里也可能用；所謂黨內外矛盾交叉，什么黨派也可能用；所謂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交叉，什么歷史時期也可能用；這些都沒有說明今天矛盾的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最后一種提法，概括了問題的性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是同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從1949年七屆二中全會以來關于整個過渡時期存在著階級矛盾、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兩條道路斗爭的科學論斷相符合的。忘記十幾年來我黨的這一基本理論和基本實踐，就會要走到斜路上去。
    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進一步地鞏固和發展城鄉社會主義的陣地。
    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
    支持這些當權派的，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
    在下面的，有已經劃了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也有漏劃了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
    在上面的，有在社、區、縣、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門工作的一些反對搞社會主義的人，其中有的本來就是階級異己分子；有的是蛻化變質分子；有的是接受賄賂，狼狽為奸，違法亂紀。
    有些人是不分敵我界限，喪失無產階級立場，包庇自己的親屬、朋友、老同事中那些搞資本主義活動的人。
    我們絕大多數干部是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但是他們中間有些人，對社會主義革命的認識不清，用人不當，對工作檢查不力，犯官僚主義錯誤。
    隨著“二十三條”的下達、貫徹，各地紛紛開始“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人們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稱為“走資派”。后來，社教運動發展為“文革”，發展為全國、全面地“整走資派”，揪出了在“二十三條”中已不點名地批判了的劉少奇———“中國頭號走資派”。正因為這樣，這個“二十三條”，已為“文革”埋下了禍根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十四章　“電子中心論”
    就在“二十三條”印發全國之后，陳伯達正忙于為毛澤東收集全國各地貫徹“二十三條”的情況，一個神秘的女人從北京坐專列前往上海。
    此人便是當年的上海演員藍蘋。自從在延安成為毛澤東夫人之后，她蟄伏了20多個春秋。此刻，她活躍起來，正在抓“京劇革命”，樹“樣板戲”。她這次前往上海，明里說是去上海研究修改京劇《智取威虎山》，暗中卻是去尋覓“棍子手”，寫作批判北京市副市長、歷史學家吳晗的“大毒草”《海瑞罷官》的文章……
    陳伯達對于江青此行，毫不知曉。照理，這位“理論家”是“棍藝”嫻熟的棍子手，何況又近在咫尺。然而，江青卻甩開這位“大秀才”，千里迢迢去上海找張春橋，選中了“小棍子”姚文元。江青避開陳伯達，自然有她的原因：她連中央委員都不是，怎么可以去指揮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陳伯達呢？她當時的職務不過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一個處長，而陳伯達正是她的上司———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理論家”一點也不知道一篇“雄文”
    正在上海一稿又一稿地秘密起草、修改著，他忙于提出“電子中心論”。
    那陣子，陳伯達在北京、天津參觀了許多工廠、科研機構，醞釀提出新“理論”———
    發展國民經濟，要以電子工業為中心。
    其實，他的這番“宏論”，并非他的首創。他是從日本、從民主德國那里，接過了這一口號，并企圖在中國加以貫徹。
    1965年3月5日，陳伯達作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對中國科學院的一些領導人發表如下談話：
    最近日本人提出，要“把發展電子技術作為國家方案”；東德提出，電子元件工業成了“整個國民經濟的中心”，要將電子工業“作為主導工業部門之一來發展”。日本人的企圖是什么？東德的提法對不對？對自然科學和技術，我不懂，請大家認真研究一下，至少我們可以從中看出一點苗頭。
    大家可以討論討論，抓電子化能不能促進四個現代化的發展，抓電子學、電子技術、電子工業，在各方面會引起些什么連鎖反應？
    為此，要研究一下：電子學與其他各種學科的關系；電子技術與其他新技術的關系；電子工業與其他各種工業的關系；應該這樣考慮一下，抓電子化會怎么樣？不抓電子化又會怎么樣……
    1965年3月24日，陳伯達又對中國科學院發表談話，再度強調“電子中心論”。應當說，陳伯達在1965年提出“電子中心論”，無非是強調要重視電子工業的發展，強調電子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他的這一見解，應當說是正確的。他要求電子工業搞20年規劃，迅速把電子工業抓上去，希望在未來20年，中國的電子工業得到大力發展，他的這些意見是有預見性的。
    然而，在陳伯達倒臺之后，一錯百錯，“恨屋及烏”，把陳伯達提出的“電子中心論”，也作為“大批判”的對象。
    1971年8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電子工業革命大批判寫作小組”的文章《“電子中心論”批判》。
    經過對“電子中心論”這么一連串的“批判”，最后歸結到“在政治上是極端反動的，在理論上是十分荒謬的，在實踐上是非常有害的”。
    在中國流行著“因人廢言”。否定陳伯達的“電子中心論”，便是“因人廢言”的一個典型事例。固然，陳伯達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16名主犯之一，但是他并非一無是處。應當說，陳伯達在1965年提出“電子中心論”是有遠見的。如今的現代化進程、工業和科學技術發展的實踐，證明了“電子”工業確實起著“中心”的作用。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十五章　毛澤東召見五“秀才”
    1965年4月底，陳伯達離開北京，前往長沙。
    毛澤東住在長沙———湖南省委大院西側的接待處九所三號，在那里召見五個人。除了陳伯達之外，還有艾思奇、胡繩、關鋒、田家英。
    這5個人，全是筆桿子。
    艾思奇是哲學家，比毛澤東小17歲。艾思奇原名李生萱，云南騰沖人，早年寫了《大眾哲學》一書，頗有影響。1935年，25歲的艾思奇加入中國共產黨。筆者訪問艾思奇夫人王丹一時，據她告知，“艾思奇”這筆名的來歷有三：一是“愛”“思奇”之意，即喜愛獨特地思索；二是熱愛馬列主義之意，“思”即馬克思，“奇”即伊里“奇”（亦即列寧）；三是他不怕冷，冬日穿衣甚少，得了個雅號“愛斯基摩人”。艾思奇為“愛斯基”的諧音。
    1937年10月，艾思奇來到延安，在抗日軍政大學任主任教員，盡管艾思奇比毛澤東年輕得多，但深受毛澤東尊重。現存的1937年底毛澤東致艾思奇的一封短函，便足以看出毛澤東如何看重這位富有才華的青年哲學家。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學與生活》（引者注：艾思奇在《大眾哲學》之后的另一著作）是你的著作中最深刻的書，我讀了得益很多，抄錄了些，送請一看是否有抄錯的，其中有一個問題有疑點（不是基本的不同），我請你再考慮一下，詳情當面告訴。今日何時有暇，我來看你。
    毛澤東是在艾思奇抵達延安之前的一個月———1937年9月，便親筆作了《艾著〈哲學與生活〉摘錄》。艾思奇來到延安之后，毛澤東又親自去看他，跟他探討哲學問題。從那時起，毛澤東就很重視這位“秀才”。
    胡繩也是老資格的“秀才”。早在1949年7月，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代表會在北平召開發起人會議時，他被推舉為常務委員。1956年，當中央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成立時，他是11名委員之一。據關鋒回憶，在“秀才”之中，大家都習慣地稱他為“胡大師”。
    至于關鋒，原名周主峰，又名秀山。1919年7月，生于山東省與河北省交界的慶云縣，因此他曾用“慶云”作過筆名。1933年，14歲的他參加中國共產黨。1938年擔任中共山東樂陵縣委書記。1939年起改名關鋒……他只上過中學，并未上過大學。1950年，他出任中共山東分局宣傳部理論宣傳處處長。兩年后成為山東政治學校校長。1955年，中共中央第四中級黨校在山東成立，校長夏征農，副校長為關鋒。對于關鋒的升遷而言，1956年是關鍵的一步：他被借調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從山東跨入首都。這個研究室在北京萬壽路一幢并不顯眼的小樓，卻是“藏龍臥虎”之地。他與陳伯達、康生、胡繩在那里共事。
    當《紅旗》創刊之后，陳伯達把關鋒調到那里。不過，最初交給他的任務，似乎與《紅旗》本身的業務無關———要他編《思想理論動態》。這一內部刊物的第一讀者便是毛澤東！盡管編這一內部刊物，使關鋒能有機會直接為毛澤東服務，但是關鋒覺得乏味，干了半年之后，便改任《紅旗》編委。
    據關鋒對筆者說，連他自己都未曾想到，他引起毛澤東的注意，是因為他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一篇《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方向》，文末提及應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研究中國哲學史。毛澤東向來對中國哲學史有興趣，便翻看了關鋒的文章，十分喜歡，竟寫下一段批示。于是，關鋒這支筆，便受到毛澤東的青睞。
    毛澤東把陳伯達、艾思奇、胡繩、關鋒、田家英找來，為的是一起商量，落實一項工作：在1963年，毛澤東便已提出，全黨要學習《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6本馬列主義經典著作。這一次，他建議為這6本書的中文版寫序。他召來5人，加上他自己共6人，正好每人給一本書寫序。他自告奮勇，要為《共產黨宣言》一書寫序。
    不過，在長沙，他們只是做準備工作。毛澤東召集他們，讀一段書，論一段，為的是集中大家的智慧，以便寫好序言。
    就在這個時候，陳伯達在毛澤東那里見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編印的《毛主席語錄》（此書在1966年底再版，林彪寫了《再版前言》）。
    “這是在給我編《論語》！”毛澤東打趣地指著語錄本對陳伯達說，“聽說，中宣部也在編這個東西。”
    陳伯達吃了一驚。他身為中宣部副部長，居然不知道中宣部也有人在編《毛主席語錄》。
    在陳伯達看來，不論解放軍總政治部還是中宣部，都沒有資格去編《毛主席語錄》，最權威的編者理所當然是他。何況，誰編《毛主席語錄》，那就意味著誰把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大旗抓在手，陳伯達豈肯把這桿大旗拱手讓人！
    回到北京之后，陳伯達馬上找人，著手編選一本最富有權威性的《毛主席語錄》———
    “理論家”最喜歡趕浪頭，他的注意力已經從“電子中心論”轉移到新編《毛主席語錄》上去。
    不過，他編的《毛主席語錄》尚在進行中，便被來自上海的驚人消息打斷了，以致他再也沒有心思把新編的《毛主席語錄》編完……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突然推出洋洋長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署名姚文元。
    報紙一到北京，北京震驚了！
    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北京市市長彭真的反應是：
    “批判一個副市長，竟然不和市委打個招呼，他們想干什么？這不是對同志搞突然襲擊么？姚文元的文章簡直是胡說八道！純粹是學閥腔調！”
    劉少奇逐字逐句細讀姚文元的文章。彭真給劉少奇掛電話，詢問他對此文的看法。電話是王光美接的。
    接罷電話，王光美對劉少奇說：“彭真同志來電話，想征求一下你對批判吳晗《海瑞罷官》的意見。我說少奇同志還沒有看到這篇文章，再說他對吳晗同志不大熟悉，很難發表什么意見。你看，這樣回答可以嗎？”
    劉少奇作了明確的反應：
    “現在只能這樣回答，《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支持的。所以你對外人講話要格外謹慎。不過，讓我說心里話，這篇文章寫得并不好，缺乏實事求是的分析，靠的是仗勢壓人，我不贊成這樣做。”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十六章　與江青互相利用
    從毛澤東的談話里，陳伯達馬上判明了毛澤東的態度。陳伯達飛快地把毛澤東的這段話，轉告江青，給江青幫了大忙。陳伯達事先對姚文元的文章也一點不知。看了文章之后，他馬上意識到此文非同凡響，必定大有來頭。
    他很快就弄明白，此文的幕后指揮乃是江青。
    從毛澤東的談話里，陳伯達馬上判明了毛澤東的態度。陳伯達飛快地把毛澤東的這段話，轉告江青，給江青幫了大忙。《海瑞罷官》的作者吳晗，又是如何反應呢？他對友人王麥初說：
    “我寫的《海瑞罷官》，經上面（指黨中央和北京市委負責同志）看過，有的還修改過，不會有問題的，你放心吧。我怎么會反黨？我相信這件事早晚會弄清楚的。”
    “大左派”們的反應如何呢？
    關鋒居然也對那篇“雄文”的背景毫無所知。當上海《文匯報》駐京記者找關鋒談看法時，關鋒居然把姚文元的文章當作“學術論文”談了一通。
    陳伯達事先對姚文元的文章也一點不知。他比關鋒“政治靈敏度”要高得多。看了文章之后，他馬上意識到此文非同凡響，必定大有來頭。他的“第一反應”便是自己被冷落了！
    “哼，姚文元算是什么東西！”陳伯達有些憤憤。他知道姚文元是姚蓬子之子，當年姚蓬子被捕在《中央日報》發表叛黨聲明，他也都知道。這一回，起用姚文元來寫這樣的“大文章”，把他這位“理論家”撂在一邊了！何況，“保密”工作做得那么嚴格，對他不透半點風聲。
    他很快就弄明白，此文的幕后指揮乃是江青。他急于弄清詳細的背景，特別是弄清毛澤東的態度。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后，北京的《人民日報》、《北京日報》保持沉默，不予轉載，也不發呼應文章，南北嚴重對立。由他主編的《紅旗》，也未敢輕舉妄動，未對姚文元的文章作出直接反應。他只是趕緊在1965年12月8日出版的第13期《紅旗》雜志上，發表了戚本禹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歷史》，作為一種特殊的呼應。
    毛澤東在杭州。陳伯達巴不得能夠去一趟杭州，從毛澤東那里摸清情況。真巧，機會來了，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后20來天，毛澤東電召4人前往杭州。這4個人是陳伯達、艾思奇、胡繩、關鋒。不言而喻，毛澤東電召這幾位“秀才”，為的是繼續討論半年多以前在長沙尚未了結的為6本馬列經典著作中文版作序之事。至于田家英，因是毛澤東秘書，已在杭州。
    幾位“秀才”趕到杭州，不巧，毛澤東感冒了，說是大家分頭先看看那6本書。幾天后，毛澤東通知陳伯達，一起前往上海。他們去了上海，多日未回杭州。于是，艾思奇便與關鋒結伴游杭州，胡繩則到了上海探親。
    陳伯達到了上海，住在市中心錦江飯店，才知道是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會議從12月8日開始，至15日結束。會議的氣氛非常神秘。陳伯達到了會場，才知道會議的主題是背靠背“揭發”羅瑞卿。
    這位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一到上海，便被軟禁在上海建國西路618號一幢花園洋房里（今波蘭駐滬領事館）。
    林彪在會上猛烈地攻擊羅瑞卿“篡軍反黨”、“反對突出政治”。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冤案，自此時拉開序幕———第一步，便是打倒了“羅”。陳伯達作為“秀才”，對于羅瑞卿接觸不多，未能射出“重磅炮彈”。不過，會議那緊張的氣氛，使他不由得想及1959年在廬山上批斗彭德懷。
    毛澤東正忙于處理羅瑞卿問題，陳伯達沒有機會從他那里探聽消息。
    上海會議結束之后，毛澤東仍囑陳伯達回杭州去。因為關于為6本馬列著作寫序的事，還要照計劃進行。為寫序用的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大字本整整兩木箱也已從北京運抵杭州。
    終于，在12月21日上午，毛澤東召集5位“秀才”開會了。
    一見面，毛澤東就說，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談一些。
    那天，毛澤東的興致很高，一邊抽著煙，一邊海闊天空地聊著，話題并不只是涉及作序的事。
    艾思奇和關鋒按照自己的習慣，一邊聽毛澤東的談話，一邊在自己的筆記本上作記錄，幾乎是毛澤東一個人在談，別人很少說話。
    毛澤東的談興確實很濃，話題廣泛，思維活躍。談著，談著，他談起了《紅旗》雜志，陳伯達不由得豎起了耳朵。
    毛澤東提及了《紅旗》雜志1965年第12期所載邵友勛（引者注：朱波的筆名）的文章《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邏輯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澤東說：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沒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理由。哪一個階級有充足的理由？
    在對邵友勛的文章評論了一番之后，毛澤東提及了《紅旗》雜志1965年第13期戚本禹那篇《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提及了姚文元在《文匯報》上發表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陳伯達非常仔細地聽著毛澤東的話———雖然毛澤東是在那里趁興而說：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對戲劇界、歷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從毛澤東的這一段話里，陳伯達馬上判明了毛澤東的態度。向來“跟準”毛澤東的他，心中有底了。
    陳伯達飛快地把毛澤東的這段話，轉告江青，給江青幫了大忙。
    “向你致謝，‘老夫子’！”江青得知這一重要信息，心中狂喜，而且也為陳伯達向她獻媚感到興奮。年已花甲的陳伯達，連毛澤東都當面喊他“老夫子”。“老夫子”身為中宣部副部長，卻表明了與部長陸定一、副部長周揚等“閻王”完全不同的態度，從此，江青多了一位“盟友”。
    江青深知毛澤東那段話的分量，催促田家英整理毛澤東的談話紀要，并把消息轉告張春橋、姚文元。
    本來，那天毛澤東跟陳伯達等人只是工作漫談，艾思奇和關鋒也只是按平日的習慣記下毛澤東的話，以備今后參考，事先并沒有想到要把毛澤東的談話整理成為“紀要”。田家英那天也記了些，不過不是每句都記，只記了一些重要的話。田家英只得求助于艾思奇和關鋒：“老艾，老關，請你們兩位辛苦一下，整理主席談話紀要。”
    艾思奇、關鋒都是快筆頭。兩人忙碌了一天，就寫出了毛澤東的談話紀要。第二天上午，艾思奇和關鋒把紀要交給田家英。田家英看后刪去了毛澤東關于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評價的那段話。
    有人知道了，曾提醒田家英：“主席的談話，恐怕不便于刪。”
    田家英回答說：“那幾句話是談文藝問題的，與整個談話關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刪去了。”其實，田家英這話，只是托詞。1959年在廬山上，他就對彭德懷深抱同情。他對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也早有看法，所以毅然刪去了毛澤東談論這兩篇文章的那幾句話。
    ※※※
    紀要印出來了。
    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一看沒有那段話，先是吃驚，繼而震怒。因為他們要整理毛澤東的談話紀要，主要目的就是要用毛澤東的這一段“最高指示”壓人。江青去問毛澤東：“那一段話，是你刪的，還是田家英刪的？”
    陳伯達去問關鋒：“那一段話，是誰刪的？”
    很快地陳伯達和江青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由于田家英刪去了毛澤東談及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那段話，后來他背上了“篡改毛主席指示”的罪名，以致被迫害而死———當然，田家英之死還有其他原因，但是“篡改毛主席指示”卻是導致田家英自殺的重要原因。也正因為這樣，關于田家英“篡改毛主席指示”，是一重要歷史事件。但是，關于這一事件卻有著各種各樣的說法。筆者以上所述，是根據筆者1998年3月初，筆者在北京對不久前從秦城監獄獲釋的關鋒的采訪。筆者以為，盡管關鋒是田家英的“冤家對頭”，又是此事的“告密者”，而且在“文革”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關鋒畢竟是重要的當事人之一，他的敘述畢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陳伯達也是重要的當事人。據陳伯達說，關鋒所講的記錄如何整理他不清楚，但是田家英刪去毛澤東關于戚、姚的那段話，是無疑的。
    關鋒所敘，是否屬實？讀者諸君可以從以下種種說法加以比較：
    說法之一，是1998年8月12日的《作家文摘》所載王凡先生所寫的《田家英之死》一文，對筆者采訪的關鋒的回憶提出異議，認為：
    一、艾思奇沒有參加過記錄的整理；
    二、記錄是關鋒整理的；
    三、關鋒整理的記錄本來就沒有毛澤東關于戚、姚的那段話，因此根本就不存在田家英刪去那段話的問題。
    說法之二，是胡喬木的回憶。田家英夫人董邊贈給筆者《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一書，書中收入胡喬木的回憶文章。胡喬木根據田家英生前對他所敘，認為：
    一、那記錄的整理者是田家英本人，是田家英從杭州回到北京之后整理的；
    二、田家英在整理記錄時“堅決不提”毛澤東關于戚、姚的那段話。
    胡喬木的回憶如下：
    1996年初，毛澤東曾向家英等人談及姚文元的文章，談話的情況家英曾詳細告訴過我，當時我們十分不安，聯想到楊尚昆、羅瑞卿兩同志分別在1965年11月和12月被撤，感到政治風云日益緊張險惡。家英對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以及林彪夫婦雖深懷戒懼，對毛主席始終敬愛忠誠。正因為這樣，他在回京后整理毛主席談話時，堅決不提《海瑞罷官》是吳晗用來影射彭德懷罷官的說法。王、安、戚一伙故意捏造罪名，5月22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人（引者注：另一人為安子文）以中央代表為名，宣布田家英的罪狀，逼迫家英遷出中南海。家英忍受不了對他的誣陷和侮辱，不得不在5月23日銜冤辭世。
    說法之三，是田家英秘書逄先知的文章：
    在整理毛澤東這個講話時，田家英提出，不要把這段話寫進去，因為它不符合事實，《海瑞罷官》與彭德懷問題沒有關系。這個意見先得到胡繩的支持，艾思奇也表示同意，唯有關鋒不表態。回到北京，關鋒糾纏不休，非要把那段話寫進去不可，經過一番周折，最后只好恢復。后來，關鋒把這件事告了密，田家英被加上了一條罪狀。
    說法之四，《田家英小傳》的作者彭亞新，他以為：
    田家英對毛澤東的意見有保留。為了保護這場批判運動可能傷害的同志，在整理毛澤東這次講話時，田家英毅然刪去講話中涉及彭德懷的內容。還刪去了毛澤東表揚關鋒、戚本禹的一段談話。
    整理講話的事關鋒知道，他與戚本禹合謀向江青告密。江青立刻給田家英加上一條篡改毛澤東著作的“罪名”。
    說法之五，是余廣人的文章，他以為：
    田家英認為這篇談話內容很重要，建議搞個談話紀要送給中央同志看。在整理時，他認為《海瑞罷官》不過是附帶提到的，和其他附帶提到的許多話不必記入紀要。這樣，就搞出了一個刪去了所謂“海瑞罷官的要害”的談話紀要。
    說法之六，是田家英之女曾自（引者注：田家英本姓曾）和曹應旺所寫的《田家英與毛澤東的詩詞交》，原文如下：
    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對陳伯達、胡繩、田家英、艾思奇、關鋒五人談話，談到《海瑞罷官》時說：“《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彭德懷是海瑞，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田家英在整理毛澤東這個談話紀要時認為重要的內容是關于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問題，而并不是《海瑞罷官》和其他問題，于是刪掉了這句話。這個刪掉了“《海瑞罷官》的要害”的紀要，在江青、陳伯達、關鋒等人的陷害下，成了田家英的一條罪狀。
    以上六種說法，加上關鋒的回憶，總共八種，各不相同。究竟誰的說法更符合真實，有待于歷史學家細細考究。
    此后的情況，如同鄧力群1980年在田家英追悼會上所致的悼詞描述的那樣：
    幾十年的實際行動證明，家英同志確實是一個誠實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氣的人。
    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隨聲附和，很少講違心的話。1965年，家英同志參加整理一個談話記錄。他實事求是，堅持真理，反對把《海瑞罷官》一劇說成是為彭德懷同志翻案。事后不久，被一個混進黨的壞人告發，從此對他定下一條篡改毛澤東著作的大罪……
    家英同志對于混進黨內并身居高位的壞分子，像陳伯達、江青之流，很早就看出這伙人的惡劣品質，曾長期同他們進行了不妥協的斗爭，并被他們恨入骨髓。撬掉田家英，是陳伯達與江青的第一次“聯合行動”。陳伯達早已恨透了田家英，這一回借助江青之力，既除了宿敵，又贏得江青的信任，陳伯達可謂一舉兩得。

及時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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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伯達傳》 第十七章　炮制《紀要》
    林彪的“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的“高度評價”，大大增加了江青的政治資本。
    陳伯達的兩個“點子”，贏得了江青的喝彩。自從陳伯達與江青“結盟”之后，很快的，江青邀這位“老夫子”參與“機要”了……
    對于“偶爾露崢嶸”的江青來說，組織、發表姚文元的文章，只是打響了第一炮。可是，她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她要實現女皇夢，不能不提高自己的聲望。她，求助于林彪。
    1966年1月21日，江青從上海前往蘇州，拜會林彪，請林彪拉她一把———她要搞一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求林彪給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名義，以提高聲望。
    林彪和江青悄悄地說了一些什么話，不得而知。但是，有段話是后來載入《林彪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白紙黑字，印得清清楚楚：
    來上海之前，林彪同志對參加座談會的部隊同志曾作了如下的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談了話。她對文藝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她有很多寶貴的意見，你們要很好重視，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見在思想上、組織上認真落實。今后部隊關于文藝方面的文件，要送給她看，有什么消息，隨時可以同她聯系，使她了解部隊文藝工作情況，征求她的意見，使部隊文藝工作能夠有所改進。部隊文藝工作無論是在思想性和藝術性方面都不要滿足現狀，都要更加提高。”
    林彪的“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的“高度評價”，大大增加了江青的政治資本。須知，江青當時正欲在政治舞臺嶄露頭角，多么需要林彪這樣的“大人物”的提攜！
    盡管她是“第一夫人”，但是她深知毛澤東絕不會對她作這么一番“高度評價”的。
    從林彪那里拿了“令箭”，“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便于1966年2月2日至20日在上海錦江賓館開張了。參加這個座談會的正式成員，只不過5個人，即江青、劉志堅、謝鏜忠、李曼村、陳亞丁。據云，在18天內，“個別交談8次”、“集體座談4次”、“看電影13次”、“看戲3次”。
    說是座談會，其實是江青“一言堂”。江青講，別人記，如此而已。用江青的話來說，她是請林彪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尊神’”，來“攻那些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座談會結束了，由部隊的“秀才”把江青那番哇啦哇啦的“高論”，整理出一份“紀要”。
    江青對這份“紀要”很不滿意，求助于“老夫子”和張春橋。盡管“老夫子”和張春橋都并無軍職，卻比那4個穿軍裝的出席座談會的正式成員的作用更大。
    “老夫子”不愧為“理論家”，看了“紀要”草稿，給江青出了兩個重要的“點子”。
    關于第一個“點子”，他說：
    “17年（引者注：指建國17年）文藝黑線專政的問題，這很重要，但只是這樣提，沒頭沒尾，必須講清這條文藝黑線的來源，它是30年代文藝的繼續和發展。”經陳伯達這么一“指點”，對于“文藝黑線”的批判，一下子便“刨根究底”了！江青馬上采納對《紀要》作了修改：
    “文藝界在建國以來……被一條與毛澤東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段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30年代文藝的結合……我們一定要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
    關于第2個“點子”，他說：
    “要講一段江青同志領導的戲劇革命的成績，那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的東西；這樣，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此言正中江青下懷，一下子就把江青麾下的“樣板戲”定為“無產階級文藝”的“方向”。
    江青丟一個眼色，張春橋馬上執筆，在《紀要》中補入了一大段文字，為江青歌功頌德。
    “近三年來，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已經出現了新的形勢，革命現代京劇的興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從事京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武器，向封建階級、資產階級和現代修正主義文藝展開了英勇頑強的進攻，鋒芒所向，使京劇這個最頑固的堡壘，從思想到形式，都發生了極大的革命，并且帶動文藝界發生著革命性的變化，革命現代京劇《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等和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交響音樂《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已經得到廣大工農兵群眾的批準，在國內外觀眾中，受到了極大的歡迎……”
    陳伯達的這兩個“點子”，贏得了江青的喝彩，以為“老夫子”到底有“理論水平”。
    只是關于30年代文藝，怎么會成為“文藝黑線”的“源頭”，連張春橋都有點說不清楚。
    江青只得勞駕陳伯達：“‘老夫子’，你寫一下吧！”
    陳伯達思索了一下，寫了這么一段文字，后來被補入《紀要》之中：
    “要破除對所謂30年代文藝的迷信。那時，左翼文藝運動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組織上是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文藝思想實際上是俄國資產階級文藝評論家別林斯基、杜勃羅留波夫以及戲劇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們是俄國沙皇時代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他們的思想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資產階級思想……30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魯迅為首的戰斗的左翼文藝運動。到了30年代的中期，那時左翼的某些領導人在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影響下，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觀點，提出了‘國防文學’的口號。這個口號，就是資產階級的口號，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無產階級的口號，卻是魯迅提出的……”
    有人說陳伯達是有野心而無主見的“理論家”，這話頗有見地。在30年代，陳伯達寫過《文學界兩個口號問題應該休戰》，曾用十分堅定的口氣說：“我認為‘國防文學’這個口號是不可駁倒的。”如今卻說“國防文學”是資產階級的口號。他的“理論”如同橡皮泥，可以隨意捏來捏去，以迎合不同的需要。
    當然也有例外的時候，例如他后來起草中共九大政治報告的時候，曾堅持認為發展是主要任務。自從陳伯達把“文藝黑線”上溯到30年代，于是，所謂“四條漢子”———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便成為“文藝黑線”的“祖師爺”，受到了撻伐。
    《紀要》經過陳伯達、張春橋的修改，又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親自改了3次。1966年4月10日，《紀要》作為中共中央文件下達全國團、縣級黨委。《紀要》不僅成了發動“文革”的重要輿論準備，而且在全黨突出了江青的地位，為她不久出任“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奠定了基礎。
    在共同炮制《紀要》之后，江青益發倚重陳伯達，而陳伯達也不敢小覷這個當年的藍蘋，對她恭維、恭敬起來了。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十八章　起草《五一六通知》
    陳伯達意識到這是毛澤東對他的極大的信賴：江青和張、姚起草批判《海瑞罷官》時，完全瞞著他；江青搞《紀要》時，請他幫助修改；這一回，毛澤東把起草《通知》的重任，壓在他的肩上。南北對峙，形勢嚴峻。1966年2月，當江青在上海忙于搞《紀要》時，北京以彭真為首的“五人小組”正忙于起草另一個與《紀要》唱“對臺戲”的文件。真是歷史的巧合：在上海錦江賓館里開座談會的是五個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西大廳里討論起草文件的也是五個人！
    北京的五個人是彭真、陸定一（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長兼文化部長）、康生（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周揚（中宣部副部長）、吳冷西（新華社社長兼《人民日報》社社長）。
    五人小組是1964年五六月間，根據黨中央、毛澤東的意見成立的，在中央政治局、書記處領導下開展文化革命方面的工作，組長彭真，副組長陸定一。
    這個小組針對姚文元文章發表后引起的一場大風波，寫出了《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人稱《二月提綱》。《二月提綱》的主要內容共六個方面，其中第四點特別強調，左派學術工作者要“用適當的方式互相批評和相互幫助，反對自以為是，警惕左派學術工作者走上資產階級專家、學閥的道路”。另外，還指出：“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顯然，這些話不指名地批評了姚文元及其同伙。
    2月8日，彭真等去武漢向毛澤東匯報之后，于2月12日把《二月提綱》印發全黨。
    印發文件時，覺得“五人小組”一詞不明確，姚溱（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臨時加上“文化革命”四字，變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在此之前，這個小組一直只稱“五人小組”。
    盡管《二月提綱》在正式發布前，由彭真等向毛澤東當面作了匯報，但毛澤東在不久之后便支持江青的《紀要》，而斥責《二月提綱》為“修正主義綱領”。
    毛澤東不滿于《二月提綱》。1966年3月下旬，毛澤東在上海跟康生談話時，多次批評了彭真。康生回京，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決定撤銷《二月提綱》。康生指定王力起草一個通知，準備作為中共中央文件發給全黨。據王力對筆者說，他記得，他所擬的《通知》只一句話，即：“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3月12日中央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現予撤銷。”這個《通知》經政治局討論同意。
    《通知》急送毛澤東，他不滿意，說道：“《通知》不應是技術性的，而應是理論性的。”
    于是，毛澤東找“理論家”陳伯達，要他另行起草《通知》。
    據陳伯達告訴筆者，他領會毛澤東所說的《通知》“應是理論性的”，也就是從理論的高度批判《二月提綱》。“那是要我寫一篇大文章呀！”陳伯達當過多年的毛澤東政治秘書，頗能領會毛澤東的意圖。
    陳伯達意識到這是毛澤東對他的極大的信賴：江青和張、姚起草批判《海瑞罷官》時，完全瞞著他；江青搞《紀要》時，請他幫助修改；這一回，毛澤東把起草《通知》的重任，壓在他的肩上。
    陳伯達找到了“快筆頭”王力合作。由陳伯達主稿，王力協助，兩人很快在1966年4月初寫出初稿。
    初稿在釣魚臺討論。康生在初稿上加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話，即稱《二月提綱》為“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的文件”。康生此人，比泥鰍還滑。作為“五人小組”的成員，他參加過《二月提綱》的討論，并和彭真一起飛往武漢向毛澤東匯報。此刻，他一甩袖子，說《二月提綱》是“背著他搞的”，提高了嗓門痛斥《二月提綱》。這么一來，《二月提綱》仿佛只是“四人小組”的“匯報提綱”，與他無關了，論奸雄，康生堪為其首。
    《通知》初稿送毛澤東。這時，康生又提出一個重要的“建議”：“光有通知還不夠，應該搞一份大事記作為附件，一起下發。”這么一來，《通知》的規模就越搞越大了。
    毛澤東決定，成立一個起草小組來起草通知。毛澤東點名陳伯達為起草小組組長，陳伯達提名以下人員為組員：康生、江青、王力、吳冷西、張春橋、陳亞丁、關鋒、戚本禹、尹達、穆欣。這個小組后來成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班底。陳伯達主持起草《通知》，康生負責起草《大事記》。
    《通知》起草完畢，并未在杭州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亮相，卻由康生帶到北京。《通知》不敢交中共中央辦公廳印刷廠排印，怕那里會“泄密”———讓彭真知道；康生把《通知》弄到公安部部長謝富治手下的公安部印刷廠去排印。云密風緊，中國的政治氣氛日益緊張。五·一節，在天安門城樓上便見不到彭真了———他是北京市市長、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每逢五·一、國慶，原是必定上天安門城樓的。
    1966年5月4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一直開到26日才結束。會議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反黨錯誤”。另外，也涉及了田家英。
    5月16日，會議通過了《通知》，從此被稱為《五·一六通知》。其實，它的全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
    《五·一六通知》果真是“理論性的”，是一篇“大文章”。它羅列了《二月提綱》的“十大罪狀”，逐條加以批駁，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它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十年浩劫，就是從《五·一六通知》通過之日算起———這一天，已被公認為“文革”正式開始的一天。
    《五·一六通知》以“中發（66）267號文件”向全黨下達。同時，在《通知》之后，附了所謂的《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斗爭大事記》。
    《五·一六通知》中毛澤東親筆所加的話，是全文的點睛之筆：
    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
    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毛澤東的這些話，固然正是他晚年嚴重“左”傾錯誤思想的集中體現，但陳伯達作為《通知》起草小組的組長，也是負有重大責任的。這位“理論家”，已經成為中國的“文革理論家”，成為炙手可熱的“大左派”！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十九章 “中央文革”組閣毛澤東親自提名

    陳伯達為這個“小組”的“小組長”。
    陳伯達在“組閣”時，首先把江青列入名單。對于陳伯達來說，當上這么一個擁有無限權力的“小組長”，成為他一生的巔峰。這個“小組長”，遠遠超過他過去所擔任過的一切職務。“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人稱“中央文革”，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怪物。
    這么一個“小組”，攪得華夏大地不得安寧，禍水橫流，災難四起。
    這個“小組”，起初只說是“中央常委的秘書班子”，后來不斷膨脹，取代了中共中央書記處，直至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這個“小組”變成了中國“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同義語。誰敢說一句這個“小組”的壞話，誰敢說一句這個“小組”的要員的壞話，就要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就要受到“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小組”，是根據《五·一六通知》建立的。《五·一六通知》中有這么一段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不過，《五·一六通知》下達時，并未決定這個“小組”的人選。??毛澤東親自提名陳伯達為這個“小組”的“小組長”。據云，在起草《五·一六通知》時，毛澤東便曾跟陳伯達打過招呼。最初，這個“小組”的名字叫“文化革命委員會”，設立“主任”。陳伯達說，他還是當個“小組長”吧，于是在《五·一六通知》中寫成“文化革命小組”。盡管毛澤東親自提名陳伯達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的“小組長”，陳伯達仍推辭再三。陳伯達曾這么回憶：“文革”前，周總理（毛主席那時不在北京，我認為，周總理是奉毛主席的指示同我談話的）對我提出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職務，我認為不能勝任，不肯擔任。記得，好像是談過幾次（三次？）。周總理說，“這樣，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了？”我才表示接受。
    陳伯達又這么回憶：
    不久，毛主席回北京來，我又向他提出，我是個“書生”，擔任不了這個職務（引者注：指“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之職）。毛主席說，你可把“書生”兩個字去掉。這樣，我就只好擔任了。
    也就是說，陳伯達向周恩來、毛澤東都當面再三推辭過“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之職。推辭不了，這才應允下來。陳伯達回憶，在他應允之后：周總理說，“那你可開個小組的名單。”
    這樣，“小組長”陳伯達便奉命開始“組閣”。陳伯達起草“中央文革小組”名單，首先這么考慮的：
    這件事既然是毛主席的意思，那時他在上海，江青也在那里，前些日子，我也在上海，江青曾要我看一次“樣板戲”（智取威虎山），林彪也在那里看，我想，這個問題會和江青有關。
    這就是說，陳伯達已經清楚意識到江青勢力的崛起，而毛澤東本人當然不會親自提名江青，于是陳伯達在“組閣”時，首先把江青列入名單。陳伯達曾對毛澤東說：“讓江青同志當組長，我當她的助手！”
    毛澤東理所當然地否認了。這樣，江青便成為陳伯達“組閣”名單中的名列第一的副組長。陳伯達接著這么考慮：
    還有毛主席要擬文件，有時曾指示我找關鋒、戚本禹、王力合作。于是，把康生列為顧問，江青列為副組長，王力、關鋒、戚本禹列為組的成員，寫成名單給周總理。
    請注意，在陳伯達最初開列的“中央文革小組”名單上，沒有江青手下的兩員“大將”———張春橋和姚文元！江青一進入“組閣”名單，馬上提議：“春橋同志應該擔任副組長。”江青的這一提名，使張春橋從上海躍入中央。
    經過陳伯達和江青共同“組閣”提出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初步名單。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報毛澤東批準．196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通知，通知中寫明組長為陳伯達，顧問為康生。
    副組長的名字未寫入通知，但已定下來，共四人，即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
    組員名單是陳亞丁、吳冷西、王力、尹達、關鋒、戚本禹、穆欣。
    這份名單，實際上就是《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組成員名單。
    后來，覺得陳亞丁、吳冷西有些“問題”，從名單中刪去了，增加了曾參加《紀要》討論的謝鏜忠。
    對于王力，曾有過爭論。毛澤東對王力有看法，以為他不合適。陳伯達力保王力，仍把他留在名單之中。
    姚文元原本“榜”上無名。
    1966年6月16日至18日，“中央文革小組”在上海錦江賓館開成立會———因為當時毛澤東和江青都在上海。小組成員除王力之外，都來上海出席會議。據關鋒回憶，江青在會上提議增加姚文元為組員。
    陳伯達對姚文元沒有好印象，大概是姚文元那篇“雄文”搶了頭功使他不悅，陳伯達當即表示反對，說道：“姚文元不合適，他的父親姚蓬子是叛徒，容易叫人抓住小辮子。”
    陳伯達當眾如此說，差一點使江青下不了臺，江青馬上甩出了“王牌”：“我請示一下主席。”
    翌日，江青在會上說請示過主席了，于是，“中央文革”便多了一名成員姚文元。此后姚文元平步青云，進入“中央文革”是關鍵性的一步。
    江青力薦姚文元，陳伯達則力薦王力。陳伯達的理由是，王力是釣魚臺“秀才班子”里的成員，是個“老人”，起草文件比姚文元要熟練。
    于是，在6月20日，王力接到正式通知———他是“中央文革”成員。
    如此增增減減，“中央文革”的班子算是定下來了。經毛澤東提議，后來增加陶鑄為顧問。
    以后又補充四名組員：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華北局）、鄭季翹（代表中共中央東北局）、楊植霖（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劉文珍（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至于中共中央中南局和華東局的代表，由王任重、張春橋兼任。
    這時，“中央文革”進入“全盛時期”，正式成員共18人。
    “中央文革”在釣魚臺“安營扎寨”。隨著“中央文革”的名聲大振，“釣魚臺”在全國的知名度也不斷提高，以至后來“釣魚臺”成了“中央文革”的代稱。陳伯達、尹達、關鋒住在釣魚臺14號樓。那里成了“中央文革”的辦公樓。后來，“碰頭會”改在16號樓召開，但“中央文革”的辦公室、會議室仍設在14號樓。
    江青住在11號樓，由此得了個代號叫“11樓”，這時一說“11樓”的指示，便知道是江青。
    隨著“文革”一步步推進，如同毛澤東所比喻的剝筍一般，在一片打倒聲中，“剝”去了陶鑄，“剝”去了王任重，“剝”去了劉志堅……“中央文革”的成員不斷減少，權力也越來越集中。
    后來，真正成為“中央文革”的“首長們”，是這么一些“大左派”：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張春橋；組員：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對于陳伯達來說，當上這么一個擁有無限權力的“小組長”，成為他一生的巔峰。這個“小組長”，遠遠超過他過去所擔任過的一切職務，勝過《紅旗》總編，勝過馬列學院院長，也勝過那一連串的“副”———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國家計委副主任……這個“小組長”，實際上相當于五六十年代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而組員們相當于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