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達傳》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三十九章　支持上海“一月革命”
    1967年1月，是多事的1月：1月4日，打倒了陶鑄。就在這一天，“中央文革”的兩位大員———張春橋和姚文元，以“調研員”的身份，飛往上海。也就在這一天，上海《文匯報》的造反派宣告奪權，成為上海“一月革命”的先聲；1月8日清晨，閻紅彥在昆明飲恨離世。當晚，毛澤東召集陳伯達等開會，毛澤東說了那番批評陶鑄的話。
    就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對陳伯達以及剛剛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宣傳組組長的王力說，1月5日上海《文匯報》登載的《急告全市人民書》很好。今晚就交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明天登《人民日報》。毛澤東還口授了一段《人民日報》編者按，由王力當場筆錄，交毛澤東閱定。
    翌日，《人民日報》頭版醒目地刊登了編者按，指出：“隨著上海市革命力量的發展，嶄新面貌的、革命的《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出現了。這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勝利產物。這是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這是一個大革命。這件大事必將對于整個華東，對于全國各省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
    緊接著，上海《文匯報》又刊載了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總司”等32個造反組織聯合簽署的《緊急通告》。毛澤東看后，再度肯定。毛澤東囑令陳伯達起草賀電。陳伯達和唐平鑄、胡癡一起起草。當時，唐平鑄是《人民日報》總編，胡癡則剛剛被任命為新華通訊社社長。
    陳伯達、唐平鑄、胡癡寫出了賀電，交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據陳伯達回憶，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舉行。起初，毛澤東沒有到會。會議通過了賀電之后，毛澤東來了。毛澤東看了一下，說了一句意見：“署名加上‘中央文革’。”賀電原先是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聯名簽署的。遵照毛澤東的意見，改為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的共同名義發出。
    這份賀電，對于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總司”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這份賀電刊登在全國各報上，上海“工總司”頓時聲望驟增，王洪文也就取代了王進喜，成為全國工人階級的代表人物。
    這份賀電，對于“中央文革”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加上“中央文革”，是毛澤東提議的。從此，種種中央文件，便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署名，大大增加了“中央文革”的“權威性”。當然，作為“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也隨之增加了“權威性”。誰反對陳伯達，那便是反對“中央文革”，那便是反對中央，那便是“現行反革命”。
    這份賀電表明，“中央文革”已正式取代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毛澤東說了這樣的話；“古之民，不歌堯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書記處而歌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成了一個無事不管、無處不伸手的“小組”。
    自從賀電發表之后，“中央文革”不再是過去“遜稱”的“政治局的秘書班子”、“參謀部”，而是手握實權、大權，可以直接向各級黨委下指示了。
    像走馬燈似的，唐平鑄、胡癡在1月11日還與陳伯達一起起草賀電，到了1月17日便倒臺了。陳伯達、王力、關鋒趕到《人民日報》社。
    陳伯達說：“你們造唐平鑄的反，造得對！……你們的幾任總編輯都垮臺了，一個鄧拓，一個吳冷西，一個唐平鑄，統統都垮臺了。”
    陳伯達宣布：“我建議‘中央文革’今后由王力、關鋒同《人民日報》聯系。關鋒實際上要負責《紅旗》雜志。他是《紅旗》常務編委，實際上是總編。王力同志可能跟你們聯系多一點……”
    關鋒插話說：“《人民日報》有兩條路線，一條是陳伯達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條是陶鑄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從此之后，“中央文革”便把《人民日報》、《紅旗》雜志都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陳伯達通過王力、關鋒這兩員干將，控制了中國最重要的輿論工具。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四十章　阻攔調查康生
    1967年1月中旬，北京爆發出轟動全城的新聞：打倒康生！
    康生此人，又刁又滑，奸詐陰險，自從成為“中央文革”的顧問以來，招搖過市，氣焰逼人。終于，人們對康生的怒火，猛烈地爆發了。
    北京冒出了一個“調查康生問題聯絡委員會”，寫大字報，印傳單，炮打老奸巨滑的康生！
    一大批大字報突然在清華大學貼出來，痛快淋漓地大罵康生。人們爭相傳抄，消息不脛而走。
    康生明里是人，暗里是鬼。演鬼戲，是他鼓動的。他憑著三寸不爛之舌，煸動文藝界去演鬼戲。他拍著胸，打著保票，夸下海口，“不要怕，大膽地去演，出了問題，就說康生批準演的，一切后果，由我承擔。”可是一轉身，又是他康生把演鬼戲的、寫鬼戲的都打成“黑幫分子”，有的已被迫害死了。
    康生詭計多端，心黑手狠，是玩弄權術的陰謀家。《二月提綱》從頭到尾他都是參與了的；他又是一貫正確，入污泥而一塵不染，不但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凈，還立了功。
    康生不是治世之能臣，而是亂世之奸雄。他走到哪里，那里就成了多事之秋、是非之地。他吃人的法術很多，施陰謀，設陷阱，殘害多少國家的棟梁，他是兩手沾滿鮮血的劊子手！
    康生是馮道式的人物，兩面三刀，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為了達到他個人的目的，什么都能干，什么他都能出賣。……
    大字報文筆老辣，作者深知康生底細。奇怪，在工科大學———清華大學之中，怎么會有這等舌如劍、筆似刀的作者？
    幾天之后，中共中央黨校里貼出的一張《勒令》暴露了炮打康生的主力所在地：“正告老奸巨滑的康生，你這個制造天下大亂、禍國殃民、殘害無辜的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劊子手，你作惡多端，罄竹難書，限你24小時之內，必須交代你的滔天罪行。如不交代，誓與你血戰到底！”
    康生深知這把火倘若不及早撲滅，很快就會釀成燎原之勢。因為對于他的積恨，早已像干柴一樣堆滿大地。
    雖然康生也手握大權，但是由他自己出面“撲滅”顯然不便，說不定會惹起更大風波，他只得求助于“第一夫人”江青。江青是他的同鄉，何況江青進入延安時得到他鼎力相助，他給江青掛了電話。
    江青一口答應，為他“撲火”。這倒并不是為了感謝他過去的幫助，她在需要拋出誰的時候，從不手軟的。她需要這位“顧問”，康生善于給她出點子。
    為了“撲火”，最合適的“消防隊”，莫過于陳伯達。他是“中央文革”的組長，由他出面保“顧問”，當然最為恰當。
    陳伯達跟康生之間，有過一次次明爭暗斗，但畢竟是一伙。陳伯達暗地里曾為康生遭炮打而歡欣，可是為了維護“中央文革”，遵“第一夫人”之命，他出面保康生。
    陳伯達以“中央文革”組長的身份，給清華大學那位“造反司令”蒯大富打電話。電話記錄迅速被印成傳單，撒遍北京大街小巷。
    以下是檔案中所存的當時的傳單原文：
    陳伯達同志與蒯大富同志通電話記錄
    第一次通話：1967年1月22日凌晨2時50分。
    陳伯達同志：我是陳伯達，我和你講一件事，今天我們收到一份《公告》，是由“調查康生問題聯絡委員會”發出的。這個組織內部，有你們清華“井岡山兵團”，你知道嗎？
    （答：知道）你們態度怎么樣？（答：準備退出）你們應該出一個反公告。出這份《公告》這個行動是錯誤的、反動的，是同中央文革小組作對！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組顧問，是中央信任的。（原注：此時由于話聽不清楚，即由陳伯達同志口授，關鋒同志講話）怎么樣？
    你們能說服他們嗎？（答：能）如果不能說服則開除，你們這樣干就等于與中央文革小組決裂。我們是支持你們的……
    第二次通話：同日凌晨3時35分。
    關鋒同志：伯達要我補充幾點。你們學校貼了一些攻擊康生同志的大字報，建議你們挺身而出痛加駁斥！高級黨校的權不能接管，那里的權在左派手里。向高級黨校奪權，就是向左派奪權，向無產階級奪權。建議你們撤出……公布人蒯大富借助于“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借助于蒯大富作為“喇叭”，隨著傳單的廣為散發，四處貼出“康生同志是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炮打康生同志，就是炮打中央文革”的大字報和標語。很快的，“打倒康生”之火被撲滅了……
    陳伯達保了康生，康生驚魂甫定之后，并不感激“伯達同志”。這兩位“大秀才”依然在權力分配上明爭暗斗著，卻又在推行極左路線方面通力合作著。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四十一章　鼓吹“公社”
    張春橋、姚文元洋洋得意，因為他們繼發明“一月革命”之后，又發明了“上海人民公社”。細細追究起來，“上海人民公社”的“發明權”并不屬于張、姚。陳伯達是一位“公社迷”。
    ※※※
    1967年2月5日，在上海黃浦江畔冒出了一個怪物，名曰“上海人民公社”。
    張春橋、姚文元主持了百萬群眾參加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大會通過了《一月革命勝利萬歲———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內中這樣吹噓著新生的怪物：
    “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我們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向全中國、全世界莊嚴地宣告：在偉大的一月革命的大風暴中，舊上海市委、市人委被我們砸爛了，上海人民公社誕生了……一個新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地方國家機關，新型的上海人民公社，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地平線上，誕生在黃浦江畔，屹立在世界東方……
    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徹底打碎已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篡奪了專政權力的國家機構，重新創造無產階級專政的地方國家機構的一種新的組織形式……
    張春橋、姚文元洋洋得意，因為他們繼發明“一月革命”之后，又發明了“上海人民公社”。眼下，“一月革命”已在推向全國，各地的造反派都在仿效上海的“一月革命”，都在向“走資派”們奪權。奪權之后建立的新政權，也將仿效上海，叫“人民公社”。張春橋、姚文元已夸下海口：上海的“一月革命”的意義，絕不亞于當年法國的巴黎公社。
    細細追究起來，“上海人民公社”的“發明權”并不屬于張、姚。陳伯達是一位“公社迷”。在50年代那場席卷全中國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陳伯達便是一位始作俑者，連毛澤東都說人民公社的“發明權”屬于陳伯達。在“文革”中，陳伯達又一次鼓吹人民公社。
    荷蘭學者雅普·馮·吉內肯在其所著《林彪浮沉錄》一書（JaapVanGinnekenTHERISEANDFALLOFLINPLAOPenguinBooksLtd1976），專門寫了一節《上海人民公社》，十分詳細地探索了陳伯達提倡公社的思想歷程：
    1966年3月，陳伯達在《紅旗》雜志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紀念巴黎公社誕生95周年。
    陳伯達本人研究過外國革命史。后來，他和他的北京文化批評家集團中年輕的激進作家、記者一起，埋頭研究歷史上存亡攸關時刻如何鞏固新生政權的實例，對它們進行哲學和歷史的分析。在《十六條》的第九條中，特別提到了這個問題：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產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
    8月底，在《紅旗》雜志上發表了巴黎公社的選舉原則：“一切領導人都由人民選舉產生。當選人必須是人民的公仆，并接受他們的監督：選舉者可以隨時罷免和撤換被選舉人。”接著，又詳細地論述了這種選舉制度，但馬、恩、列、斯關于1871年經驗的消極教訓卻略而不提。林彪也把自己與“大民主”的呼吁聯系在一起。1966年秋，在天安門廣場的最后幾次群眾大會上，他說：“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充分實現人民民主權利，沒有這種大民主，不可能發動真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陳伯達一次次提倡巴黎公社，張春橋、姚文元受到“啟發”，最初打算把上海新政權取名為“新上海公社”。
    這時，《紅旗》雜志正在準備發表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斗爭》。據社論的執筆者之一王力回憶，社論是毛澤東要陳伯達、王力、關鋒起草的。由王力、關鋒執筆，陳伯達主持。王力說，“這篇社論是主席奪權思想的綱領性文件，是根據主席歷次在常委會上談話和個別談話整理的。社論寫好后送主席審閱，主席批示：‘寫得很好，照發。’”
    這篇社論，透露了毛澤東一句甚為重要、未公開發表過的話：
    “毛主席把北京大學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稱為20世紀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這時，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預見到我們的國家機構，將出現嶄新的形式。”
    ※※※
    北京聞風而動，準備成立“北京人民公社”。江青跟關鋒已在商量“北京人民公社”的領導成員，想由中共中央黨校造反派李廣文負責，戚本禹參加。毛澤東則不同意李廣文，要謝富治負責。
    就在這時，陳伯達從北京給在上海的張春橋打電話。打電話時，王力在側。陳伯達在電話中，向張春橋通報了《紅旗》雜志即將發表的社論的內容，以及北京準備成立“北京人民公社”的消息。
    急于搶頭功的張春橋和姚文元，馬上找上海十多個造反組織的頭頭們開緊急會議，決定把“新上海公社”改名為“上海人民公社”，搶先召開成立大會。
    據王力回憶，毛澤東要他打電話給張春橋、姚文元，要張、姚參加上海新政權的領導班子，告知這是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是主席的意見。但是，王力回憶說：“主席沒有叫我告訴他們讓上海成立公社。”
    2月12日早上，奉毛澤東之召，張春橋、姚文元從上海飛往北京。王力在機場迎接張、姚，然后陪同他們驅車直奔中南海游泳池。王力回憶說：“主席坐在屋里，穿著他那件睡衣，跟張春橋、姚文元談話。”
    王力記得，毛澤東這次談話，共談三個問題，其中第一個問題就是關于“上海人民公社”。
    毛澤東的談話，張春橋于1967年2月24日曾在上海作過傳達。現據檔案中所存張春橋傳達的記錄原文，照錄于下：
    毛主席說：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到現在誕生96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敗而是勝利了，那據我看，現在已經變成資產階級的公社了，因為法國的資產階級不允許法國的工人階級掌握政權這么久，這是巴黎公社。再一個是蘇聯的政權的形式。蘇維埃政權一出來，列寧當時很高興，認為是工農兵的偉大創造，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新形式。但當時他沒有想到這種形式，工農兵可以用，資產階級也能用，赫魯曉夫也可以用。從現在的蘇維埃看來，已從列寧的蘇維埃變成赫魯曉夫的蘇維埃了。
    主席還說：英國是君主制，不是有國王嘛？美國是總統制，本質是一樣的，都是資產階級專政，還有很多例子，南越偽政權是總統制，它旁邊柬埔寨西哈努克是王國，哪一個比較好一點呢？恐怕是西哈努克比較好一點。印度是總統制，它旁邊的尼泊爾是王國，這兩個，哪一個好一些？看起來還是王國比較印度好點。就現在來看啊，中國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叫王，秦朝叫皇帝，太平天國叫王，唐高宗（即武則天的丈夫）叫天皇。他說，你看名稱變來變去，我們不能看名稱，問題不在名稱，而在實際，不在形式，而在內容。總統制、國王制、君主制，所謂資產階級民主制，這些都是形式。我們不在名稱，而在實際，不在形式，而在內容。總統這名稱在英文里和校長是一個詞，好像校長就低得多，總統就高得多，在英文里是一樣的。所以主席說，名稱不宜改得太多。
    他又舉了歷史上的王莽，這個人最喜歡改名字的了。他一當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職統統改了，把全國的縣名統統改了，主席說，有點像紅衛兵把北京街道名稱全改了差不多。他改了后仍不記得，還是記老名字。王莽皇帝下詔書就困難了，改得連縣名都不知道了。把老名字寫在詔書里面，這樣，使公文來往非常麻煩。
    主席還說：話劇這形式，中國可以用，外國也可以用，無產階級可以用，資產階級也可以用。我們也可以設想，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階級都可以用，無產階級可以用，資產階級也可以用。如果我們被推翻了，資產階級上臺，他們也可以不改名字，還叫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資產階級專政。如蘇聯一樣，他都不改，還叫蘇聯共產黨，還叫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個問題主要是看哪一個階級掌握政權，誰掌權，這是根本的問題，所以是不是我們還是穩當一點好，不要都改名了。
    ※※※
    主席說，現在出了個問題，各省、市都想叫人民公社，與上海一樣，有的地方也叫了。
    最近主席反復在考慮這個問題。最初沒有那么想，如這樣想下去，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國務院叫什么？中華人民共和國叫什么？主席說，這樣就發生改變政體、國家體制問題、國號問題。是否要改為中華人民公社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是否變成中華人民公社的主任或叫社長？出了這個問題，就發生外國承認不承認的問題。因為改變國號，外國的大使都作廢了，重新換大使，重新承認，主席說，我估計蘇聯是不會承認的，他不敢承認，因為承認了會給蘇聯帶來麻煩，怎么中國出了個中華人民公社？資產階級國家可能承認。
    還有一個問題，主席考慮如果都叫公社，那么黨怎么辦？黨放在哪里呢？因為公社里有黨員、非黨員，公社的委員里有黨員和非黨員，那么黨委放在哪里呢？總得有個黨嘛！有個核心嘛！不管叫什么，叫共產黨也好，叫社會民主黨也好，叫社會民主工黨也好，叫國民黨也好，叫一貫道也好。它總得有個黨，一貫道也是個黨，公社總要有個黨，公社不能代替黨，所以毛主席說，我看還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還是按照老的辦法，還是要人民代表大會，還是選舉人民委員會。他說：這些名字改來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變，不解決內容問題，現在建立的臨時權力機構是不是還叫革命委員會……
    毛澤東的一席話，說得張春橋、姚文元啞口無言，緊張萬分。張、姚這一回搶頭功，狠狠跌了一跤。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于1967年2月24日宣布改稱“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陳伯達這位“理論家”，也不得不承認自己在理論上的重大失誤。
    其實，倘若把康生1959年8月3日在廬山上寫給毛澤東的信重讀一遍，那就會發現，真正的“發明權”應當授予這位“大秀才”———他在那時候就已經提議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改為“中華人民公社”了：
    恩格斯在論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時，曾提議不用“國家”一詞，而用德文古字“公團”
    （Cemeinwesen）或用法文“公社”。可見“公社”一詞，并不等于“共產主義”（雖然外國文字很相同）。巴黎公社，廣州公社都不是實行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根據恩格斯的信，不僅我們的農業合作社，可叫做“人民公社”，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可以叫做“中華人民公社”。這不僅沒有違反馬列主義，而是符合馬列主義的……
    盡管陳伯達與康生之間齟齬不斷，但在極左方面卻驚人地一致！
    據王力回憶，毛澤東與張春橋、姚文元的談話，大約兩個多小時。這次重要的談話，照理應當讓陳伯達參加，因為張、姚是以“中央文革”的“調研員”的身份前往上海，回來“述職”之際，怎不請組長陳伯達來呢？何況，所談的又是關于“上海人民公社”的問題，張春橋是在打電話向陳伯達請示、征得同意后宣布成立的。
    談話即將結束時，毛澤東問王力：“你跟他們講沒講找他們來干什么？”
    王力心中明白，毛澤東話中第一個“他們”，指的是陳伯達、江青；第二個“他們”，指的是張春橋、姚文元。
    王力答道：“講了一些。等主席見了以后，再詳細講。”
    張春橋、姚文元離開毛澤東那里，才從王力嘴里得知北京最新的“政治行情”：前天—
    ——2月10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嚴厲地批評了陳伯達、江青，尤其是言辭激烈地批評陳伯達，說他打倒陶鑄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毛澤東要陳伯達、江青作檢查，“行情”變了，難怪毛澤東這次談話，故意撇開了陳伯達！張春橋懊悔地對王力說：
    “我們正式成立公社時，打個電話來請示主席就好了！”張春橋的言外之意很清楚：算他倒楣！他向組長陳伯達請示過，而眼下正碰上陳伯達突然“貶值”，難怪毛澤東花了那么多時間，廣征博引，以古今中外的種種事例駁斥“公社”……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四十二章　與江青的尖銳沖突
    陳伯達的處境越來越糟糕。他不光接連受到毛澤東的批評，在“中央文革小組”內部，又不斷受到江青的排擠。在陳伯達晚年，曾對他與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中的尖銳矛盾，作了回憶。陳伯達說，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實行“獨裁”：“中央文革小組”如開會，江青總是繼續瞎想瞎說，并且說了就算，跟她不能討論什么事。這種會開下去，只能使她可以利用小組名義，把小組當作她獨立的領地，繼續“獨裁”，胡作非為。
    我認為自己應該做的，是學習，是到一些學校、工廠或一些居民地點，看看談談。根據毛主席規定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針和中央的決定，只要我知道哪里有打砸搶的事，我是要去制止的。有時帶了一些打人的武器回來，為的是要告訴小組的人知道有這些事，江青便說：“你放著小組的會不開，搞這些干什么。”
    我的最大罪惡，首先是極端狂妄地提所謂路線問題。這是永遠無法寬恕的。同時，我又胡亂隨便接見一些人，亂說瞎說，讓一些同志蒙受大難，這也是無法寬恕的。
    陳伯達回憶起江青如何在“中央文革小組”里“臭罵”他的：
    周總理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后，我只參加周總理召集的會，不再召集小組的會。周總理不在釣魚臺召集會的時候，我通常不再進那個“辦公樓”。
    不記得是哪一年，我曾經不經心地走進那個辦公樓，看看管電話的同志，并且在開會廳坐了一下。忽然，江青來了，康生也來了，姚文元就在樓上住，一叫就到。
    江青即宣布開會，臭罵我一通，康生也發言。他們那些話，我已記不住，主要是說，為什么不召集小組開會，等等。我只得讓他們罵，不作回答。顯然，我只有不肯召集小組單獨開會這點本事，可以對付一下江青。
    由于陳伯達無法在“中央文革小組”呆下去，他曾一度提出，希望辭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之職，到天津去工作。陳伯達曾這樣回憶：
    天津問題的由來，是我聽說中共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萬曉塘同志自殺。萬曉塘同志我是很熟的，在文化革命前我到天津去，差不多都是他出面招待，文化革命后聽到他自殺，我很苦悶，有一回，還作了調查，沒有調查出什么眉目。
    因為我不想當那“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也實在當不下去，天津出了此事，我就在中央會議上提出我到天津工作，毛主席表示同意。雖則我沒有提出辭去“組長”名義，但意在不言中了。……
    但是，過了些天，毛主席又說，天津情況也很復雜，你也難工作，讓解學恭去。中央談話的這一切經過，解學恭當然不可能知道。一回，在天安門上，毛主席遇見解學恭，就告以此事，可能周總理也在。解學恭到天津的經過，的確是這樣。后來我聽說，毛主席過去曾經認得解學恭。以后解決各省問題，中央會議在周總理的具體主持下，做了分工，由我參與天津事，在決定主要人選時，我根據中央的意見，就提解學恭擔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書記。
    有一次天津的大學生兩派互斗，一派被圍，斷水斷電，周總理主持的中央會議決定我馬上到天津去解決，我當晚到天津就到現場，解決了一方之圍，但我被另一方層層包圍，幾乎要被擠死，幸而解放軍給我救急，找到一個吉普車，把我推進車上，匆匆開出，這是我經常感念偉大的解放軍的。
    在天津剛有些秩序時，江青聽了她在天津的一個耳目的話，就夜間叫幾十輛大卡車，把天津那時所有活動分子都弄到北京來，我阻止此事已來不及，還被迫去參加。此會一結束，天津市副市長王亢之回到天津自殺，天津市公安局長江楓被禁閉。
    ※※※
    這里提到的王亢之、江楓，都與陳伯達有較多的來往。在陳伯達倒臺之后，王亢之、江楓以及天津作家方紀，均被當時的天津報刊稱之為“陳伯達在天津的死黨”。1968年初，王亢之在被江青點名之后自殺。在自殺之前，王亢之留下遺囑，把他所珍藏的宋版古籍送給陳伯達。
    1979年初，身在秦城監獄的陳伯達從報上得知王亢之平反的消息，馬上向有關部門提出請求，把王亢之送給他的兩部宋版書，交還給王亢之家屬。
    陳伯達還回憶起，在“中央文革小組”，他與江青互相“回敬”：“我看不起你！”陳伯達說：
    可能是在1968年，有一回，接到江青那里的電話，說要開會，是在她的住處。我去了，江、康、姚都已先在。
    江青提出：“你要逼死一個文藝編輯。”
    我說，報館編輯部互相審查歷史，我沒有發動，沒有參加，沒有出什么文章，怎么會是我要逼死他？
    康生說：“你沒有看他寫的東西，那是；‘絕命書’呀。”
    接著，江青把她桌上的大瓷杯子狠狠地往地上一摔，化作粉碎，表示她對我的極度憤怒。我覺得房外有警衛戰士，如果看到這堆碎片會很奇怪，因而把這些碎片一點一點地收拾起來，帶回自己住處，要我那里的工作人員放到人足踩不到的河溝里。
    那時，如果那位文藝編輯竟然屈死，我就要對此負重大的罪。但康、江并不關心任何人的命運。這件事當作問題向我提出，僅僅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聽別人說，江青那時正要用那個文藝編輯當秘書，為此找了這樣的借口。也是聽別人說，因為毛主席反對此事，故未用成（這些事只是當時聽說，沒有做任何事實查對）。
    江青早已找了一個借口，把我趕出中南海。上面的事發生后，第二天我即到當時新找的房子住下來，想避免在釣魚臺，繼續受她的糟踏。當然，有時我也還到釣魚臺那個原住處看看。
    就在我離開釣魚臺這件事，在毛主席主持的一次會議上，江青乘機正式告我一狀，說：
    “陳伯達已不要我們了，他已離開釣魚臺，另住其他地方。我同xx（指她的女兒）回到中南海給主席當秘書好了。”她在搞挑撥離間的勾當。在當時的情況下，我一句話未說。一次會上，江青說：“我同陳伯達的沖突，都是原則的沖突。……”張春橋也在會上鼓起怒目視我。
    我火氣一發，不再聽江青霸道下去，從坐位上起來，即走出會堂。江青回過頭來大聲說：“我看不起你！”
    我回了一句：“我也看不起你！”
    陳伯達在“中央文革小組”里，不斷與江青對吵。但是，陳伯達不能不容忍江青，這全然是因為江青是“第一夫人”：
    一家報紙有一個不懂事的管照片的青年，找了毛主席一張像片，又找到江青一張，就拼湊在一塊。據說，這是那個文藝編輯授意的。我原不知道這事，有一次開會后聽說過，也沒有再去詢問。但有一次會議時，江青忽然對這張像片事發言，大意是：“人家說我要當武則天，慈禧太后，我又沒有她們的本事。有什么歷史問題，也不跟我說。
    我插了一句說：“你說我要逼死他，誰敢給你說？”
    江青便大聲說：“你造謠！”
    周總理接上一句：“你是說過呀。”
    江青就跟總理對頂起來。
    這時我離開會場，在大會堂轉了一圈，又要進會場。周總理說：“你回來干什么呀？”
    我聽了周總理的話，覺得可不再參加會議，就回到住處。
    當夜，有兩位同志來，一個當時在總理處管警衛工作，一個是當時中央辦公廳的工作人員。見面時，他們沒有說什么話，但我一見，就覺得總理的高義盛情，深為感動。我說一句：“如果不是因為毛主席的關系，誰理她呀？”
    這樣的話，后來我也跟別人說過。
    此事以后，我才通過宣傳聯絡員去了解這張像片的制作的經過，也才看到這張假照片。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四十三章　自殺風波
    就在毛澤東冷落了陳伯達，把他撂在一邊，忽地從王力那里傳出爆炸性消息：陳伯達要自殺！
    消息是絕對可靠的，因為那是陳伯達親口對王力說的：“很緊張，想自殺。”
    王力當即勸慰他：“主席批評你，是愛護你，是好事，主席說過，沒有希望的人，就不批評了。可見主席是把你當成有希望的人，這才批評你。”陳伯達卻答道：“我查了書，拉法格是自殺的，列寧還紀念他，證明共產主義者可以自殺！”
    “理論家”到底與眾不同，自殺還要查一查書呢！
    拉法格（Paullafargue1842－1911）是馬克思的女婿———馬克思次女勞拉的丈夫。
    陳伯達的思想壓力，確實是夠重的。毛澤東在2月10日那幾句分量很重的話，不時在他耳際響著：“你這個陳伯達，你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過去你專門在我和少奇之間進行投機。我和你相處這么多年，不牽涉到你個人，你從來不找我！”
    在那次會上，毛澤東還說了一句至為重要的話：“我看現在還同過去一樣，不向我報告，對我實行封鎖。總理除外，總理凡是重大問題都是向我報告的。”
    毛澤東這話，指林彪，也指陳伯達。打倒陶鑄，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等等，陳伯達都未向毛澤東報告。
    陳伯達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多年，深知毛澤東的話決定一個人的命運———不論你資格多老，地位多高，毛澤東一推，你就會倒。彭德懷如此，劉少奇如此……
    擺在陳伯達面前的道路有兩條：要么檢討，要么自殺。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中央文革”決定于2月24日下午開會，批評陳伯達和江青。
    陳伯達是怎樣度過這次比鄭州會議更險峻的政治危機呢？
    陳伯達鬧著要自殺，王力勸他還是寫檢討為好。
    “我心里亂糟糟的，怎么寫檢討？”陳伯達說。
    王力給他出主意：“那你就簡單寫幾句，在主席那里掛個號，備個案。以后再詳細寫檢討。”
    陳伯達仍搖頭：“這簡單的幾句，我現在也寫不了。這樣，你替我寫幾句，我照你的抄。”
    這么個“理論家”，連向毛澤東“掛個號”的幾句話，也要王力代為捉刀！
    據王力回憶：“在2月14日‘中央文革’會議之前，周恩來在釣魚臺十四樓同陳伯達談話，談了幾個小時，陳伯達打消了自殺的念頭。陳伯達還找康生談了一次，說了情況。開會前，我和關鋒去請康生到會，康生拍著桌子說：‘這都是江青搞的，要開會就批江青。伯達讓她逼得都要自殺了’當時我沒說話，認為他們要吵就吵吧！關鋒哀求說：‘康老，無論如何不能這樣發脾氣，要忍住，這樣你到會上罵江青同志，怎么得了？’康生憋住了。”
    剛剛度過政治危機的康生，此時裝出一副要替陳伯達打抱不平的樣子。其實，他也只是私下里說說江青而已———他深知“第一夫人”是萬萬碰不得的。
    批評會在1967年2月14日下午3時召開，會議的地點是“中央文革”所在地———釣魚臺十六樓。江青理應到會的，因為她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組長，何況是這次挨批評的對象，可是她說自己“病了”，也就溜之大吉。
    于是，挨批評的對象，變成只有一個———陳伯達了。盡管江青沒有來開會，會上誰也沒有批評她一句。
    康生、王力、關鋒對陳伯達的批評，輕輕的，輕輕的。據說，因為他們已經知道陳伯達準備自殺，生怕說重了，陳伯達受不了會真的去自殺———究竟是他們怕陳伯達自殺還是存心護著陳伯達，不得而知！
    倒是張春橋、姚文元“動真格”，批評起陳伯達來火力頗猛。
    顯而易見，張春橋、姚文元是江青的“嫡系部隊”。
    陳伯達作了一番檢查，無非是說自己“路線斗爭覺悟不高，對毛澤東思想領會不深”，等等。
    康生打了圓場：“今天的會，算是第一次會，江青同志生病了，沒有來，以后等江青同志身體好了，再開吧。”
    康生這么一說，會議便結束了。此后，“中央文革”再也沒有開過批評陳伯達、江青的會。
    后來，關鋒跟陳伯達鬧矛盾，便把陳伯達聲言要自殺的事告訴了江青。
    江青見到陳伯達，指著他的鼻子罵道：“你給我自殺！你給我自殺！你自殺，就開除你的黨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氣自殺嗎？”
    面對江青的辱罵，陳伯達不吱聲，再也沒有搬出“拉法格是自殺，列寧還紀念他”之類“自殺理論”。陳伯達的一出自殺鬧劇，至此算是降下帷幕……

及時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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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伯達傳》 第四十四章　葉劍英、徐向前拍案質問
    “中央文革”對于陳伯達、江青的問題想捂，所以只在1967年2月14日召開了沒有外人參加的小組會議，打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這次批評陳伯達、江青的小組會，連周恩來也沒讓參加。
    不過，在2月10日，當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批評陳伯達、江青時，在座的并非全是“中央文革”成員，李富春和葉劍英也在座。毛澤東對陳伯達、江青的批評，使李富春、葉劍英感到高興。
    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富春（他還是周恩來指定的“副總理小組”的組長），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們傳達了毛澤東對陳伯達、江青的批評，頓時群情歡躍。須知，老帥和副總理們的心頭，早就積壓了對于“中央文革”，對于陳伯達和江青的怒火，一下子便迸發出來了。他們在李富春家進行了議論。
    他們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還有國務院當時主管生產的余秋里、谷牧。
    他們乘著毛澤東批評陳伯達、江青之際，發動了對“中央文革”的強大攻勢。2月14日，“中央文革”那溫吞水式的批評會剛結束，陳伯達去中南海懷仁堂出席周恩來主持的中央碰頭會。所謂“中央碰頭會”，是由中央黨、政、軍日常工作負責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員共同組成的會議，研究、處理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周恩來主持、召集。這天，江青沒有去，陳伯達在會上簡直成了被告。剛坐定，陳伯達說：“江青同志身體不好，不能來開會，托我帶個意見來：軍委搞了個八條命令，部隊不搞大民主，不成立戰斗隊，這個文件沒經‘中央文革’討論，怎么就送主席批了？”頓時，一連串的質問，像一連串帶著呼嘯的炮彈，落到陳伯達頭上。
    葉劍英元帥頭一個向“理論家”開炮：“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干什么？”徐向前元帥拍著桌子，當面質問陳伯達：“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這樣把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支柱啦？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這類人來指揮軍隊？”
    兩位元帥說的是1月19日至30日之間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的中央軍委會議，“中央文革”力主在軍隊內搞大民主，當時，葉劍英元帥在盛怒之下，拍案痛斥，以致把右手掌骨震裂，這一回，兩人又盯住了陳伯達，一個勁兒批駁。只是陳伯達挨了毛澤東的批評，此時顯得十分狼狽，不像往日那樣威風。
    徐向前提起了劉志堅被打倒的事，憤憤地問陳伯達：“你說劉志堅是叛徒，完全是捏造！我還不了解劉志堅嗎？劉志堅同志根本不是叛徒。我們帶兵的人，軍隊的干部跟隨我們作戰那么多年，難道我們不了解他們？”
    陳伯達嘟囔著，說道：“劉志堅叛徒的案子已經定了，再不能改變了。”這時，葉劍英接著放炮。他質問陳伯達：“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人民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到國家體制，為什么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想干什么？”
    陳伯達無言以對，因為毛澤東為這事已經批評過他，使他無法招架。
    葉劍英趁機嘲笑這位“老夫子”：“我們不看書，不看報，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則。請你解釋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則？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
    陳伯達的臉，一陣紅，一陣白。雖然恨得咬牙切齒，可是，他正處于劣勢，正處于挨毛澤東的批評之際，只得忍氣吞聲。
    據他的秘書回憶，陳伯達回到家中，一言不發，便往床上一躺，閉上了雙目……才隔了一天，2月16日下午，周恩來再度在懷仁堂召開中央碰頭會。事先通知，會議討論經濟問題。出席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中央文革”成員和國務院余秋里同志。陳伯達、康生是作為政治局委員出席會議的。“中央文革”出席會議的是王力。張春橋、姚文元因與上海經濟工作有關，參加了會議。江青不去。關鋒、戚本禹沒有接到通知，所以未出席會議。另外，聶榮臻、谷牧也沒有出席會議。開會時，周恩來居中。在周恩來右首，坐北朝南，依次為陳伯達、康生、李富春、陳毅、譚震林、李先念、葉劍英、徐向前（皆為政治局正式委員）。
    在周恩來左首，依次而坐的是謝富治（政治局候補委員）、余秋里、王力、張春橋、姚文元。陳伯達因挨了批評，不敢坐周恩來右首第一個位置，躲在后邊桌角上去。周恩來命令他坐回原位。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四十五章　垮臺邊緣
    老帥和國務院副總理們心中有氣，雖在前天的碰頭會上說了一些，但言猶未盡，在這次會上又沖著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王力、姚文元這五員“中央文革”的“大將”猛烈開火。本來是討論經濟問題的會議，卻開成了對“中央文革”的批判會——亦即后來被人們稱為“大鬧懷仁堂”。
    會議從下午3時開到7時。“中央文革”處于守勢。王力、張春橋、姚文元在會上沒有說幾句話，只是埋頭記錄。陳伯達、康生的話也不多。
    據王力回憶：
    剛一散會，姚文元對我說：“王力，你要站穩立場。這是一場大的斗爭。”張春橋把我和姚文元叫到他的房間，說：“今天這個問題很大，要把情況湊一湊。明天我們要回上海了，主席說過，臨走前要再見我們三個人。今天的事要報告主席。”他們兩個湊，讓我記，當時認為不對的話，都湊上了。
    當時，他們三人湊了情況，由王力記下一個文字要點。后來，在2月下旬，由王力執筆，整理出《2月16日懷仁堂會議》的記錄材料。署名為“張春橋、王力、姚文元”。
    現據這份記錄，摘錄若干原文：
    當譚震林同志提出要張春橋同志保陳丕顯，張說，我們回去同群眾商量一下，譚震林同志打斷了話，大發雷霆，說：
    “什么群眾，老是群眾群眾，還有黨的領導哩！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這是什么東西？這是形而上學！”“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們把老干部一個一個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個一個被整，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
    “蒯大富，是什么東西？就是個反革命！搞了個百丑圖。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統統打倒。”
    “這一次，是黨的歷史上斗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
    “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當著我的面講的！（謝富治同志插話說：江青同志和小組同志多次保譚震林同志，從來沒有說過什么“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為黨工作。不是為她一個人工作！”
    譚站起來，拿文件，穿衣服便走，要退出場，說：
    “讓你們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
    “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斗爭到底！”
    陳毅同志說：“不要走，要跟他們斗爭！”
    余秋里同志拍桌子發言：
    “這樣對老干部，怎么行！計委不給我道歉，我就不去檢討！”
    李先念同志說：
    “現在是全國范圍內的大逼供信。”
    譚震林同志說：
    “我從來沒有哭過，現在哭過三次。哭都沒有地方哭，又有秘書，又有孩子。”
    李先念同志說：“我也哭過幾次。”
    譚震林同志說：“我從井岡山，到現在，你們檢查一下，哪里有一點反毛主席。”
    當謝富治同志說，不要從個人出發，要從全局出發時，譚震林同志說：“我不是為自己，是為整個的老干部，是為整個黨！”
    李先念同志說：
    “就是從《紅旗》第13期社論開始，那樣大規模在群眾中進行兩條路線斗爭，還有什么大串連，老干部統統打掉了。”
    周恩來同志當即對康生同志、陳伯達同志說：“發表13期《紅旗》社論，這么大的問題，你們也不跟我們打招呼，送給我們看看。《紅旗》社論發表以后敲鑼打鼓，也是從這一期開始的。”
    康生同志說：“我不知道啊，我沒有看。”
    陳伯達同志也說：“我也沒看。”
    ……
    李先念提到的，也就是1966年10月3日發表的《紅旗》第13期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發出了《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號召”。確如李先念所說，“那樣大規模在群眾中進行兩條路線斗爭”，是從這篇社論開始的。“老干部統統打掉”，也是從這篇社論開始的。
    從檔案中查到這篇社論的原稿，是王力的手跡。那瘦長的字、僵硬的筆劃，一望而知是王力寫的。與王力共同起草的是關鋒。
    ※※※
    此文經“中央文革”討論，江青、康生、張春橋審稿，陳伯達定稿。社論的題目，是陳伯達親自擬的。可是，在周恩來責問陳伯達、康生時，這兩位“大秀才”居然當面撒謊，說自己“不知道”、“沒看見”！
    譚震林還責問陳伯達：“閻紅彥有什么罪？為什么要逼死閻紅彥？”
    陳伯達只好沉默著，不敢回答。
    張春橋看在眼里，記在心里。張春橋此人，頗有心計，精于權術。在他看來，懷仁堂斗爭是一場“嚴重的階級斗爭”，而且陳伯達、康生表現出“右傾”、“退讓”。正因為這樣，他甩開了“中央文革”的這兩位“組長”、“顧問”，與王力、姚文元湊好記錄，三個人直奔江青那里。
    王力回憶道：
    張春橋向江青報告，帶著姚文元和我一起去釣魚臺十一樓。
    張春橋向江青一條一條講。本來正在“生病”的江青，立時“病愈”了。江青暴跳如雷，說道：“這是一場新的路線斗爭，陳毅、譚震林、徐向前是錯誤路線的代表，葉劍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錯誤路線的，陳伯達、康生在路線斗爭中動搖。”由于李富春在會上一言未發，所以江青沒有提到他。事關重大，江青勸張、姚推遲一天回滬。
    江青說要立即報告主席，并說：“你們三個人都要去。”
    江青馬上給主席打了電話。電話是主席秘書徐業夫接的。江青說：“張春橋、姚文元就要回上海了，請主席今晚接見。”過了一會兒，徐業夫回電話說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會見他們。
    晚十時左右，我們到了主席那里。江青這個人的特點是，到主席那里開會時像只小貓似的，躲在一邊，一句話也不說，一出門，她就對一切都發號施令。
    主席先問張春橋什么時候走？張春橋說18日回上海去，問主席還有什么指示，主席說沒有了，都談過了，簡單說了幾句。
    這時張春橋說：“今天發生了一件事，要向主席匯報。”接著，把我們三個人湊的情況，向主席匯報了一遍。我一言未發，只是聽著。
    我注意到，匯報前面的那些發言時，主席光是笑。當講到陳老總的發言時，主席變了臉，不再笑了（引者注：據王力回憶，陳毅說了一句；“斯大林提拔了赫魯曉夫，以后又怎么樣？”意思是說現在的林彪以后會怎么樣）。主席開始是當笑話聽，聽到這里，板起面孔，從此以后再也沒有笑。主席以后講的問題，話都比較厲害。如張春橋告總理對第十三期《紅旗》社論沒送他看有意見時，主席說：“黨章上沒有這一條———黨報黨刊社論要政治局常委審查？”
    匯報的時間不長，主席已經當成很大的問題了，但還沒發大脾氣。最后說：“第一要抓軍隊，第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干部，第四生產要搞好，要抓鐵路和煤炭。”因為張、姚要回滬，主席要我把這一意見告訴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
    這時主席又心平氣和了。我說；“我根據主席和總理最近反復講的干部政策，寫了一篇社論，叫《必須正確對待干部》，早已送主席了，主席看過沒有？”主席說：“你馬上再送一份到這里來，不要經過陳伯達。”
    這次大約談了兩個小時。
    從2月10日，直到2月16日夜，陳伯達一直處于下風劣勢之處。毛澤東批評他，張春橋攻他，老帥、副總理們質問他，連江青也罵他“動搖”，以致毛澤東叮囑王力送社論來“不要經過陳伯達”。
    陳伯達處于深重的政治危機之中，差一點就要垮臺。不料，就在這時，政局劇變，一下子從批極左轉到批“右傾”，陳伯達也就從危機中解脫出來……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四十六章　轉折點
    譚震林給毛澤東、林彪的信，先送到林彪那里。林彪閱信后，頗為震驚，寫下批語道：
    “譚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墮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實在忍無可忍的地步。”
    ※※※
    2月16日下午“大鬧懷仁堂”之后，耿直的譚震林言猶未盡，回到家中又給毛澤東、林彪寫了一封信。此信原文如下：主席、林副主席及政治局全體同志：本來，我在今天會議上把該說的話已全部說完了，可我仍覺得有必要再寫這封信。如算斗爭，這是我第三次反擊：第一次是在前天的電話中，第二次是在會議上。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實在忍無可忍的地步。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口口聲聲稱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執行者，但他們根本不聽主席的指示；背著中央和政治局，另搞一套，在全國到處挑起事端，制造混亂。江青竟闖到政治局會上拍著桌子喊叫：“毛主席，我要造你的反！”主席是全黨的主席，你江青算什么東西？竟敢造主席的反，你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其狂妄驕橫真比武則天還兇。他們根本不作階級分析，手段毒辣是黨內沒有見過的。一句話，把一個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沖口而出”。陶鑄、劉志堅、唐平鑄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斷送的。他們煽動紅衛兵，瘋狂揪斗老干部。省以上的高級干部，除了在軍隊的，住中南海的，幾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飛機（引者注：“指噴氣式飛機”，即挨斗時低頭、雙臂交叉于背后的形象比喻）。許多人身體被搞垮了。弄得妻離子散，傾家蕩產的人也不少。譚啟龍、江華同志就是如此，他們還搞了個百丑圖，在北京、上海、西安到處印發，影響很壞。我們黨簡直被丑化得無以復加了！真正的修正主義分子、反革命分子無人過問，而他們有興趣的就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點過錯，就非整死你不可。他們能執政嗎？能接班嗎？我懷疑。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決心，準備犧牲。但我決不自殺，也決不叛國。我決不允許他們如此蠻干。總理已被他們整得夠嗆了，總理心襟寬，想得開，常勸導我們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時？難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被打下去再說嗎？不行，不行，一萬個不行！這個反我造下了。下定決心，準備犧牲，也要斗下去，拼下去。2月17日，譚震林把信裝入信封，在信封上寫了“呈毛主席、林副主席”派人送出。
    另外，譚震林還給陳伯達寫了一封信，以同樣強烈的口氣批評了“中央文革”。這封信后來到哪里去了，陳伯達已不記得了。但是，在當時，他記得給周恩來、王力等人看過這封信。譚震林給毛澤東、林彪的信，先送到林彪那里。林彪閱信后，頗為震驚，寫下批語道：“譚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墮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2月18日早上，張春橋、姚文元飛往上海。在張春橋離京前，他已搶先一步向周恩來談了16日夜里毛澤東的意見。當王力向周恩來匯報16日夜毛澤東的指示時，周恩來說張春橋已來談過了。18日下午，江青要王力向林彪傳達毛澤東16日夜的談話內容。江青讓王力在京西賓館等著，她先去林彪那里。然后，她又從林彪家到京西賓館，跟王力同車前往林彪家。王力按照自己本子上所記的懷仁堂會議發言要點和毛澤東在16日夜的談話，向林彪一一匯報。江青、葉群在座。葉群記錄。王力記得，林彪的話不多。當王力談及徐向前元帥時，林彪說了一句；“他不能代表解放軍。”王力在談到老帥們質問陳伯達時，林彪說了一句至關重要的話：“陳伯達是好人，一個書生掌握這么大的局面不容易呀！”林彪的話傳入陳伯達的耳朵中，曾使處于困境之中的陳伯達感激涕零。后來陳伯達倒向林彪，最初的契機在于這句話。陳伯達正四面楚歌，唯林彪給予了有力的支持！王力匯報畢，江青叫葉群派車送王力回釣魚臺。江青留在林彪那里。林彪拿出了譚震林寫的那封信，交給了江青。江青看了信，如獲至寶！
    ※※※
    這時陳伯達也笑了，雖說他被排斥于會議之外，但是，這會議成了轉折點，把他從政治危機中解救出來。反擊！反擊！反擊！“中央文革全力反擊！”老夫子和“第一夫人”轉敗為勝。懷仁堂的氣氛完全變了。
    ※※※
    江青沒有回釣魚臺，直奔中南海，把譚震林的信交給了毛澤東。
    當天深夜，毛澤東召集緊急會議，應召而來的是周恩來、葉群、康生、李富春、葉劍英、李先念、謝富治。名單是毛澤東親自定的。其中葉群是作為林彪的代表出席的———林彪推說自己身體不好，派葉群去。
    這一名單是耐人尋味的。看上去，似乎是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會，可是卻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四號人物”陳伯達排斥在外！顯而易見，毛澤東還在生陳伯達的氣。
    另外，“中央文革”的成員們，除康生外，一個也沒叫他們來，康生是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而來的。江青也沒有在場。
    子夜，會議才結束。康生當即火速趕往釣魚臺———那時，已是2月19日凌晨。
    康生先找王力。王力跟康生住同一幢樓。康生對王力說：“我知道你還不會睡，先告訴你：我剛從主席那里開會回來，出了大事了！我跟主席這么多年，從來沒見主席發這么大的脾氣！你立即把陳伯達、關鋒、戚本禹找來，我傳達會議內容。江青不要喊她，等她起床后，我再單獨去跟她談。”
    康生拿出筆記本，向陳伯達、王力、關鋒作傳達。陳伯達感到沮喪，如此重要的會議，怎么把他排斥在外。
    康生說，毛澤東“發了無產階級的震怒”！毛澤東看了譚震林的信，加上江青的挑唆，勃然大怒，召開了這次緊急會議。
    康生傳達了毛澤東一句充滿火藥味的氣話：“我馬上走，林彪也走，陳伯達、江青槍斃！康生充軍！文革小組改組，讓他們來搞，陳毅當組長，譚震林、徐向前當副組長，余秋里、薄一波當組員。再不夠，把王明、張國燾請回來。力量還不夠，請美國、蘇聯一塊來！”
    康生說，毛澤東發了一通脾氣之后，周恩來勸說了毛澤東，并主動作了檢討，說自己沒有掌握好。經周恩來這么一勸，會議氣氛緩和下來，毛澤東的氣慢慢消了。最后，毛澤東決定，陳毅、譚震林、徐向前三人“請假檢討”。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評陳毅、譚震林、徐向前。決定由周恩來、李富春找陳毅談話；由李富春、李先念、謝富治找譚震林談話；由葉劍英、李先念、謝富治找徐向前談話。
    傳達畢，康生露出了奸笑：“好了，這回解決問題了，陳伯達不用檢討了，不反‘左’而反右了，我們解放了！”
    這時陳伯達也笑了，雖說他被排斥于會議之外，但是，這會議成了轉折點，把他從政治危機中解救出來———八天之前，毛澤東責令他和江青檢討。如今完全反過來了，毛澤東要陳毅、譚震林、徐向前作檢討了！
    康生過去對江青總是呼其名，有什么事，總是要江青上他那里去的。這一回，透過毛澤東的“無產階級的震怒”，康生領教了江青的能耐，掂量了江青的政治分量，不由得對江青“肅然起敬”，那天康生在向陳伯達、王力、關鋒作了傳達之后，演出一幕滑稽劇：康生坐在那里等，不敢去睡，但又不敢喊醒江青。他吩咐道，江青何時醒來，何時告訴他，他立即向她傳達毛澤東的談話！康生，人稱“康老”，從未對江青如此“恭敬”！
    此后，康生見了江青，總是“江青同志”長，“江青同志”短。
    當然，陳伯達也益發讓江青三分，由她在“中央文革”小組“當家”。
    反擊！反擊！反擊！“中央文革全力反擊！”老夫子和“第一夫人”轉敗為勝。
    懷仁堂的氣氛完全變了。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從1967年2月22日至3月8日在懷仁堂開了七次會議，批評陳毅、譚震林、徐向前，名曰“政治局生活會”。
    “政治局生活會”的出席人員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文革”成員之外增加蕭華、葉群、余秋里、谷牧、汪東興。
    新參加會議的人，不知道2月16日情況。王力把筆記本上的記錄，整理成《2月16日懷仁堂會議》材料印發，但刪去了內中涉及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的內容。
    “中央文革”們神氣活現，在懷仁堂向著“四帥”“三副”發威。“四帥”，即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四位元帥，“三副”即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三位副總理。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四十七章　反擊“二月逆流”
    陳伯達所說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的復辟逆流”，是他的一大“創見”。“大鬧懷仁堂”發生在二月，于是，便被稱為“二月逆流”。這一“新名詞”傳遍全國。
    ※※※
    康生從王力那里知道林彪講過“徐向前他不能代表解放軍”，便沖著徐向前說：“徐向前呀，軍隊不是你的，你有什么了不起？你要為劉少奇、鄧小平翻案，想要反黨嗎？”
    謝富治是受“表揚”的，這時氣焰甚盛，說道：“你們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是反革命復辟！”
    江青最善于“上綱上線”！她說：“這是八屆十一中全會以來發生的最嚴重的一次反黨事件。是事件！是一次政變的預演！是一種資本主義復辟的演習！是向革命群眾反攻倒算！
    但是，你們失敗了！永遠地失敗了！”
    這些天緘口默言的陳伯達見江青上陣，也大為活躍，發表“理論性”的“高見”：“你們反對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炮打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你們就是一股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復辟的逆流，最終，要顛覆無產階級專政！”
    陳伯達所說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的復辟逆流”，是他的一大“創見”。“大鬧懷仁堂”發生在二月，于是，便被稱為“二月逆流”。這一“新名詞”傳遍全國。據查證，陳伯達在毛澤東發了“無產階級的震怒”之后，立即“積極”起來，給毛澤東送去一份天津小站的材料。毛澤東看后，寫了批語：“自上而下都有反革命復辟的現象。”陳伯達馬上加以發揮，稱之為“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復辟的逆流。”
    “中央文革”發動紅衛兵，把批判“二月逆流”公開推向社會，北京街頭頓時貼滿大字標語：
    “堅決擊退二月逆流！”
    “堅決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將譚震林！”
    批判“二月逆流”，使“四帥”、“三副”要么受沖擊要么靠邊，要么被打倒。“四帥”、“三副”全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這么一來，一下子倒了七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加上劉少奇、鄧小平、陶鑄、賀龍已被打倒，朱德、陳云早已排擠，劉伯承年老體弱，剩下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只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五人，政治局候補委員只有謝富治一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處于癱瘓狀態！
    “中央文革”邁出了重要的一步：經毛澤東同意，“中央文革”代替中央政治局！
    按照黨章規定，在中央全會休會期間，中央政治局是黨的最高權力機構。“中央文革”
    趁著批判“二月逆流”，亂中奪權，從取代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展到取代中共中央政治局！
    于是，出現了一個從未有過的黨的領導機構，名曰“中央文革碰頭會”。這個“碰頭會”包括當時“中央文革”的全體成員，即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加上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列席，周恩來參加。
    這個“碰頭會”的絕大多數成員是“左派”。周恩來在異常艱難的狀況下工作著。
    真個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陳伯達從垮臺的邊緣爬了起來。這個“中央文革”組長手中的權力更大了。
    他急于取悅于毛澤東。本來，《紅旗》的社論大都由王力、關鋒捉刀，他不過動動嘴巴，發發指示，在最后定稿時動動筆。這一回，他一反常態，親自執筆寫一篇《紅旗》雜志社論《堅決打退反革命復辟逆流》。他以為，毛澤東對他送去的天津小站的材料作了指示“自上而下都有反革命復辟的現象”，他寫的社論正是對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加以發揮。迎合毛澤東的見解一定會受到毛澤東的贊賞，由此會對他這“理論家”產生好印象。
    不料，毛澤東的看法在隨時改變之中，誠如他在2月10日狠狠批評陳伯達、江青，而在2月18日就轉了風向，批評起陳毅、譚震林、徐向前來了。當陳伯達把《堅決打退反革命復辟逆流》一文送到毛澤東那里，毛澤東已改變了看法。毛澤東說：“究竟有沒有自上而下的反革命逆流？”于是，毛澤東壓下了陳伯達送來的社論———這是“文革”以來從未有過的。因為《紅旗》社論送到毛澤東那里，向來沒有被壓下來不準發表，最多只是作些修改罷了。這一回，由《紅旗》主編陳伯達親自寫的社論，被毛澤東壓下，不準發表，給陳伯達因“勝利”而發昏的腦袋來了一帖清醒劑。
    到了4月下旬，毛澤東已完全否定了“反革命復辟逆流”的看法，親自批準讓“四帥”“三副”在五一節時上天安門城樓。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四十八章　“乘勝追擊”
    當年，曾贊譽過劉少奇是“很純的馬列主義者”的他，如今“從政治上，思想上深刻地揭發和批判了中國赫魯曉夫幾十年來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理論家”再一次顯示了他的看風使舵的“理論天才”！
    ※※※
    “中央文革”借助于反擊“二月逆流”，打了“大勝仗”。他們“乘勝追擊”，再度向劉少奇發起總攻擊———在“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斗爭中，曾給了劉少奇沉重的一擊，但是劉少奇并未徹底垮臺。
    急先鋒又是康生，他給中央寫了報告，聲稱已經查明劉少奇是“叛徒”。于是，毛澤東在1967年3月21日批準了康生的這一報告。
    “中央文革”的“秀才”們著手掀起批判高潮。戚本禹日夜趕寫批劉的長文《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毛澤東對此文改了三遍，決定于1967年4月1日在《紅旗》雜志第五期發表。
    就在戚本禹文章發表前夕，毛澤東召見了王力。那是因為王力以《紅旗》雜志評論員的名義，寫了一篇文章，毛澤東親筆加了標題《“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組成部分》，并要王力加上一段話。毛澤東口授，王力當場記錄“最高指示”。
    毛澤東說，“這本書（引者注：指劉少奇著《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欺人之談。這本書是唯心論，是反馬列主義的。不講現實的階級斗爭，不講奪取政權的斗爭，只講個人修養，蔣介石也可以接受。什么個人修養，每個人都是階級的人，沒有孤立的人，他講的是孔孟之道，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都可以接受。”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王力在文中補入了一段批判《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內容。王力的評論和戚本禹的文章掀起了批判劉、鄧的新高潮，“中央文革”主動出擊了！劉少奇住在中南海內，受到了“南海衛東革命造反隊”的批斗，不得不在1967年4月14日向該造反隊遞交了書面檢查（引自人民出版社資料室編印的《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1967年版第四卷）：
    南海衛東革命造反隊的同志們：
    你們1967年4月6日給我的緊急通令中第二條限劉少奇于4月10日以前寫出書面檢查，具體回答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中所提出的八個“為什么”的問題。現答復如下：……
    六、1962年“修養”再版，是有人推薦，有人替我修改，我看過，在《紅旗》、《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我應負主要責任。
    劉少奇在這里所說的“有人推薦”“有人替我修改”究竟是誰呢？
    造反派們窮追不舍，非要弄個明白不可，在造反派們看來，這兩個“有人”，顯然是劉少奇的“同黨”。
    于是，在批斗會上，劉少奇受到了中南海的造反派的逼問。
    頗有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
    造反派：“劉少奇你交代，你說1962年黑《修養》再版，是有人推薦，這有人指誰？”
    劉少奇先是猶豫了一下，然后答道：“康生！”
    造反派們愕然。又追問道：“有人替你修改，這有人又是誰？”
    劉少奇答：“陳伯達！”
    這下子，造反派們面面相覷。
    靜默了片刻，那個造反派頭頭總算“機靈”，振臂高呼：“劉少奇不老實，打倒劉少奇！”“誓死捍衛中央文革！”“誰反對中央文革，就打倒誰！”口號聲遮掩了造反派們的尷尬。不過，消息不脛而走，很快在中南海傳開來，在北京傳開來，使康生和陳伯達顯得非常尷尬。
    江青趕緊聲言：“主席過去沒看過《修養》。”其實，在延安時，毛澤東不僅看過《修養》，而且正是他把《修養》定為延安整風運動的學習文件！
    1967年4月12日至18日，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陳伯達走上講臺，發表長篇演講，“系統地”“從理論上”批判劉少奇。當年，曾贊譽過劉少奇是“很純的馬列主義者”
    的他，如今“從政治上，思想上深刻地揭發和批判了中國赫魯曉夫幾十年來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理論家”再一次顯示了他的看風使舵的“理論天才”！毛澤東在2月10日批評他“過去你專門在我和少奇之間進行投機”，這一回他堅決倒向毛澤東，所以對于批劉格外起勁。
    緊接著，陳伯達主編的《紅旗》與《人民日報》共同以編輯部的名義，在1967年5月8日發表了《“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一文，又從理論上給了劉少奇以沉重的一擊……
    在批劉、鄧的新高潮中，陳伯達跟了毛澤東所謂的“戰略部署”，算是又得到毛澤東的諒解，一度十分緊張的關系暫時緩和了……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四十九章　《偉大的歷史文件》
    經過通宵奮戰，四位“秀才”趕出了社論。陳伯達把社論的題目定為《偉大的歷史文件》，以《紅旗》雜志和《人民日報》編輯部的名義發表。這一回，四位“秀才”摸準了毛澤東的思想脈絡，所以把稿子送往毛澤東那里之后，受到了毛澤東的贊許。
    ※※※
    1967年5月16日晚，陳伯達驚喜地接到了毛澤東的電話！
    自從2月10日毛澤東狠狠批評了陳伯達之后，一直對他頗為冷淡。這一回忽然給陳伯達主動打來電話，陳伯達怎不欣喜雀躍？
    大約是忙糊涂了吧，陳伯達竟忘了今朝是什么日子。毛澤東在電話中告訴他，“今天是《五·一六通知》一周年的紀念日，明天全文發表《五·一六通知》，再配發一篇社論。另外，把《二月提綱》作為附件一起發表。”
    這下子，陳伯達急壞了：時間太緊了！
    至今還弄不清楚毛澤東怎么會在五月十六日晚才通知陳伯達，也許是誰在那天晚上提醒毛澤東，今天是《五·一六通知》周年之日，才使毛澤東突然決定公開發表《五·一六通知》。
    “社論是來不及了，可以晚一天發表。”連毛澤東也意識到這一點，在電話中告訴陳伯達。
    “中央文革”總動員，貫徹毛澤東的最新指示。
    陳伯達匆匆找出《五·一六通知》，重看了一遍，提出建議：《五·一六通知》中原文“彭真同志”，刪去“同志”兩字，其余均照發。
    毛澤東同意了。
    康生聽說要把《二月提綱》作為附件發表，著急了。因為不管怎么說，他是“五人小組”的成員之一。《二月提綱》的公開發表，弄得不好，會引起一場新的炮打康生的運動。
    康生求助于“第一夫人”：“我看，附件就不要發了吧，涉及的人太多。”毛澤東也同意了。
    就這樣，當天夜里，《五·一六通知》作為新華社新聞稿，發往全國各地。翌日，全國各報都全文刊登了《五·一六通知》。
    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這四位“秀才”通宵未眠，落實毛澤東的指示：配發一篇社論。盡管“可以晚一天發表”，那也是夠緊張的，必須連夜趕出。
    在陳伯達的主持下，“中央文革”的這幾位“秀才”討論著社論的主題。他們揣測著毛澤東的意圖，根據不久前毛澤東對王力的評論文章和戚本禹文章的“最高指示”，確定社論的主題是“徹底批判中國赫魯曉夫”，宣傳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經過通宵奮戰，四位“秀才”趕出了社論。陳伯達把社論的題目定為《偉大的歷史文件》，以《紅旗》雜志和《人民日報》編輯部的名義發表。
    緊接著的一段，是王力提出來的“三個階段”和“三個里程碑”。這一段話后來被廣為引用，成為對毛澤東晚年的極左理論的“高度評價”。
    這一回，四位“秀才”摸準了毛澤東的思想脈絡，所以把稿子送往毛澤東那里之后，受到了毛澤東的贊許。毛澤東親筆改寫了關于斯大林的一大段文字。
    在這篇社論末尾，起草者們還記得，毛澤東加上了一段重要的話，發表時用黑體字排印。因是毛澤東自己寫的，所以他寫成“毛澤東同志近幾年經常說“———倘若是“秀才”
    們寫的，則必然寫成“毛主席教導我們說”，下面是毛澤東添加的一段話：
    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后還必然要進行多次。毛澤東同志近幾年經常說，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全體黨員，全國人民，不要以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了。千萬注意，決不可喪失警惕。
    經過毛澤東親自改定，《偉大的歷史文件》一文在1967年5月18日發表了，陳伯達總算松了一口氣。
    不過，毛澤東在篇末所加的那段“最高指示”，在全國引起了頗多的猜疑：“第一次”
    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了，現在大約又要開始“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這時候的陳伯達，又活躍起來，又到處發表講話了———他已從一場政治暴風雨中走出來。他與毛澤東之間又恢復了來往，不過，毛澤東已不像一年前那樣看重他了。
    1967年6月1日，陳伯達派出王力、關鋒、戚本禹來到中共中央宣傳部。王力代表“中央文革”講話，宣布“黨中央決定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來接管中央宣傳部”。
    一個“小組”接管了中共中央的一個部，“中央文革”威風凜凜，氣勢逼人，已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了。“中央文革”所轄的宣傳組、文藝組、教育組，相當于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除了一些最為重大的事由毛澤東或林彪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決定之外，日常工作的大權已落在“中央文革碰頭會”手中了。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五十章　批斗劉、鄧、陶
    毛澤東一走，周恩來一走，“中央文革”以為天賜良機，馬上做了一個不小的“小動作”……
    為了紀念《炮打司令部》一周年，又掀起了狂暴的批劉高潮。
    上百萬人涌向天安門廣場，在那里舉行聲勢浩大的“批斗劉鄧陶誓師大會”。
    ※※※
    炎暑來臨了。1967年7月13日毛澤東召開“中央文革碰頭會”。平常，毛澤東是不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的。這天，據說毛澤東想到武漢游長江，因為1966年7月16日，毛澤東在武漢暢游長江，眼下快一周年了，他要再游一番。他臨行找“中央文革”談話。
    在這個會上毛澤東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話：“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礎，三年收尾，這就叫文化大革命。”
    “秀才”們趕緊記下毛澤東的這句話。照毛澤東的意思，“文革”再進行兩年，便可鳴金收兵了。
    當天晚上，毛澤東乘坐專列，離開了北京。汪東興、楊成武、鄭維山隨行。
    翌日清晨，為了安排好毛澤東在武漢的活動，周恩來乘飛機從北京飛往武漢。
    毛澤東一走，周恩來一走，“中央文革”以為天賜良機，馬上做了一個不小的“小動作”……
    陳伯達與江青、康生、戚本禹在毛澤東、周恩來剛剛離開北京，便對劉少奇發起了突然襲擊。劉少奇的子女劉平平、劉源、劉亭亭在懷念父親的《勝利的鮮花獻給您》中，記述了他們當時目擊的情景：
    當天晚上（引者注：指1967年7月18日），幾十萬群眾圍在中南海的四周，上百個高音喇叭不停地喧鬧。在江青、康生、陳伯達、戚本禹的直接策劃下，中南海的“造反派”把爸爸媽媽分別揪到中南海的兩個食堂進行批斗，同時抄了我們的家。在斗爭會上，不許爸爸說一句話，強按著他低頭彎腰站了兩個小時。爸爸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難以忍受這種折磨。他掏出手絹想擦一下汗，被旁邊的人狠狠一掌，把手絹打落，汗水滴在地上……
    7月18日好不容易熬過去，另一個災難性的日子又來到了———1967年8月5日。整整一年前的這天，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給了劉少奇致命的一炮。為了紀念《炮打司令部》一周年，又掀起了狂暴的批劉高潮。
    上百萬人涌向天安門廣場，在那里舉行聲勢浩大的“批斗劉鄧陶誓師大會”。
    中南海也鼎沸了。本來，只是批斗劉少奇的，由于陳伯達加了“鄧陶夫婦”四個字，使鄧小平夫婦、陶鑄夫婦也受到批斗。
    中南海的批斗會分三處，分別在劉、鄧、陶所住的院子里舉行。三位夫人陪斗。據陶鑄夫人曾志回憶：“斗陶鑄的有300多人，我被拉去陪斗。我看見有幾個人把陶鑄的腦袋使勁往下按，把他的雙手反剪著，陶鑄則進行著反抗，拼命把頭昂起來，于是幾個人圍上去對準他一陣拳打腳踢，額頭上頓時鼓起幾個雞蛋大的腫包。為了拍實況紀錄片，這場殘忍的鬧劇足足持續了三個小時。我倆心碎神疲地回到家中……”在鄧小平家院子里，鄧小平和夫人卓琳也受到了造反派們的批斗。
    劉少奇在結束批斗后，回到辦公室，他拿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要秘書轉達他的抗議：“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你們怎樣對待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誰罷免了我國家主席？要審判，也要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你們這樣做，是在侮辱我們的國家……”
    在那樣的歲月，憲法被視為廢紙，劉少奇的抗議無濟于事。
    據王力回憶，7月18日晚，當中南海的造反派在“中央文革”支持下揪斗劉少奇時，毛澤東正在武漢召集會議，討論武漢問題。出席會議的有周恩來、謝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鵬、汪東興、楊成武和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武漢軍區政委鐘漢華。毛澤東對武漢兩大派問題（即“三鋼三新”與“百萬雄師”）發表講話。毛澤東正在講話，汪東興接到北京長途電話，說中南海造反派在斗劉少奇。江東興當即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說：“我不贊成那樣搞，那樣勢必造成武斗。還是背靠背，不搞面對面。”毛澤東讓汪東興把他的話轉告在北京主持工作的林彪。
    陳伯達、江青、康生裝聾作啞，依然煽動造反派發動8月5日的斗劉、鄧、陶夫婦的大會。
    就在“中央文革”的腦袋發燙之際，武漢爆發了反“中央文革”成員王力的大游行。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五十一章　“七·二○事件”
    “文革”才進行了一年，武漢分裂了，兩大派對立著，大規模的武斗一觸即發。王力的話，支一派，打一派，激怒了“百萬雄師”，成了“百萬雄師”的攻擊目標。
    ※※※
    一樁震動全國的事件———“七·二○事件”，在武漢發生。
    毛澤東想去武漢暢游長江，武漢亂糟糟，已不是一年前的模樣。那一次，毛澤東橫渡長江，五千人隨他伴游，十萬人佇立兩岸歡呼，何等的壯觀、氣派。“文革”才進行了一年，武漢分裂了，兩大派對立著，大規模的武斗一觸即發。在如此混亂的局面下，毛澤東斷然不能游長江了。毛澤東在那里，處理那棘手的兩大派問題。
    “中央文革”當時在武漢的唯一成員是王力。1967年6月下旬，毛澤東派謝富治和王力前往西南，解決云南、四川、貴州三省的問題。自從閻紅彥含冤而逝之后，云南一片混亂。謝富治過去當過中共云南省委第一書記，所以毛澤東派他去。王力是作為“中央文革”
    成員派去的。比之于關鋒、戚本禹，王力的實際工作經驗要豐富。謝富治提出增加余立金，毛澤東又建議增加李再含。于是，一行四人，前往西南。另外，還有“北航紅旗”四名紅衛兵同行。
    7月13日晚，正在重慶的謝富治接到周恩來從北京打來的電話，要他火速飛往武漢。
    電話中，周恩來未說原因，只說武漢有“緊急任務”。其實，那是因為毛澤東要去武漢，調謝富治到武漢，為的是保證毛澤東的安全———毛澤東記得，駐守武漢的部隊原是謝富治指揮過的。謝富治提出王力、余立金和“北航紅旗”紅衛兵是否同行？周恩來同意了。
    7月14日上午，周恩來從北京飛抵武漢；中午謝富治、王力等從重慶飛抵武漢，住東湖賓館；晚，毛澤東坐專列抵達武漢，周恩來前往車站迎接。毛澤東、周恩來、謝富治、王力等到達武漢，除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等知道以外是絕密的行動。
    14日晚，周恩來沒有安排謝富治、王力去車站接毛澤東。謝富治說是要上街看大字報，帶著王力去了。謝、王都是“文革”中的“紅人”，常在各種場合拋頭露面，很快就被人認出。于是，武漢兩大派都貼出大標語歡迎謝富治、王力。本是“絕密”的行動，一下子就走漏了消息。但是，兩大派都不知毛澤東、周恩來在武漢。
    15日一早，毛澤東召見謝富治、王力，聽取他們關于西南問題的匯報。毛澤東說，他要坐鎮武漢，以解決武漢問題。
    毛澤東要周恩來出面主持武漢軍區黨委擴大會議，聽取武漢情況匯報。會議從15日開至18日，參加者不到30人。
    18日晚，毛澤東召集會議，確定了關于武漢問題的三條方針，即武漢軍區在支左中犯了方向性錯誤（注：指武漢軍區支持“百萬雄師”）；“三鋼”、“三新”是革命群眾組織，要以他們為核心來團結其他組織；“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不過，毛澤東還說：“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聯合起來？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
    7月19日晨，周恩來飛往北京。當天，謝富治、王力、余立金、劉豐、蕭前等來到武漢水利學院。那里是“鋼工總”的總部。謝富治和王力在講話中，透露了昨夜會議所定下的三條方針。王力還說：“相信武漢的問題是可以就地解決的，因為武漢有一支鋼鐵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謝富治、王力的講話，使“三鋼”、“三新”這一大派“熱烈歡呼”。
    消息飛快傳出去，謝富治和王力的講話錄音到處用高音喇叭廣播，武漢轟動了，“百萬雄師”憤怒了！
    “百萬雄師”不敢碰謝富治，因為謝富治畢竟是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王力作為“中央文革”的“大員”，說什么“武漢有一支鋼鐵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那“鋼鐵”不就是指“三鋼”那一派嗎？王力的話，支一派，打一派，激怒了“百萬雄師”，成了“百萬雄師”的攻擊目標。
    武漢街頭貼出了聲討王力的大字報：《王力究竟是人還是鬼———深思幾個為什么？》。大字報指出：
    “王力自竊據中央文革成員以來，一貫以極左面貌出現。在他插手的四川、內蒙、江西、河南、湖北、浙江、云南等省，均出現大抓‘譚氏’人物（引者注：“譚氏”指北京紅衛兵領袖人物之一譚力夫），大搞武斗，大流血，大混亂，大破壞，工廠停工，這是為什么？王力是不是挑動群眾的罪魁禍首？把王力揪住，交給湖北3200萬人民，與各兄弟省革命組織一道，進行斗爭，挖出這顆埋在毛主席身邊的定時炸彈。打倒王力！王力從中央文革滾出去！”
    7月20日凌晨，支持“百萬雄師”的武漢八二○一部隊六輛卡車急駛，后面跟著四十幾輛“百萬雄師”的卡車，車上裝滿手持長矛的造反隊員，他們要造王力的反。
    ※※※
    “百萬雄師”敢打”中央文革”的“大員”王力，江青、陳伯達、康生以為，這正是個好“題目”，“中央文革”可以借此做一篇大文章。林彪定下了調子：“武漢‘七·二○事件’是反革命暴亂！”
    ※※※
    軍隊沖入武漢軍區大院，另一部分沖入東湖賓館。正在睡夢中的王力，被突然抓走，押往軍區四號樓，拉到三樓的一間六平方米的小屋里。“百萬雄師”的負責人要王力簽字，承認他們是革命群眾組織。王力說：“我沒有權簽這個字。哪一派是不是革命群眾組織，由中央決定。”王力又說：“‘百萬雄師’至少是群眾組織，而且是一個很大的群眾組織。”顯然，王力不承認“百萬雄師”是“革命群眾組織”。
    王力的態度，使“百萬雄師”怒氣沖天。如王力所回憶的：“突然涌進了一些人，不知是什么人，連他們（即指“百萬雄師”）的負責人也控制不住，動手打了我，把手表和鋼筆也搶了，打得一塌糊涂！”這位“大秀才”的踝骨被打斷了！
    “百萬雄師”總動員，出動數千輛卡車排成四路縱隊，舉行浩浩蕩蕩的游行。“打倒王力”之聲，震撼著武漢三鎮。這便是“七·二○事件”。
    消息立即傳到北京，傳到釣魚臺，傳到江青、陳伯達、康生的耳朵里。“百萬雄師”敢打”中央文革”的“大員”王力，江青、陳伯達、康生以為，這正是個好“題目”，“中央文革”可以借此做一篇大文章。
    據林彪秘書張云生所寫的回憶錄《毛家灣紀實》（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載：7月20日下午，江青來到人民大會堂，十萬火急地要見林彪（引者注：當時林彪住在人民大會堂浙江廳）。在江青之后，陳伯達、康生、張春橋、關鋒、戚本禹、姚文元也陸續到了林彪住的大會堂浙江廳。最后，總理也來了。
    大約一個小時左右，會議散了。
    “武漢出了大問題了！”葉群顯得有些緊張和激動。“王力在武漢挨打了，這簡直是翻了天！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員，打了他，就等于打了中央文革。主席正在武漢，這也是把矛頭指向了主席。現在最令人擔心的是主席的安全。總理決定親自去武漢，保護主席趕快向上海轉移。中央文革決定，要借這次武漢事件大作一下文章，保衛毛主席，保衛中央文革，保衛‘文化大革命’，把當前這種反動逆流打下去。”……周恩來辦事干練、利索。7月20日下午3時54分，周恩來專機便離開北京。在飛往武漢途中，空軍司令吳法憲制造緊張空氣，說是陳再道在武漢王家墩機場布兵，要劫總理。于是，周恩來專機只得降落在離武漢六十多公里的山坡機場。
    周恩來到達武漢之后，為了息事寧人，指示武漢軍區副司令員孔慶德和獨立師師長牛懷龍，盡快設法救出王力。因為一旦救出了王力，這場軒然大波就會慢慢平靜下來。
    后來，武漢八一九九部隊奉命救出王力。王力回憶道：“利用吃飯的機會，他們把我弄到二十九師。我在二十九師后來又被人發現，又轉移到西山。”
    周恩來匆匆趕往毛澤東那里。周恩來擔心毛澤東的安全。王力回憶說：“這一次主席打破不坐飛機的慣例，坐飛機到了上海。總理親自布置主席由賓館的后門轉移到機場，改乘軍內的小汽車，用武漢軍區空軍的車號。大卡車在前面開路。他老人家對于被迫離開武漢很惱火。這是他老人家成為黨的領袖以來從未發生過的事情。”毛澤東乘坐的飛機是在7月21日凌晨2時從武漢王家墩機場起飛的。
    7月21日中午，王力換上軍裝，被護送到武漢軍區空軍司令部。
    7月22日凌晨3時，王力被秘密護送到武漢遠郊的山坡機場。
    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決定利用王力飛回北京之際，大造聲勢。他們組織了數萬人在北京西郊機場，像迎候“英雄”凱旋一般歡迎王力。
    7月22日下午，謝富治和王力所坐的飛機先飛，周恩來在武漢處理好一些事情之后飛機才起飛。到達北京上空，謝富治和王力的飛機在空中盤旋，不降落，“蘑菇”了一些時候，特地讓晚飛半小時的周恩來專機降落。這樣，讓周恩來參加了機場歡迎行列，大大提高了歡迎的“規格”。
    當腿上綁著石膏、繃帶的王力出現在北京西郊機場，歡迎“英雄”的人群中爆發出響亮的口號聲。
    當天晚上，林彪召集會議，“中央文革”成員全體參加。林彪定下了調子：“武漢‘七·二○事件’是反革命暴亂！”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五十二章　“揪軍內一小撮”
    喜歡標新立異的林彪，提出了要批判“帶槍的劉鄧路線”，亦即“揪軍內一小撮”。
    ※※※
    “中央文革”發出了一個新的“戰略性”的口號：“揪軍內一小撮！”
    所謂“揪軍內一小撮”，也就是揪出軍隊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中央文革”看來，武漢能夠爆發“七·二○事件”，“百萬雄師”敢于抓“中央文革”的“大員”王力，那是因為“百萬雄師”有后臺———得到武漢軍區“一小撮”的支持，亦即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政委鐘漢華、獨立師師長牛懷龍、政委蔡炳臣。
    林彪說了一句關鍵性的話：“武漢問題不單是武漢問題，而是全國的問題。”這樣，揪武漢“軍內一小撮”便擴展為在全國“揪軍內一小撮”。
    北京街頭出現的大字報，宣傳“中央文革”的新的“戰略性”的口號，是“文革”的“第三戰役”：打倒“彭、羅、陸、楊”，是“文革”的“第一戰役”；打倒“劉、鄧、陶”，是“文革”的“第二戰役”；“揪軍內一小撮”，是“文革”的“第三戰役”。
    “中央文革”的“秀才”們最擅長的莫過于制造輿論，就在謝富治、王力回到北京的翌日清晨———7月23日早上5時20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便向全國播送謝、王“勝利回京”的“喜訊”。
    全國各報以頭版頭條刊載謝富治、王力在北京機場受“熱烈歡迎”的消息、照片。
    當天，全國各地的造反派們舉行規模盛大的集會、游行。上海舉行的“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誓死保衛中央文革大會”，達百萬人之眾。大會發出了“給謝富治、王力同志的慰問電”。
    7月24日凌晨3時，陳再道等奉林彪之命進京“開會”，剛剛到京西賓館，便受到北京的造反派的圍攻。
    “中央文革”決定在北京召開歡迎謝富治、王力“勝利歸來”的大會。這個決定是由陳伯達、江青、康生、戚本禹一起討論作出的。最初是準備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10萬人大會，可是，他們一看上海發來的“慰問電”聲稱“百萬人大會”，覺得北京只開10萬人大會太不過癮。
    “在天安門廣場，開百萬人大會！”戚本禹說。
    “天安門廣場容納不了100萬人吧？”陳伯達問。
    “號稱百萬嘛！”戚本禹說。
    “行，報上宣傳就稱百萬人大會。”陳伯達道。
    7月25日下午5時，“歡迎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召開，開會前2小時，林彪突然通知“中央文革”，原本他不擬出席大會的，現決定參加。林彪在電話中說：“我經過仔細考慮，認為今天下午的大會，我以參加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擊右派的氣焰。
    這個歡迎大會，實質上要開成一個示威性質的會，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覺得參加利多。”
    林彪的電話，使“中央文革”倍受鼓舞。下午4時半，林彪領頭，陳伯達、康生、江青等緊跟，登上了天安門城樓。謝富治、王力成了“英雄”。
    喜歡標新立異的林彪，提出了要批判“帶槍的劉鄧路線”，亦即“揪軍內一小撮”。
    翌日，蒯大富、韓愛晶便分別鼓動他們所領導的清華“井岡山”和北京航空學院“紅旗”紅衛兵，開展聲勢浩大的“揪軍內一小撮”運動。
    蒯大富后來曾在交代中談及他們當時的判斷：“林彪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四方面軍的，他們力量大人多。‘七·二○事件’就是四方面軍的陳再道搞的。林彪提出‘帶槍的劉鄧路線’就是沖著這些人來的。林彪‘要大做文章’就是‘揪軍內一小撮’，把反他的力量全都打下去，為他當接班人掃清道路。”
    蒯大富當時的分析，確實道出了林彪心中的“小九九”。
    陳伯達、江青如此熱心于“揪軍內一小撮”，說穿了無非是借“七·二○事件”為題，做繼續批“二月逆流”的文章。在他們看來，“二月逆流”中的主將陳毅、徐向前、葉劍英等都屬“軍內一小撮”。
    正因為這樣，林彪和“中央文革”來了個“親密合作”，在北京發動了“揪軍內一小撮”的惡浪黑潮。
    在1967年8月1日出版的《紅旗》雜志第12期幾乎成了“揪軍內一小撮”的專輯！這一期《紅旗》雜志發表了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四十周年》。
    社論提出“嶄新”的“理論”：“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手締造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揮的偉大軍隊……”這么一來，朱德等一批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被排除于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外；這么一來，毛澤東作為中央軍委主席卻無法“直接指揮”中國人民解放軍了！
    這篇社論歷數“軍內走資派”彭德懷、羅瑞卿的種種罪行，歌頌了“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最好的學生”林彪，然后把“揪軍內一小撮”作為目前“斗爭的大方向”提了出來。
    這篇社論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各報轉載，頓時在全國掀起了“揪軍內一小撮”狂瀾！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五十三章　端出“王、關、林”
    毛澤東的“震怒”，使北京的政治氣候驟變，林彪和“中央文革”們各自設法從一場政治危機中滑腳，相互推諉責任。于是，江青和陳伯達尋找著替罪羊。
    ※※※
    就在“揪軍內一小撮”之聲甚囂塵上時，1967年8月12日，從上海傳來毛澤東的批示，使林彪和“中央文革”陷于一片驚惶之中：
    毛澤東看了《紅旗》雜志的“八·一”社論，寫了“大毒草”三個字！
    毛澤東批示：“還我長城！”
    “長城”，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代稱，謂之保衛祖國的鋼鐵長城也。
    毛澤東還在林彪送審的一份準備下達全軍的文件上，圈去了多處“軍內一小撮”字樣，批示：“不用”！
    透過這些批示，又一次表明，毛澤東發了“無產階級的震怒”！因為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在那種年月被吹成“一句頂一萬句”，而他批評《紅旗》的“八·一”社論是“大毒草”，猶如一顆原子-彈落在《紅旗》雜志編輯部！
    說實在的，早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澤東便曾親筆加上了這樣的話：“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照毛澤東此言，則不是“揪軍內一小撮”，而是“揪軍內一批”了！
    在“七·二○事件”剛發生時，被匆匆護送到上海的毛澤東，也曾十分惱怒，說了一些過分的話。
    不過，毛澤東很快就冷靜下來，說“七·二○事件”不是“兵諫”，不是什么“謀害主席”，不是“反革命事變”，他也不是“住到賊窩里去了”。毛澤東說，“七·二○事件”
    “不過是要以王力作為人質，迫使中央改變處理武漢問題的方針”。這時，毛澤東的話，就比較客觀、準確了。因為當時中央定下的方針，不承認“百萬雄師”是革命群眾組織，而“百萬雄師”抓去王力，也就是要中央改變對于“百萬雄師”的方針。
    也正因為毛澤東對“七·二○事件”有了比較正確的判斷，所以1967年7月26日，在北京高呼“打倒陳再道”之際，毛澤東在中央給武漢軍區黨委的復電中，在陳再道的名字之后，親筆加上“同志”兩字，在那樣特殊的歲月，加“同志”兩字，便意味著陳再道的問題屬人民內部矛盾。毛澤東所加的這兩個字，救了陳再道一命！對于“揪軍內一小撮”這口號，應當說，毛澤東也有一個察覺、認識的過程。如前所說，早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澤東便已指出軍內有“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亦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然而，此時林彪、江青、陳伯達等強調“揪軍內一小撮”，卻是意味著“文化大革命”的斗爭中心轉移到軍內。
    “揪軍內一小撮”，使軍內陷入了混亂之中。毛澤東明白，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級黨委可以癱瘓，各級政府可以癱瘓，唯軍隊亂不得，癱瘓不得，軍隊是“文革”得以進行的保證，是“鋼鐵長城”。
    哦，毛澤東怪不得驚呼：“還我長城！”
    毛澤東的“震怒”，使北京的政治氣候驟變，林彪和“中央文革”們各自設法從一場政治危機中滑腳，相互推諉責任：
    林彪馬上閉上了“尊口”，好在他是“副統帥”，樹大根深，一時倒不了，他溜到北戴河避暑去了！
    江青是“第一夫人”，雖說毛澤東不時批評過她，但不管怎么說，她也是一時倒不了的。
    康生是個老滑頭。7月25日，康生告訴過王力，他曾打電話給汪東興，請示過毛澤東。康生說：“主席同意開‘歡迎大會’，也同意‘軍內一小撮’的提法。”這時，康生改口了：“我打電話請示主席，主席只同意開‘歡迎大會’，沒有同意‘軍內一小撮’的提法。”
    葉群這位“第二夫人”，這時也趕緊為“公子”林立果開脫。葉群讓林立果給江青寫信，說“紅尖兵”的文章中，本來只提“黨內一小撮”，那“揪軍內一小撮”是先前沒有的，是后來別人加上去的。
    是誰加的呢？除了那幾位“大秀才”，還會是誰呢？
    江青和康生聯合起來，一古腦兒把責任推到了陳伯達頭上。
    陳伯達再度處于政治危機之中。比起林彪、江青、康生來說，陳伯達的風險度最大：
    第一，他是“輿論總管”，《紅旗》總編，他要為那許多“揪軍內一小撮”的文章負責；第二，那篇“大毒草”———《紅旗》“八·一”社論，是他親筆簽發的；第三，他在1967年2月10日受到毛澤東批評之后，好不容易喘過一口氣來，地位仍不穩。
    陳伯達求救于“第一夫人”。陳伯達畢竟已是“第四號人物”，何況又是“中央文革”組長，倘若陳伯達倒臺，勢必會在全國引起一場反對“中央文革”的浪潮。于是，江青和陳伯達尋找著替罪羊。
    ※※※
    姚文元回上海以后，傳來更為嚴峻的消息：“主席說，這一回一定要追究責任！”
    陳伯達慌了，趕緊推卸責任：“《紅旗》‘八·一’社論是林杰起草的，王力、關鋒審定的！”
    ※※※
    江青密派姚文元前往上海。當時，江青在釣魚臺王力的房間里，姚文元來找江青，問她去上海的任務。江青對姚文元說：“現在的權都由總理掌了，會議由他主持，由他向主席匯報，主席指示也要由他轉達。你回上海，要摸摸主席的底。”
    姚文元回上海以后，傳來更為嚴峻的消息：“主席說，這一回一定要追究責任！”
    陳伯達慌了，趕緊推卸責任：“《紅旗》‘八·一’社論是林杰起草的，王力、關鋒審定的！”
    江青、康生也覺得這時候把王力、關鋒推出去替罪最合適：在“七·二0事件”之后，王力紅得發紫，跳得也很高。特別是在1967年8月7日，王力在釣魚臺16樓接見了外交部的姚登山（原中國駐印尼大使，后來成為外交部的造反派頭目）和群眾組織代表，說了一通批判外交部長陳毅的話，對陳毅造成很大壓力。王力講話記錄被印成傳單，廣為流傳，成為炮轟陳毅的重磅炮彈，王力也因這次8月7日的講話博得一個雅號，曰“王八七”！顯然，拋出王力替罪，是很合適的。
    很快，有人提供了新的材料：早在1967年1月，《解放軍報》發表的“宣傳要點”中，便已提出“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這個“宣傳要點”清樣上親筆簽字的是胡癡，另外還用鉛字排印著“王力、關鋒、唐平鑄”。當時的王力剛被毛澤東任命為中共中央宣傳組組長，關鋒管《解放軍報》，這下子，說明王力、關鋒早在1967年1月便已提出“揪軍內一小撮”，更是罪責難逃。
    于是，把王力、關鋒的問題向毛澤東匯報，追究責任便究到王力、關鋒頭上，江青、陳伯達趁機滑腳了。毛澤東同意了從“中央文革”中“剝”去王力和關鋒。
    康生連夜翻查了王力的檔案。王力原名王光賓，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時，介紹人是谷牧。他曾在東北軍六六八團做統戰工作，當時黨組織負責人是谷牧。在“文革”中，谷牧被打成“特務”。康生看了王力的檔案，便把王力定為“國民黨特務”。另外，康生還把王力定為“五·一六”組織的“黑后臺”。
    康生顯得“過分”地“積極”了。其實，康生來個落井下石，內中有他的心事——他跟王力、關鋒的關系畢竟太密切了。早在四十年代，當康生擔任中共山東分局書記兼渤海區黨委書記時，王力和關鋒也正在那里工作。王力任渤海的土改工作總團團長兼黨委書記，還掛了個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的名義。關鋒則擔任中共山東分局渤海區教育科長。雖說那時他們只是一般的工作關系，但表明他們之間的歷史淵源頗深。后來，在與蘇共論戰中，王力同康生在一起工作，一次次共赴莫斯科談判，一次次一起起草文件。當王力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時，主管中聯部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正是康生。當時有人說王力是“康生的人”，這話雖不見得準確，不過倒也反映了王力與康生關系相當密切。也正因為這樣，康生在王力即將倒臺時，忙于洗刷自己，表白自己，不顧一切地踹王力一腳！
    王力在當時便曾觀察到康生特殊的心態，如王力所回憶的那樣：
    “江青決定抓我時，康生很害怕，當天上午，我有一件事要請示康生，聽康生的秘書李鑫說：‘不知為什么，康老整整三天沒吃飯了。’我和康生相識20多年，1960年后朝夕相處。他誣陷我是特務和反革命陰謀組織的組織者之后，他自己也害怕了！”
    陳伯達呢？雖然他跟王力的關系不及康生那么密切，不過來往也是夠多的。平日不大愿意送字給人家的陳伯達，曾親筆寫了對子送王力：“十下莫斯科，穩坐釣魚臺”。這“十下莫斯科”，指王力十次去莫斯科談判，而“釣魚臺”則是雙關語，因為當時寫作班子住在釣魚臺。這個對子，原是郭沫若送康生的：“七下莫斯科，穩坐釣魚臺”。陳伯達借用了郭沫若的話，改了一個字。在王力即將倒臺時，陳伯達厚著臉皮，向王力討回自己的題字！因為陳們達明白，王力一倒臺，勢必要抄家，一旦抄出這些題字，一定會使自己尷尬！
    ※※※
    “追究責任”的日子，終于來到了。
    江青在會議結束時宣布：“王力、關鋒從今天起請假檢討！”“請假檢討”，亦即隔離審查的另一種“美妙”的說法。于是，威名顯赫一時、列為“中央首長”的王力和關鋒，即刻失去了自由。
    ※※※
    在王力被康生確定為“國民黨特務”之后，關鋒也被定為“特務”。那事情有點蹊蹺突兀：在北京鋼鐵學院“五·一六”總部被另一個紅衛兵組織砸掉時，在那里的桌子里發現一張反動傳單，傳單上那講話的口氣完全是國民黨的口氣。不知怎么搞的，紅衛兵發現傳單背面寫著一個電話號碼以及“周瑛”兩字。一查，那電話號碼正是關鋒家的，而周瑛正是關鋒之妻！于是，一時轟傳關鋒是“特務”！
    王力和關鋒作為“大左派”，作為“中央文革”的“大員”，原本注定要被人民所唾棄，掃進歷史垃圾堆。不過，他們在倒臺時忽地成了“特務”，則連他們做夢也未曾想到……
    “追究責任”的日子，終于來到了。
    那是1967年8月20日下午2時，在釣魚臺16樓召開“中央文革”擴大會議（不是傳說中的“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召集會議”）。會議重要，“中央文革”成員張春橋、姚文元特地從上海趕來出席。周恩來坐在會議主席的位置上，他的兩邊坐著“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和顧問康生。楊成武、吳法憲也出席了會議。葉群原定出席會議，說是身體不好，沒來。
    江青宣布開會，說這次會是“中央文革”的“生活會”，主要批判王力和關鋒。康生作了長篇發言，主要批判王力。康生歷數王力之罪：反軍亂軍、毀我長城，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反對新生的革命委員會……然后追溯到“文革”前，說王力是劉、鄧、王（即王稼祥）的“三和一少”路線的黑干將（注：“三和一少”即對帝、修、反要和，對民族解放戰爭、革命運動以及民族獨立國家的支援要少）……然后追溯到解放前的歷史問題，來了個新賬老賬一起算。
    陳伯達也作了長篇發言，主要針對關鋒。陳伯達與康生如出一轍，同樣歷數關鋒的老賬和新賬，然后把《紅旗》雜志那篇“八·一社論”的責任，一古腦兒推給了關鋒。
    會議當中，發生了頗為有趣的小插曲。江青在批判關鋒時，忽然說了那么一句：“你以為你是第一個提出劉少奇是路線問題的人嗎？那是我告訴你的，這是主席的意見。”
    其實，那是1966年8月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時，關鋒給江青寫了一個條子，說與劉少奇的斗爭是路線斗爭。江青把關鋒的條子轉給了毛澤東，毛澤東頗為欣賞關鋒的意見，立即把關鋒的條子作為大會文件印發了。后來，把劉少奇派工作組的問題“上線”，成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最初就是出自關鋒這張條子。
    關鋒的條子立即引起林彪的注意。林彪派葉群去找關鋒，問了關鋒家的電話號碼和地址，從此林彪與關鋒建立“直線聯系”。此后，林彪讓關鋒管《解放軍報》，甚至曾提名關鋒擔任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林彪拉攏了關鋒，在“中央文革”中建立自己的勢力。江青看出了關鋒的“離心傾向”。關鋒呢？也知道林彪與江青之間又拉又矛盾的關系，所以每逢林彪召見他，他總拉上“中央文革”的一兩個人到林彪那里去，怕是單獨去了，江青會猜疑他與林彪有什么密謀。
    也正因為這樣，江青在批判關鋒時，不忘“追本溯源”，提及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關鋒的那張寫給她的條子。江青把“發明權”歸于毛澤東———“是主席的意見”，“是我告訴你的”！
    基于同樣的原因，葉群稱病不來開會。因為葉群來開會，勢必要對打倒關鋒表態，未免顯得尷尬……
    如此這般地算老賬，算新賬，會議竟“馬拉松”一般，直至8月31日凌晨2時才結束。
    江青在會議結束時宣布：“王力、關鋒從今天起請假檢討！”
    “請假檢討”，亦即隔離審查的另一種“美妙”的說法。于是，威名顯赫一時、列為“中央首長”的王力和關鋒，即刻失去了自由。他倆被軟禁于釣魚臺二號樓，“閉門思過”。在一個多月前，王力還是“文革”的“功勛演員”，是在天安門廣場受到百萬人歡迎的“英雄”，眼下連電話也給拆除了，切斷一切跟外界的聯系，成了階下囚。這兩位寫慣社論的“大秀才”，如今忙于寫檢討了。
    林杰也與王力、關鋒同時“請假檢討”。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五十四章　“批判極左思潮”
    他們玩弄了非常巧妙的政治“嫁接”技術：隨著“王、關、林”的被揭露，人們對于“中央文革”的怒火噴發了。他們卻把“王、關、林”說成是“五·一六”的“黑后臺”，把“王、關、林”說成是搞極左思潮的代表人物，視線一下子便移到“王、關、林”身上去了！
    ※※※
    就在王力、關鋒、林杰隔離審查的第二天———1967年9月1日，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等出現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擴大會議上。
    王力、關鋒“顯眼”地“缺席”了。
    江青在講話中，透露了新的“信息”，即“批判極‘左’思潮”。
    江青說：“還有一部分壞人在背后亂搞，以極‘左’面貌出現的就是‘五·一六’。他們以極‘左’的面貌出現，同志們要提高警惕。”
    陳伯達對江青的話，作了注釋：“江青同志講的一個重要問題是：以極右或極左的方面動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把矛頭對準軍隊，對準革命委員會，企圖使我們亂套。‘五·一六’是一個反革命組織。”
    康生與江青、陳伯達保持“步調一致”，說：“要警惕，‘五·一六’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要從右的和極‘左’的方面動搖毛主席的司令部。到處打倒周總理，這是從內部搗毀毛主席的司令部。有人不自覺上了當，幫了這個有陰謀的、反動的反革命組織的忙。對于這一小撮頭頭，要堅決鎮壓。”
    “中央文革”的這些“首長”們的這番話，顯然提出了新的“戰略部署”。所謂“五·一六”，是指1967年6月14日由北京外國語學院劉令凱、北京鋼鐵學院張建旗等為首成立的“首都紅衛兵五·一六集團”。
    江青、陳伯達、康生本是極左派，搞的是極左路線的一套，這時怎么忽地“批判極左思潮”呢？
    原來，他們玩弄了非常巧妙的政治“嫁接”技術：隨著“王、關、林”的被揭露，人們對于“中央文革”的怒火噴發了。他們卻把“王、關、林”說成是“五·一六”的“黑后臺”，把“王、關、林”說成是搞極左思潮的代表人物，視線一下子便移到“王、關、林”身上去了！丟了車，保了帥！
    1967年9月5日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特大喜訊”：毛澤東巡視大江南北之后，已經安然返回北京。
    就在當天，江青在“安徽來京代表會議”上發表講話（這一講話被收入《江青同志講話選編》，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再一次發出“戰斗號召”。
    江青說：
    今年1、2月份，有那么一股子風，從右的方面，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目前這股風，是從極“左”的方面來反對總理，反對中央。“五·一六”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反革命組織，你們要提高警惕……
    早些時候，有這么一個錯誤的口號，叫做“抓軍內一小撮”。他們到處抓“軍內一小撮”，甚至把我們正規軍的武器都搶了。同志們想想，如果沒有人民解放軍，我們能夠坐在人民大會堂開會嗎？（群眾：不能！）如果把野戰軍給打亂了，萬一有什么情況，那能允許嗎？（群眾：不能！）所以不要上這個當，那個口號是錯誤的。因為不管黨、政、軍都是黨領導的，只能提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些都是不科學……
    就在江青講話之后，9月8日，姚文元的又一“雄文”《評陶鑄的兩本書》發表了。
    《人民日報》以三個整版刊出此文，各報也全文予以轉載。
    這篇文章旨在批判陶鑄的兩本書，卻忽然插入了一段與那兩本書毫不相干的話：“現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陶鑄反革命兩面派的辦法……他們用貌似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口號，刮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挑撥離間，混水摸魚，妄想動搖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所謂‘五·一六’的組織者與操縱者，就是這樣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盡管姚文元的文章沒有點明“五·一六”的組織者與操縱者是誰，而滿街飛舞的傳單和醒目的大字標語作了最好的注解：
    “打倒‘五·一六’的黑后臺王、關、林！”
    “王、關、林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最為令人忍俊不禁的是這樣一條標語：
    “王八七打倒了，關帝廟香火斷了，林家鋪子倒閉了！”
    不言而喻，“王八七”指王力，“關帝廟”指關鋒，“林家鋪子”指林杰。
    蒯大富手下的清華大學《井岡山》報，刊登整版文章：《陣陣黑風何處來———看“王、關、林”反黨集團在清華》。
    請注意：這里的“王、關、林”，已被稱為“反黨集團”。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五十五章　總結“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
    “理論家”的最高任務，無非是要使最高領袖滿意。“理論家”最擅長的，是揣測毛澤東的意圖。
    ※※※
    倒了“王、關、林”，丟了寫社論的三支筆。戚本禹雖說也是一支筆，不過，毛澤東已經顯露出對這位“戚大帥”的不滿情緒。在王力、關鋒倒臺之后，戚本禹的倒臺只是個時間問題了。
    一般的《紅旗》雜志或《人民日報》社論，無須“理論家”親自出馬。眼看著11月7日——蘇聯十月革命節要到來了，而1967年的11月7日非同一般，是蘇聯十月革命勝利整整50周年紀念日。毛澤東囑咐要寫一篇社論。這一回，“理論家”責無旁貸，與姚文元合作，共同寫作這一篇“大文章”。
    各式各樣的紀念文章，說穿了，無非是“借題發揮”罷了。借蘇聯十月革命勝利50周年這個“大題目”，陳伯達和姚文元要“發揮”什么呢？
    “理論家”的最高任務，無非是要使最高領袖滿意。
    “理論家”最擅長的，是揣測毛澤東的意圖。
    王力在倒臺前曾向陳伯達透露過毛澤東的重要意圖：1967年2月，毛澤東曾交給王力一個任務，即“文化大革命”是怎樣發展了馬列主義的。毛澤東對王力說：“要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道理，歸納歸納，看有些什么理論根據？”
    毛澤東以為他一生做了兩件大事：一件是打敗蔣介石，建立新中國。另一件是發動“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的最根本的理論，便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王力根據毛澤東的意圖，借《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發表20周年之際，寫了《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革命的理論武器》一文。此文送陳伯達審閱時，陳伯達知道王力文章的“來頭”，一字不改，便以《紅旗》雜志社論的名義，醒目地發表在1967年第10期《紅旗》雜志上。
    就在這篇社論發表兩個月后，王力被打倒了。
    陳伯達重讀王力寫的社論，覺得意猶未盡，于是和姚文元一起研究，又一次總結毛澤東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陳伯達和姚文元寫出了《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紀念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五十周年》一文，署“兩報一刊”———《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編輯部名義。
    陳伯達和姚文元寫好之后，生怕再遭《紅旗》雜志“八·一”社論的命運，先在“中央文革”內討論，作了修改，然后呈送毛澤東審閱。
    謝天謝地，毛澤東很快就審閱了社論，并在陳伯達、姚文元送審社論的那個信封上寫了一句話：“內件已閱，修改得好，可用。”
    這一句“最高指示”，使這幾個月經受一系列風波折磨的陳伯達松了一口氣。于是，這篇社論便在1967年11月5日由新華社播發，翌日全國各報都全文刊載，成為全中國人民的學習文件。
    社論的核心，就是陳伯達、姚文元“整理”的“主席思想六條”：
    一、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立統一的規律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
    二、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為了防止“和平演變”，必須把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三、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斗爭，在本質上，依然是政權問題，就是資產階級要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則要大力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筑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
    四、社會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必然會反映到黨內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充分揭露他們，批判他們，整倒他們，使他們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們篡奪了的權力堅決奪回到無產階級手中。
    五、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進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斗私、批修”。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要解決人們的世界觀問題。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五十六章　制造冀東大冤案
    被列入‘冀東專案名冊’受審查的干部1604人，被定為和列為叛徒、特務、國民黨、走資派等問題的737人……唐山地、市遭受迫害的干部、群眾84000余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2955人，致殘的763人。
    ※※※
    1980年11月2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審判庭第一審判庭審問了陳伯達，調查了他制造“冀東大冤案”的罪行。
    以下是當時庭審的記錄：
    審判員李明貴問：“被告人陳伯達，起訴書控告你，1967年12月26日，你在唐山說，中共冀東黨組織‘可能是國共合作的黨，實際上可能是國民黨在這里起作用，叛徒在這里起作用。’現在我問你，1967年12月26日，你在唐山市是不是講過這些話？”……
    答：“我也不記得我講過這句話，我不記得了。”
    法庭宣讀了李準記的陳伯達1967年12月26日上午在唐山市接見唐山地區各縣、市代表團、地區革籌小組及駐軍大會上的講話記錄（節錄）：“過去你們冀東這個黨就是很復雜的，可能是國共合作的黨，實際上可能是國民黨在這里起作用，叛徒在這里起作用。你們礦派（引者注：“礦派”是當時唐山市群眾組織的一派）要結合的一個人，他自己就承認原來是國民黨縣黨部委員，這個人就是原市委第一書記楊遠，還有一個女的是市長，叫白蕓，她的丈夫我知道，是個大莊園主，解放后在你們唐山建立一個大莊園……”
    宣讀后，法庭又播放了陳伯達當時講話的錄音。
    播放后，陳伯達說：“這些講話是到了那里以后，東聽西聽，總是經過有什么匯報，我信任了”，“事情發生這么大，這些胡說八道的話，發生了這么大的案子，八萬人呢，兩千多人的命呀！八萬多人的冤（陳伯達流淚），我完全不知道，我完全無所動心，完全沒有表示，沒有對組織上說什么，對我自己也沒說什么，因為我不知道嘛……有人說我，我當時當了那么一個名義，說話是驚天動地……我聽了也驚天動地”，“說錯話，看什么錯話，一種是很嚴重的，一種是輕微的，我的話是很嚴重、很嚴重的……對于這件事情，我的的確確不記得，的的確確忘了，這忘了，當然是大罪了。是罪很大的，我并不想減輕我的罪。”
    檢察員曲文達訊問被告人：“你在唐山講冀東地區這個黨是很復雜的，是國共合作的黨，是國民黨、叛徒在這里起作用，你有什么根據沒有？”答：“我已經說過了，這些話，我一點根據都沒有，我是憑空，那天晚上憑空聽來的話……”
    問：“你這是給冀東黨定性，是不是？冀東地區的黨，是革命的黨，說成是反革命的黨，是不是這么一個問題呢？”
    答：“我沒有說是反革命的黨。”
    問：“那你說是國民黨、叛徒在這里起作用，這是一個什么問題呢？”
    答：“起作用這是有可能的呀！起作用，是有的組織起作用，有的地方組織起作用。”
    問：“冀東黨在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當中，作了那么大的貢獻，抗日戰爭堅持下來了，哪一個國民黨、叛徒在那里起作用的黨，能作這樣的事情呢？”答：“你說的很對，很對。”
    接著，法庭宣讀了刑安民、李致和、蘇維民、趙連輔1980年8月1日的證言。其中談到：“1967年12月26日陳伯達來后，在唐山搞了一個楊白反黨集團，楊遠，白蕓，張達同志被定成敵我矛盾。送到農場勞動改造，吳良俊同志被判刑20年，方正同志被公安機關長期拘留，并株連了大批的黨員和干部。在搞楊、白專案的同時，認為楊、白的班底是從老冀東發展演變而來的，一方面上追楊白的根子，大搞‘冀東黨’，一方面下挖楊白的社會基礎，大搞‘肅反動流派’運動……被列入‘冀東專案名冊’受審查的干部1604人，涉及到中央29個部門和24個省市，被定為和列為叛徒、特務、國民黨、走資派等問題的737人……唐山地、市遭受迫害的干部、群眾84000余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2955人，致殘的763人。”
    法庭還宣讀了中共唐山市委第一書記楊遠1980年9月29日證言（節錄），他陳述了1967年12月26日陳伯達在唐山講話后，自己遭受殘酷迫害和親屬受到株連的情況。宣讀后，審判員李明貴問：“被告人陳伯達，你聽到了嗎？”
    陳答：“聽到了。”
    審判長曾漢周說：“冀東這件事，造成了這么嚴重的后果，是你講話起了作用造成的。”
    被告人陳伯達說：“這個沒有問題。”
    冀東大冤案不僅使84000多人受誣陷、遭迫害，而且使已經長眠于冀東烈士陵園的238名烈士竟然也無一例外地受到清查！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五十七章　戚本禹垮臺
    毛澤東在決定打倒王力、關鋒時，已對戚本禹十分不滿。終于，在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也“請假檢討”了！1968年1月26日，春節前夕，王力、關鋒被押入秦城監獄。戚本禹、林杰也先后被投入秦城獄中。
    ※※※
    1967年12月，當凜冽的朔風吹過北京街頭，一大批新貼出的大字標語，已經在對準“戚大帥”猛轟了！
    王力、關鋒、戚本禹，人稱“中央文革”的“小三”（陳伯達、江青、康生被稱為“中央文革”的“大三”）。如今，“小三”中倒了兩個，只剩下“小三子”了。唇亡齒寒，隨著對王力、關鋒的批判的深入，許多事涉及戚本禹，“小三子”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
    在“小三”之中，戚本禹年齡最小，他生于1932年，當時不過35歲，林彪稱之為“小將”。王力生于1922年，比他大11歲。在“文革”開始之際，戚本禹不過是一個科長。
    戚本禹雖是“中央文革”的一名“小將”，可是“能量”卻不小。有時就連陳伯達也得讓他三分。
    筆者在1988年夏訪問戚本禹時，他也是一件汗背心，大大咧咧，仍是當年模樣。戚本禹此人在“文革”中躥得甚快，從《紅旗》雜志歷史組組長躍為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副局長、中共中央辦公廳代主任，出入中南海，掌握核心機要。
    1983年，北京市人民檢察分院“京檢字第42號”起訴書，曾列舉了戚本禹在“文革”中的主要罪行：
    1966年6月16日，由戚本禹起草，和關鋒共同聯名簽署了給江青、康生、陳伯達的信：“彭德懷到三線后還在積極進行不正當的活動”，“直到現在還是一面黑旗”，“要徹底消除這個隱患”。同年12月26日，即彭德懷被戚本禹指使的學生從四川挾持回到北京的前一天，戚本禹寫信給江青：“彭德懷現在已經被紅衛兵抓住，一、二日內即要押送回京。
    北京的學生，已經做好了斗爭的準備。”
    1967年1月12日，在釣魚臺16樓，戚本禹召集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一些人開會。戚本禹說：“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轟轟烈烈”，“劉、鄧、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們為什么不去斗他們”。還說：“你們可以貼大字報揭發朱德，可以去婦聯點火揭發康克清。”在戚本禹的煽動下，當晚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七八十人闖進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家，對他們進行圍斗。也有人闖進朱德家，圍斗了康克清，并在中南海西門等處，張貼了誣陷朱德的大標語、大字報。
    1967年7月中旬，江青、康生、陳伯達等擅自決定對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夫婦進行批斗。7月18日凌晨，戚本禹貫徹執行他們的批示，在人民大會堂召集中南海機關的一些人開會說：“前幾天中南海圍斗了劉少奇，規模小，有人圍斗他總是好，但是火力不強”。
    “對劉、鄧、陶要面對面斗爭”，“這是你們相當時期頭等重要的任務”。“要使他們威風掃地，要殺氣騰騰，可以低頭彎腰”。戚本禹作了具體布置：“搞幾個戰斗組織，有的搞劉少奇，有的搞鄧小平，有的搞陶鑄。王光美、卓琳也要搞。”在戚本禹的組織、煽動下，當天中南海三百余人批斗了劉少奇、王光美，強迫低頭彎腰。此后又多次批斗了劉少奇和王光美，鄧小平和卓琳，陶鑄和曾志，進行人身迫害，并先后抄了他們的家……
    毛澤東在決定打倒王力、關鋒時，已對戚本禹十分不滿。在上海，毛澤東說：“先抓王力、關鋒，把他們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無轉變。”
    在打倒王力、關鋒之后，戚本禹的根基也不穩了。
    戚本禹處于內外交困之中，“打倒戚本禹”之聲越來越高。陳伯達在《紅旗》雜志編輯部里透露風聲：“在《紅旗》雜志，除了我之外，在揭發王力、關鋒的問題時，所有的人都可以揭！”陳伯達的話，意味著戚本禹的問題也可以揭發。
    終于，在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也“請假檢討”了！
    這么一來，“中央文革”只剩下組長陳伯達、第一副組長江青、副組長張春橋、顧問康生和唯一的組員姚文元，總共五人！
    在戚本禹被打倒之后，“打倒王、關、林”的口號改成了“打倒王、關、戚、林”。
    王、關、戚、林都是陳伯達手下的“大將”，他們的垮臺，大大削弱了陳伯達在“中央文革”中的勢力，他感到形單影只了！不過，說實在的，在這幾員“大將”得意之日，也并不買陳伯達的帳。
    王力和關鋒被打倒后，最初在釣魚臺二號樓軟禁。1967年10月16日，陳伯達、張春橋找王力談話，說把他交給北京衛戍區。于是，王力、關鋒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別墅軟禁，由北京衛戍區部隊看管。1968年1月26日，春節前夕，王力、關鋒被押入秦城監獄。
    戚本禹、林杰也先后被投入秦城獄中。這幾位“大秀才”，在“文革”鬧劇中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大戲”之后，終于來到了一個最“安靜”的所在。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五十八章　“大樹特樹”風波
    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報》第二版以整版篇幅登出醒目的重要文章，標題便非同凡響：《大樹特樹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這文章根本不是楊成武寫的，而是借楊成武的大名發表！決定借用楊成武大名的，不是別人，正是陳伯達！
    ※※※
    北京多事。就在打倒了王、關、戚之后不久，又發生了轟動一時的“楊、余、傅事件”。
    “楊、余、傅”之“楊”，即當時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的楊成武上將。
    楊成武是福建長汀縣人，生于1914年，15歲那年，他便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6歲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參加過長征，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中，戰功卓著。楊成武忽然被推入“打倒”之列，內中有錯綜復雜的原因，主要是林彪和江青要打倒他。其中原因之一，跟陳伯達轉嫁禍水有關……
    那是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報》第二版以整版篇幅登出醒目的重要文章，標題便非同凡響：《大樹特樹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在那種特殊的年月，文章很少署個人名字，就連“理論家”陳伯達這兩年也很少發表署名文章，而此文卻赫然署著楊成武的大名！
    楊成武是將軍，不是“秀才”，本來就不大發表文章，這一回怎么忽地推出整版的文章？
    其實，這文章根本不是楊成武寫的，而是借楊成武的大名發表！決定借用楊成武大名的，不是別人，正是陳伯達！
    這篇文章是解放軍總參謀部政治部寫的，原署名“總參謀部無產階級革命派”。楊成武兼任總參謀部黨委書記，政治部寫完此文，把打印稿送楊成武審閱。
    楊成武正陪同毛澤東去武漢。“七·二0事件”發生后，又與毛澤東一起飛往上海，楊成武順便就把文章送給毛澤東審閱，他以為，這篇文章是談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應當聽聽毛澤東的意見。
    毛澤東翻了一下，“盡是吹我的”，便隨手寫下批示：
    “我不看了，送伯達、文元同志酌處。”
    于是，文章便轉到陳伯達、姚文元手中。
    在陳伯達看來，大抵因為此文“大樹特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使毛澤東不便表態，是毛澤東“謙遜”的表示，所以“送伯達、文元同志酌處”。“理論家”在挨了毛澤東批評之后，正想找機會討好毛澤東，便決定全文予以發表。為了加強這篇“重要文章”的“權威性”，陳伯達決定署上楊成武的大名。
    “文章不是我寫的，怎么能用我的名義發表呢？”楊成武感到詫異、震驚。
    陳伯達向他解釋了一通，說是署楊成武比署“總參謀部無產階級革命派”要響亮得多。
    楊成武知道事關重大，而又無法再向毛澤東請示，便改向林彪請示。陳伯達與林彪事先已經通氣，所以林彪的意見竟與陳伯達完全一致。
    既然林彪也同意了，楊成武只得從命。
    文章見報的第三天，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跟康生、楊成武談工作的時候，就說了：“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標題。標題就是錯誤的，是形而上學的。這是陳伯達的事！”毛澤東對楊成武說：“不是你的事。”
    在“中央文革”的碰頭會上，康生傳達了毛澤東的話。這下子，陳伯達懵了：原來，他完全猜錯了毛澤東的意思，作了錯誤的“酌處”！
    楊成武誠心誠意地在會上作了檢討。
    “理論家”也作了幾句自我批評。
    陳伯達希望，這件事到此也就了結。因為《紅旗》的“八·一”社論，弄得王力、關鋒下臺，如今千萬別再惹風波……
    可是，這篇文章是在權威性的《人民日報》上以顯著地位刊出，文章的標題一時間竟成了最流行的“時髦”口號。
    一個多月后———1967年12月18日晚，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召集的碰頭會上，又一次提到了那篇文章。這一回，毛澤東的批評更加尖銳了。
    1967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74壽辰。這天。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給毛澤東送來了《關于慶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鐵路通車向中央請示報告》。這份報告中，用了最流行的“時髦”口號，一次又一次提到“大樹特樹”“絕對權威”。
    毛澤東不悅地提起筆來，寫了一段著名的批示：
    絕對的權威提法不妥，從來沒有單獨的絕對權威，凡權威都是相對的，凡絕對的東西只存在相對的東西之中，猶如絕對真理是無數相對真理的總和，絕對真理只存在于各個相對真理之中一樣。
    大樹特樹的說法也不妥。權威和威信只能從斗爭實踐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這樣建立的威信必然會垮下來。
    盡管毛澤東在“文革”中說了許多錯話，而他寫這一段批示時頭腦是清醒的，這段批示迄今看來仍是正確的。
    這段批示很快作為文件下達，在全黨、全國進行傳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