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達傳》

及時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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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伯達傳》 第二十章　田家英之死
    就在陳伯達“榮登”那“中央文革”組長寶座的前五天，他的宿敵、年僅44年的田家英，成為“文革”的第二個罹難者———在田家英憤然離世的前五天，鄧拓含冤屈死。
    關于田家英被迫害致死的經過，田家英夫人董邊曾作如下回憶：
    1966年5月22日下午3點，安子文同志和王力、戚本禹來到中南海我家里，當時田家英不在。他們等了一會兒，家英和秘書逄先知同志回來了。這時安子文對我說：“董邊，你也是高級干部，應坐下來聽聽?！碑敃r逄先知也在座。安子文、王力并排坐在長沙發上，戚本禹坐在旁邊的單人沙發上。
    安子文嚴肅地向田家英說，我們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認為你和楊尚昆關系不正常，楊尚昆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你要檢查；第二，中央認為你一貫右傾，現在我們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職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書室（即后來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局）的工作，要搬出中南海。田家英問：關于編輯毛選的稿件是否交？安子文說，統統交。戚本禹問：毛主席關于《海瑞罷官》的講話是否在你這里？（引者注：指毛澤東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與陳伯達等人的談話記錄）田家英回答：沒有。
    點交文件進行到5點多，安子文、王力走了，戚本禹繼續點交到天黑才走。半夜12點，戚本禹打來電話，要田家英到秘書室去簽字。家英氣憤地把電話掛了，對我說：“戚本禹是什么東西，早就是江青的走卒，我不去簽字?！庇謱ξ艺f：“我的問題是江青、陳伯達陷害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我不相信這些人有好下場?！?br />     在當時那個情況下，加給田家英那兩條“罪名”，并宣布“停職反省”，“搬出中南?！?，凡是了解“文化大革命”歷史的人，都不難想到這意味著什么。這突如其來的大禍臨頭，家英是沒有精神準備的，使他難以承受。第2天即5月23日上午，家英含恨離開了我們。這里我要說明一下，安子文同志當時是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1966年7月也被批斗、關押，遭受到嚴重迫害，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才得平反，他在病重期間還關心地詢問家英和我的問題是否已經平反……
    關于田家英的死因，他的摯友李銳在1980年一期《大地》雜志上的《懷念田家英》一文中，曾寫得很清楚：
    解放后，他住在中南海，很看不起周圍那些追名逐利之徒。他早就厭惡江青的一些行為（當然，那時議論的還多屬于生活方面）。據董邊同志告訴我，他同陳伯達作過長期斗爭，針鋒相對，寸步不讓；因此，陳對他恨之入骨。我們當年臧否人物，就包括此人。他告訴過我：這位“陳夫子”制了一顆“閑章”，曰“野鶴閑云”。特別喜愛，以此自詡。其實，這正從反面露出此人當年的極大牢騷：無權無勢。此人在中南海的房子住得很不錯，但還想方設法翻修，中央辦公廳的負責同志硬不賣帳，于是懷恨在心。家英最看不起的是，此人經常向他打聽“主席最近又讀了什么書？”“注意什么問題？”之類。這種察顏觀色，也覺得是一種危險之事……
    1967年4月，我曾回到北京一次，才知道家英已不在人間了。前些日子見到董邊同志時，她比較詳細談了1966年5月23日，家英被迫致死的情況。……他當時面對著兩個大敵，陳伯達與江青；還有一個小人叫戚本禹。他很憤慨，對妻子說道：“我的問題是陳伯達和江青陷害的。真想不到兢兢業業18年，落得如此下場！”“那些壞人、惡人，終會得到惡報?！庇浀敏斞刚劦阶詺r，說過這樣的話：自殺是對環境的一種抗議。家英之死，是對當時環境的抗議。
    當時與田家英談話的“三人小組”組長安子文，已不在人世。筆者為了了解情況，曾訪問過戚本禹。對于田家英之死，他不愿談。筆者訪問王力時，他如此說：
    家英被迫死去，是黨內兩條路線斗爭造成的，而家英一直是站在正確方面的。極左路線的苗頭，從1956年開始出現，家英就積極抵制。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家英是少數幾個站在正確路線方面的人。家英是最早提出包產到戶并進行試點的人。1962年夏季，極左路線初步形成了，在北戴河會議上，家英是被點名批判為“右傾”的四個人之一。據我所知，家英是極個別的敢于當面批評毛主席的人。他勇敢地提醒主席不要在死后落罵名?？上?，毛主席沒有聽取他的勸告，反而說家英是“沒有希望”的人了（有文字記錄）。
    家英當面批評陳伯達是一貫的“左”傾機會主義者，是偽君子，因而遭到陳伯達的忌恨。陳伯達多次在毛主席的面前說家英的壞話。家英早就看穿了江青的惡劣品質，藐視江青，因而遭到江青的忌恨。在家英死前幾個月里，江青策動了一系列嚴重打擊家英的措施，實際上把家英當做敵我矛盾了……家英之死，對黨是重大損失。他如果不死，對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黨中央幫助會是很大的。
    田家英死后，戚本禹取而代之，成為毛澤東和江青兩人的秘書，掌握機要大權，一下子變成了“炙手可熱勢絕倫”。
    戚本禹乃山東威海人，生于1932年。香港報紙曾報道他是“山東大學歷史系”畢業，其實他根本沒上過大學，只是個中學生。解放前在上海做地下工作。1949年，他虛歲18調入北京中南海工作。他后來在《紅旗》雜志當歷史組組長。進入“中央文革”時，他的職務最低，只是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信訪科科長。
    他覬覦著田家英的職務。當他終于如愿以償，取代了田家英，他的政治野心便猛然擴大了……
    這突如其來的大禍臨頭，家英是沒有精神準備的，使他難以承受。
    他同陳伯達作過長期斗爭，針鋒相對，寸步不讓；因此，陳對他恨之入骨。
    家英之死，是對當時環境的抗議。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二十一章　接管《人民日報》
    陳伯達稱這是一次“小小的政變”。
    陳伯達一“接管”《人民日報》社，《人民日報》就改變了聲調。
    翌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的社論是八個寒光閃閃的大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那時候我像發瘋了一樣！那篇社論起了很壞的作用。責任確實在我，不在別人。”在田家英死后的第三天———5月25日下午2時，“文革”之火在北京大學點燃。由聶元梓、宋一秀、夏劍易、楊克明、高云鵬、李塵醒、趙正義七人共同署名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貼在北京大學大膳廳東墻上。頓時，北京大學轟動了。數百人圍觀大字報，并與領頭貼大字報的女人、中共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展開激烈的辯論。
    被大字報點名的宋碩，乃中共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陸平為北京大學校長兼中共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彭云，女，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
    據陸平告訴筆者，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是在一位“馮大姐”的指點下寫成的。“馮大姐”何人？康生之妻曹軟歐！
    康生在北京大學點起了這把“文革”之火，北京的氣氛驟然緊張。
    不過，大字報的影響畢竟有限。要把“文革”之火在全國燃起，必須借助于報紙。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須知，《人民日報》在社長吳冷西的主持之下，對于“文革”顯得十分冷漠。姚文元那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之后，《人民日報》沉默了好久，直至第20天———1965年11月31日，才在重重壓力之下，在第五版“學術研究”專欄予以轉載……
    “我只看《解放軍報》，不看《人民日報》！”在那些日子里毛澤東曾不滿地這么說過。
    《解放軍報》受林彪控制，在那些日子里，“左”味十足，一時名聲大振。1966年4月18日，《解放軍報》發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一文。5月4日發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一文。5月8日，刊載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這家報紙原是軍內報紙，一時間仿佛成了“左”派機關報，影響遠遠超出軍界，弄得《人民日報》在種種壓力之下要轉載《解放軍報》的文章，而一向的慣例總是《解放軍報》轉載《人民日報》的文章?！度嗣袢請蟆飞玳L吳冷西，曾是釣魚臺寫“九評”的“秀才班子”成員，曾是起草《五·一六通知》小組成員，曾列入“中央文革”最初的名單而終于被圈掉大名，這清楚表明他的處境已岌岌可危了。
    撤換吳冷西的呼聲，日甚一日。
    1966年5月30日，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出于無奈，和周恩來、鄧小平一起，只得向正在杭州的毛澤東寫信請示：
    “擬組織臨時工作組，在陳伯達同志直接領導下，到報館（引者注：指《人民日報》社）掌握報紙的每天版面，同時指導新華社和廣播電臺的對外新聞。”
    毛澤東當天迅即作了批示：“同意這樣做?！?br />     陳伯達急急點將，帶著唐平鑄等人，組成一個工作組，于5月30日晚進駐《人民日報》社。
    沒有登報聲明，沒有發布“進駐”消息，《人民日報》在一夜之間便落進陳伯達手中。
    陳伯達稱這是一次“小小的政變”。吳冷西曾這么回憶：
    在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后，5月31日經過毛主席批準，中央宣布由陳伯達帶領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實行奪權。用陳伯達自己的話來說，他在人民日報搞了一個“小小的政變”。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他主持起草的題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從此，不僅人民日報，全國新聞界大難臨頭，遭到空前浩劫。所謂“文化大革命”從此開始，我不久即被捕入獄。
    吳冷西在“軍事監護”下，失去了自由，成為“階下囚”，度過那“文革”歲月。陳伯達一“接管”《人民日報》社，《人民日報》就改變了聲調。
    翌日———6月1日，原本是歡歌曼舞的“國際兒童節”。往年，每逢這一天，《人民日報》總是要向千千萬萬孩子們獻上一束鮮花。可是，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報》，卻變得殺氣騰騰。頭版頭條的社論與國際兒童節毫不相干，而是八個寒光閃閃的大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如果說《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綱領，那么，這篇《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便成了在全國公開發動“文革”的動員令。這篇社論的主稿者，便是陳伯達。他在5月31日晚定稿后，第二天就見報了，未曾送杭州毛澤東那里閱定。
    這篇社論很明確地提出了“政權”問題。半年多以后，演變成上海的“一月革命”，演變成席卷全國的“奪權”風暴，如果說，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打的是“拐彎球”的話，這篇社論則是重炮直轟了。
    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上層建筑的各個領域，意識形態、宗教、藝術、法律、政權，最中心的是政權。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因此，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后，無論有著怎樣千頭萬緒的事，都永遠不要忘記政權，不要忘記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忘記了政權，就是忘記了政治，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變成了經濟主義、無政府主義、空想主義，那就是糊涂人……
    牛鬼蛇神，原是一種文學比喻，是佛教中“牛頭”、“鐵蛇”般的陰間鬼卒的形象。自《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發表之后，“牛鬼蛇神”成為一種政治概念，而這種政治概念卻又是模糊不清，沒有嚴格定義的。在“文革”中，許多無辜者被打成“牛鬼蛇神”（簡稱“?！保?，打入“牛棚”，其源蓋出于陳伯達所主稿的這篇禍害無窮的社論。當然，在此之前，1966年5月25日聶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學貼出的那張大字報中，便已經提出：“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不過，聶元梓等人所寫的畢竟是一張大字報，而《人民日報》社論是黨的方針政策的集中體現。1980年11月2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曾就《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篇社論，審問了陳伯達。
    筆者跟陳伯達談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篇社論時，他很感嘆地說：“那時候我像發瘋了一樣！那篇社論起了很壞的作用。責任確實在我，不在別人。”此后一個多月———
    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西方的一個山洞”里寫給江青的那封信，用了“橫掃牛鬼蛇神”這樣的話：“此事現在不能公開，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都是那樣說的。公開就潑了他們的冷水，幫助了右派，而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后還要有多次掃除，所以我的這些近乎黑話的話，現在不能公開，什么時候公開也說不定，因為左派和廣大群眾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碑斎唬惒_萬萬沒有想到，“在七八年以后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中，把他也“橫掃”進去了—此是后話。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二十二章　“歡呼”聶元梓的大字報
    6月1日陳伯達在《人民日報》點起一把邪火。也就在這一天，康生跟陳伯達唱“雙簧”，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點起一把邪火……
    據陸平告訴筆者，6月1日這天，他在中共北京市委開會。
    散會時，吳德通知陸平：“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今晚廣播，明天見報。”
    陸平心頭一震。這張誣良發難的大字報，值得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中國廣播！當晚8時，當陸平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節目時，果真，頭條新聞便是聶元梓等人的那張大字報！
    陸平事后才得知，那是康生在背后搗鬼……
    康生為什么會插手北大呢？1967年初，當有人炮打曹軼歐時，康生于1月22日接待群眾代表，作了如下表白：
    “關于我愛人曹軼歐，有人說她是北大工作組的副組長，這是不對的。我愛人等5人，曾組成一個調查小組在1966年5月去北大，目的是調查彭真在那里搞了哪些陰謀，發動左派寫文章，根本與工作組沒有關系。聶元梓的大字報，就是當時在我愛人的促進下寫的。”
    康生“過謙”矣！曹軼歐對于那張大字報的作用，豈止是“促進”，乃是幕后導演也。
    那張大字報在1966年5月25日下午貼出之后，深夜12時，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周恩來派了華北局、國務院外辦和高教局負責人前來北大，重申內外有別的原則，批評聶元梓等人貼的大字報。
    康生從曹軼歐那里弄到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悄然轉往杭州，直送毛澤東。毛澤東看后，打電話給康生和陳伯達，決定廣播這張大字報。
    6月1日下午，康生像打了大勝仗似的，發布消息：“經毛主席同意，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今晚廣播，明天見報！”
    陳伯達接到毛澤東的電話，當即把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發排，打算明日見報。陳伯達還準備親自到北京大學去看一看，考慮是否為大字報配發一篇評論。王力和關鋒自告奮勇前往北大，讓陳伯達留在《人民日報》社主持工作。晚上，王力、關鋒從北大回來后，說北大“革命形勢一派大好”。于是，連夜趕寫了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由陳伯達簽發，拼在第一版。
    也就在6月1日晚，原中共河北省委主管文教的書記張承先被任命為工作組組長，急急派往北大。
    原北京大學工作組第一批成員之一的時友人先生，在1996年3月28日從北京給筆者來信，回憶當年的情景：
    我本人即為該工作組的第一批成員，隨張承先同志于6月1日晚上入駐北京大學，直至8月初全體撤出。
    當時我在高等教育部教學一司工作，6月1日晚上7時多在家聽完中央廣播電臺播完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后，突然接到通知讓我到蔣南翔部長辦公室，說有重要任務布置，我立即隨來人一起回辦公樓，蔣南翔部長即向我和其他幾位同志宣布，當日下午中央決定以北京新市委的名義向北京大學派出工作組，組長為張承先，副組長為劉仰嶠（當時任高教部副部長），成員皆為高教部干部共4人，即楊惠文、黃圣驊、白晶和我，并要我們立即出發去北大向張承先和劉仰嶠同志報到。我連家里人都沒能打招呼就走了。到北大后，當晚就在禮堂召開全校干部大會，宣布北京新市委的決定，由工作組代行校黨委職權領導運動。緊接著中央又從國務院部委、各省市和海軍航空兵領導機關抽調大批人員參加工作組，形成校、系兩級機構。
    6月2日，陳伯達“接管”之后出版的第2張《人民日報》，火藥味比6月1日更濃。
    這天，在頭版刊登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加了一個聳人聽聞的大標題《大字報揭穿一個大陰謀》，配發了評論員文章。另外，還發表了一篇唱“左”調的社論《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此后“文革”的種種用語，諸如“狠觸靈魂”、“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等等，源出于此篇社論。
    《人民日報》刊載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等于在黨中央的機關報上點了宋碩、陸平、彭云的名，中共北京大學黨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立即受到猛烈的沖擊。6月2日下午，趕往北京大學，看到許多大字報對當天的《人民日報》表示“熱烈歡呼”，陳伯達得意地笑了。
    康生顯得異?；钴S。他說：“大字報廣播了，見報了，我感到解放了！”6月3日晚，陳伯達再度前往北京大學，看到一批反擊聶元梓的大字報。陳伯達氣呼呼地說：“?；庶h！現在又出現了保皇黨！”
    6月4日的《人民日報》，又是硝煙彌漫。頭版頭條，刊載了驚人消息：中共中央決定改組中共北京市委，由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兼任市委第一書記，調中共吉林省委第一書記任市委第二書記。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工作，由新市委領導。新市委則作出3條新決定：（一）派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到北京大學領導“文化大革命”；（二）撤銷中共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陸平、副書記彭云的一切職務；（三）在北京大學黨委改組期間，由工作組代行黨委職權。
    頭版，遵陳伯達之命，配發了社論《毛澤東思想的新勝利》，“歡呼”北京市委改組和工作組進駐北大。
    這天，陳伯達還簽發了社論《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公開透露了《五·一六通知》的內容。
    6月5日，根據陳伯達兩次去北大后的談話精神，《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陳伯達給那些支持彭真為首的原北京市委和陸平為首的原北大黨委的人，送了一頂“?；逝伞钡拿弊印拇耍氨；逝伞币辉~在“文革”中廣泛應用，一大批堅持革命真理，反對“文革”的同志被斥為“保皇派”、“?！弊痔枴?br />     陳伯達主持下所發表的《人民日報》5篇社論，被印成活頁文選，廣為傳播，成了人人必讀的“學習文件”：《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毛澤東思想的新勝利》、《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逝?？》。
    這5篇社論起著極大的蠱惑、煽動作用，“文革”之火在中華大地熊熊燃燒起來?！度嗣袢請蟆匪d聶元梓等大字報，在全國樹立起“造反”的“樣板”。成千上萬個聶元梓起來了，千千萬萬張“造反”大字報貼出來了。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二十三章　在毛、劉對峙的日子里
    陳伯達當場寫了一張條子，遞給劉少奇，條子上寫著一句重要的話：“不要搞工作組?！?br />     陳伯達向來“少奇同志”長，“少奇同志”短，這一回怎么突然反常，獨持異議呢！陳伯達能夠“眾人皆醉吾獨醒”，是因為他走了“內線”，得知了毛澤東的用意。
    激烈的一幕，終于在最高學府———北京大學爆發。局勢變得緊張、復雜而又微妙。
    北京一片亂紛紛，毛澤東卻不在北京。
    毛澤東在哪里？他在杭州！就連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他也不參加，由劉少奇主持。他把由他定稿的《五·一六通知》交康生帶去，在劉少奇主持下由會議通過———須知，《五·一六通知》中毛澤東親筆所加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睡在我們的身旁”，指的就是劉少奇。劉少奇被蒙在鼓里，居然由他主持通過《五·一六通知》！
    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之后，毛澤東依然在杭州，冷眼看著北京。
    北京，劉少奇主持著中央工作。作為黨的總書記，鄧小平成為劉少奇的主要助手。周恩來主管著政府工作，正忙于準備出訪。6月16日，周恩來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和巴基斯坦三國，歸國途中，還視察了某導彈試驗基地。在7月初，周恩來才飛回北京。江青在這些日子里，也不在北京，而是旅居上海。
    旨在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眼下卻由劉少奇主持。劉少奇的心境，如同他后來所說的那樣，是“老革命遇上新問題”，不知所措。
    6月9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陳伯達等，曾由北京飛往杭州，向毛澤東請示。劉少奇懇請毛澤東回京親自主持“文革”。毛澤東談笑風生，卻說暫時不能回京。毛澤東處于反常之中：往年，他喜歡在冬日去杭州，畢竟江南暖和，氣候宜人。如今，已是初夏了，他反而要住在杭州。他從1965年春便離開北京，很少回北京。
    既然毛澤東一定要劉少奇在北京“領導”這場“文化大革命”，劉少奇只得照辦。而對波詭云譎的“文革”，劉少奇心中無數。他用老辦法來對付這“新問題”———派工作組。
    當年，土改時派過工作組，“三反”、“五反”派過工作組，“四清”運動更是大派工作組。1964年9月，在劉少奇的主持下，光是北京派出的“四清”工作組便達3．8萬人！
    在劉少奇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他提出了要派大批工作組進駐北京各單位，以便領導“文化大革命”。鄧小平支持劉少奇。
    出乎意料，陳伯達當場寫了一張條子，遞給劉少奇，條子上寫著一句重要的話：“不要搞工作組。”
    劉少奇皺起了眉頭，把條子遞給鄧小平。鄧小平一看，當眾念了陳伯達的條子，而且不客氣地反問道：“陳伯達同志，你說不要搞工作組，可是你別忘了你自己現在正是進駐《人民日報》的工作組組長！”
    鄧小平的反問，問得陳伯達啞口無言。鄧小平接著還把陳伯達批評一頓。在政治局里，陳伯達陷入了孤立，真不是個滋味。
    陳伯達向來“少奇同志”長，“少奇同志”短，這一回怎么突然反常，獨持異議呢！
    原來，陳伯達能夠“眾人皆醉吾獨醒”，是因為他走了“內線”，得知了毛澤東的用意。
    在起草“二十三條”時，陳伯達已經知道毛澤東對劉少奇不信任了。
    在上海起草《五·一六通知》時，江青又給陳伯達透露了極為重要的信息。
    那是在起草小組對《五·一六通知》作最后修改的時候，陳伯達和康生從杭州趕來。看到毛澤東在草稿上加了“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睡在我們的身旁”，陳伯達吃了一驚。他當然意識到毛澤東的話有所指，便悄然向江青“請教”。
    “老夫子，你簡直成了老糊涂！”江青把眼珠子一瞪，對陳伯達說：“你還不知道中國的赫魯曉夫指誰？你幫他推薦、修改、發表那本《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哼，什么《修養》，全是唯心主義的一套！你給他吹吹拍拍，你得小心點兒！”經江青這么一指點，陳伯達豁然明白，頓開茅塞。
    這一回，陳伯達又是從江青那里得知重要信息：“主席不主張派工作組！”
    為了避免自己再犯“錯誤”，陳伯達寫了那張條子……
    劉少奇忙著派工作組。一個個工作組，如同一支支消防隊。劉少奇所念的，還是1957年的那套“經”。他曾對工作組作如下指示：
    “當牛鬼蛇神紛紛出籠開始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于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著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薄皩Υ髮W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br />     在劉少奇看來，“牛鬼蛇神”、“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就是那些造反派。劉少奇說，要抓“游魚”，抓“右派”。
    激烈的一幕，終于在最高學府———北京大學爆發。
    筆者從檔案中查到《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1966年6月18日》，茲照原文，摘錄于下。
    今天（18日）上午9時至11時，全體工作隊員正在開會的時候，在化學系、生物系、東語系、西語系、中文系、無線電系等單位，先后發生一些亂斗的現象。據我們初步了解的情況，斗了40多人。在這些被斗的人當中，有重點人，也有些有問題的黨團干部和教師，還有2個反動學生。斗爭時，發生了在臉上抹黑、戴高帽子、罰跪、少數人被扭打的現象。
    當時情況比較混亂。
    事情發生后，工作組領導小組同志和各系工作組同志，立即趕赴現場，張承先同志在兩個斗爭地方講了話，當即得到絕大多數群眾支持。11點以后，情況已緩和下來。今天發生的問題，同北大革命運動剛開始時所出現的一些問題，性質根本不同。據初步掌握的材料分析，帶頭給被斗人戴高帽子，動手打人的主要是壞人有意搗亂，還很有可能是有組織、有計劃的陰謀活動。據房產科有個工人反映，17日晚上，歷史系有個學生（姓名待查）給校外打電話說：“明天上午工作組開會（會議是17日晚10時左右才決定的），是個好機會。工作組不來，我們斗我們的，工作組來了我們就把他們攆出去。”同時，在斗爭時出現一些可疑的現象，據工人××同志反映，在三十齋（引者注：北大把樓叫成齋）有7個未戴校徽來歷不明的人，用電話到處聯絡，說已斗爭過什么人，現在正斗誰，到10點鐘到校辦公樓集合等話。還發現十幾個騎自行車的人，到處搜索他們想斗的人，并且把這些被斗的人拉到同一個場合，在一個所謂“斗鬼臺”，幾個不明身份的人在群眾中煽風點火……
    化學系二年級許多學生，在討論中揭發了幾個假左派的活動情況，有些同學說：“壞人企圖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水攪渾，轉移斗爭目標。我們今天就是混戰了一場，上了壞人的當?！痹S多系的廣大師生在會上就高呼口號：“在工作組的領導下，把北大的文化革命進行到底?！?br />     ※※※
    簡報中還詳細介紹了北大工作組對于防止今后再發生亂斗現象的種種措施。
    這份簡報在19日印出，飛快地送到劉少奇手中，劉少奇于20日寫下批示，全文如下：
    現將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發給你們。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斗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
    這時，陳伯達也同意劉少奇的意見。陳伯達說：“‘六·一八事件’是一個反革命事件，一定有一個地下司令部。”
    康生支持陳伯達的意見，要求追查北大“六·一八事件”的“地下司令部”。在劉少奇的領導之下，北京各工作組開展了“反干擾運動”。在20多天里，進駐北京，24所高等院校的工作組，把1萬多名學生打成了“右派”，把數千名教師打成了“反革命”。
    這時陳伯達和康生發覺“風向”不對，不斷把北京的反常的情況密報毛澤東。在這一“非常時期”，毛澤東在中國南方，行蹤秘密，似乎在提防著什么。在6月17日至28日，毛澤東住在故鄉———湖南韶山的滴水洞里，對外絕對保密！
    中國的政治形勢處于錯綜復雜之際，毛澤東不僅提防著劉少奇，而且也提防著那位“親密戰友”林彪。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大念“政變經”，作了那個令人震驚的長篇講話，引起了毛澤東的警惕。
    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武漢致江青的信（這封信在當時極為機密，直至1972年5月批林整風時，才作為黨內文件印發），透露了他那段時間的神秘行蹤和他的復雜的心態。他在信中“左右開弓”，對林彪、劉少奇都作了斥駁：
    6月29日的信收到。你還是照魏、陳二同志（引者注：即魏文伯、陳丕顯）的意見在那里住一會兒為好。我本月有兩次外賓接見，見后行止再告訴你。自從6月15日離開武林（引者注：武林，杭州的別稱）以后，在西方的一個山洞（引者注：指湖南韶山滴水洞）里住了十幾天，消息不大靈通。28日來到白云黃鶴的地方（引者注：指武漢），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興味的。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我的朋友（引者注：指林彪）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夸。我是被他們迫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
    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到成皋，嘆道：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魯迅也曾對于他的雜文說過同樣的話，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歡他那樣坦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于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墒峭緜兺恍?，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我曾舉了后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翹翹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后兩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這幾句。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于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墒怯惺裁从媚?？他到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引者注：此處“他”，指林彪?！拔逶聲h”，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兇，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鐘馗。我就在20世紀60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什么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我勸你也要注意這個問題，不要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經常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于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滅。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
    在毛澤東的所有著作之中，這封寫給江青的信最值得探究、尋味。這封政論式的信，恰如其分地表現了他那頗深的城府，泄露他的內心世界。他既要“打倒右派”，同時又防范著他的那位“朋友”。陳伯達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其實淵源于毛澤東的晚年思想。毛澤東在此信中已寫得明白不過，“文革”就是“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不僅搞這么一次，“七八年后還要有一次”，而且“爾后還要有多次掃除”。毛澤東的信，寫得瀟灑，寫得流暢，一氣呵成，是他的思想的曝光。可以說，這封信的重要性，絕不亞于《五·一六通知》，是毛澤東晚年思想的高度濃縮。
    在寫了此信之后的第八天———7月16日，73歲的毛澤東出現在武漢長江。5000人隨毛澤東伴游，10萬人在兩岸歡呼。“萬里長江橫渡，極目楚天舒”。這一回，他又發感慨：“長江水深流急，可以鍛煉身體，可以鍛煉意志?！?br />     完全出人意料，在武漢剛剛公開“亮相”，7月18日，毛澤東便突然回到了北京—他已看夠了陳伯達那“中央文革”不斷送去的“很有興味的”材料，要到北京收拾那亂糟糟的局面！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二十四章　點火于北大
    7月18日晚，劉少奇得知毛澤東歸來，火速趕去，但是陳伯達和康生已經捷足先登了，毛澤東門口停著小轎車。
    劉少奇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求見毛澤東，被秘書擋駕了，請他明日再來。
    翌日，劉少奇再度來到毛澤東那里，毛澤東已經從陳伯達、康生那里聽過匯報。沒談幾句，毛澤東便用很嚴肅的口氣對劉少奇說：“派工作組是錯誤的?；氐奖本┖?，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些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誰去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運動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趕快扭轉，把一切框框打個稀巴爛?！?br />     毛澤東的話，如同給劉少奇當頭澆了一盆冷水！
    劉少奇顯得非常尷尬……陳伯達卻為遞過“不要搞工作組”的條子而欣喜異常。就在毛澤東回京后的第三天，陳伯達作出了迅速的公開的反應：派人前往清華大學，探望被工作組下令關押的蒯大富。
    蒯大富，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三年級學生，21歲。他出生于江蘇省濱海縣一個農民之家，祖父是新四軍戰士，父母都是40年代的中共黨員，仗著“根正苗紅”，無所顧忌。他是老大，家中有五弟一妹。18歲那年，他考上清華大學時，便出了一回小小的風頭———
    《人民畫報》刊登了他的照片，加上“農民子弟上大學”的新聞標題。從此，更增加了他的政治上的“優越感”越發“無畏”了。1966年6月1日晚上，他剛剛聽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的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便如同吃了一帖興奮劑，提筆給聶元梓寫了聲援信。翌日，他在清華園貼出大字報，亮出“造反”的旗號。
    劉少奇向清華大學派駐了工作組，組長葉林，副組長便是劉少奇夫人王光美。蒯大富反校黨委，也反工作組，成為清華大學造反派頭目。工作組把他定為“右派”。為了表示自己的反抗，蒯大富進行“絕食斗爭”，一下子轟動了清華園……
    陳伯達派人對蒯大富表示“慰問”，頓時使蒯大富“力量倍增”，加緊了反工作組、反王光美的斗爭。
    就在陳伯達給蒯大富丟了眼色的第二天，“中央文革”第一回在北京大學“亮相”。組長陳伯達、副組長江青驅車前往北大，說是“調查文化大革命運動情況”。在江青看來，清華成了王光美的“點”，成了劉少奇的“點”，她要把北大作為她的“點”。江青比毛澤東晚兩天———7月21日，回到北京。
    頭一回去北大，江青和陳伯達話不多（盡管在此之前，在6月2日、3日陳伯達兩次去過北大，但與這一次抓“點”不同）。檔案中有一份當時江青、陳伯達在北大講話的原始記錄，十分簡短，全文照錄于下：
    江青同志：
    “黨中央萬歲！北大革命同學萬歲！”
    “我也沒有多少話要講，因為我對情況不了解，我代表毛主席來看看你們，聽聽你們的意見，看看你們的大字報。因為情況不清楚，也沒有什么話好講，是不是請陳伯達同志講講。”
    陳伯達同志：
    “我們不清楚情況，要調查研究。根據毛主席的調查研究的作法來聽聽大家的意見。昨天《人民日報》社論《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你們看了沒有？（同學答：看了！）要好好看，我們就是那種態度，工作組要走群眾路線?！?br />     “毛主席說：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要多聽，多看，多想。你們提了很多不同的意見。有不同的意見不要緊，是好現象?！保ㄟ@時江青同志點頭微笑）
    “要采取辯論的方法把道理講清楚。我們還要了解情況，回去要研究。同志們，同學們，讓我們宣誓：
    誓死保衛黨中央、毛主席！
    誓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從以上原始記錄可以看出，江青和陳伯達第一回在“群眾”中“亮相”，話不多，聲言是來“調查研究”。不過，就在這幾句話中，江青便亮出“第一夫人”的牌子———“我代表毛主席來看看你們”，而陳伯達則領著學生們“宣誓”———“誓死保衛毛主席”。這兩位“演員”初次登臺，便配合十分默契。江青自稱“小學生”，陳伯達則自稱“小小老百姓”。
    就在“亮相”的次日，江青和陳伯達又來北大，再作講話。講話也很簡短，但頗為耐人尋味。以下是7月23日的原始記錄：
    江青同志講話———
    革命的同學們：
    我和陳伯達同志是來做小學生的，我和他一塊來聽同志們的意見，看一看你們的大字報。這樣我們可以多懂得事，少犯點錯誤……你們什么時候有意見叫我們來，我們立即來。
    現在我們了解還不夠，還提不出什么具體意見?？傊?，一片大好形勢，你們的革命熱情是好的，干勁是好的，我們都站在你們革命派一邊。
    我們一定把同志們的革命熱情，革命干勁帶給毛主席。
    陳伯達同志講話———
    剛才江青同志講的話，也是代表文化革命小組要講的話。我完全同意她的話。我們是來向你們學習的，學習你們的斗爭經驗。在文化革命的斗爭中，北大走在最前列，相信在黨的領導下，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一定能夠繼續前進。
    要聽取不同意見，我們的意見是說“六·一八”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對的，是錯誤的。
    兩個“謙謙君子”———一個“小小老百姓”，一個“小學生”都是來“學習的”。江青和陳伯達的第二次“聯合演出”，也是夠“謙遜”的。
    可是，這一回———也就是經過一天的“調查”，陳伯達說了一句關鍵性的話，即“說‘六·一八’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對的，是錯誤的”。須知，僅僅在一個月前，也正是這個陳伯達，說“六·一八”事件是“一個反革命事件，一定有一個地下司令部”。真可謂覆手為云，翻手為雨，陳伯達的調子改變何其快也！
    陳伯達的一句話，在北京大學掀起了一場風暴。陳伯達否認了“六·一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立時使北京大學工作組陷入了被動，造反派學生群起而攻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工作組是劉少奇派的，反工作組，也就是為了反劉少奇。
    北京大學掀起的反工作組的浪潮，很快就波及北京各高等院?！?br />     7月21日，中共中央通知：任命陶鑄為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陳伯達為顧問（仍兼任副部長）。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二十五章　掀起反工作組浪潮
    這是“文革”以來，頭一回在公眾場合，當著江青的面，大吹江青。他已經清楚地意識到江青的勢力正在惡性膨脹！
    陳伯達一席話，便使進駐北大不到兩個月的工作組，徹底完蛋了。
    ※※※
    陳伯達和江青“點火于基層”，在1966年7月下旬，以“小學生”的姿態活躍于北京許多大學。向來不擅長于演講的陳伯達，這時總是要把王力拉在身邊，讓王力充當他的翻譯。相對而言，王力的蘇北話還算好懂一些。
    1966年7月24日，陳伯達、江青、王力來到北京廣播學院。陳伯達在那里所發表的一段話，曾通過大字報、傳單傳遍全國各地。
    這是“文革”以來，頭一回在公眾場合，當著江青的面，大吹江青。此后，吹捧江青的傳單滿天飛，“理論家”帶了一個頭。
    以下是當時的陳伯達講話記錄原文：
    最后講一講，誹謗中央負責同志的要駁斥。今天遞的一個條子，就是誹謗江青同志的。
    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變后參加革命的，有35年的斗爭歷史。江青同志是我黨的好黨員。為黨做了很多工作，從不拋頭露面，全心全意地為黨工作。她是毛主席的好戰友，很多敵人都誹謗她……
    陳伯達確實擅長投機，他借那么一張條子大大發揮了一通，把江青著著實實地捧了一通。他并非不知江青的底細，況且多年來他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也深知江青的為人。他如此美言江青一番，說穿了，是為了鞏固自己這個“中央文革”小組長的地位———倘若他得不到“第一副組長”江青的支持，他就寸步難行。他已經清楚地意識到江青的勢力正在惡性膨脹！
    陳伯達其實深知江青的為人。今日，他如此回憶道：
    江青毫無原則，卻自充她是最、最、最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的。她自以為可指揮一切，好像是誰違背她，誰就是反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等等。她就是這樣，陰謀奪中央的領導大權的。
    ……江青對毛主席并不忠實，有三次對我談過，她要離開毛主席……第一次，在延安棗園……第二次在西柏坡……第三回，解放后，在北京西山。
    ……江青說的是一回事，自己想做的又是另一回事，她想的就是經過冒充，不擇手段，達到奪中央權力的目的。
    陳伯達的這一段話，表明他對江青的底細是一清二楚的。
    可是，當他需要取悅江青的時候，他也“經過冒充，不擇手段”了！
    江青正需要“理論家”的捧場。不過，這么一捧，江青一得意，“唱”得走調了！
    7月25日，毛澤東接見了以陳伯達為首的“中央文革”全體成員，明確指出，工作組“起壞作用，阻礙運動”，“統統驅逐之”。7月26日晚，“中央文革”以“強大”的陣營，出現在北京大學?！敖M長”陳伯達來了，“顧問”康生來了，“第一副組長”江青來了，“副組長”張春橋來了，“組員”戚本禹來了……
    北京大學萬名師生云集大操場，以熱烈的掌聲迎接這一批“中央首長”。
    江青很得意，因為“中央文革”已經決定，在這次大會上猛轟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給劉少奇以沉重的一擊。
    聲稱自己是“小學生”的江青，越說越激動，竟然說了一大通令人愕然的話：
    “再看看張承先的干部路線，在領導核心中有一個張少華，是中文系五年級學生，她的母親張文秋是一個……她自己說她是毛主席的兒媳婦，我們根本不承認！”
    江青這番“走調”的話，使全場萬名聽眾如同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張少華，亦即邵華，1959年與毛澤東的次子毛岸青結婚，怎么不是“毛主席的兒媳婦”？江青所說“我們根本不承認”，這“我們”除了包括江青外，還有誰呢？
    江青又給張文秋潑了一通污水。張文秋是毛澤東的“雙重親家”，一位飽經風霜的老革命。張文秋名國蘭，又名姍飛，文秋是她的號。1903年出生于湖北京山縣青樹嶺謝家灣。
    1926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經惲代英介紹，她與中共黨員劉謙初（1930年曾任中共山東省委組織部長）相識、相愛。張文秋很早便認識毛澤東，也與楊開慧相熟。張文秋與劉謙初結婚后，生下女兒劉思齊，又名劉松林。在劉謙初不幸犧牲后，張文秋來到延安，與紅軍長征干部陳振亞結婚，生下女兒張少華。陳振亞后來擔任八路軍一一五師后方留守處政治部主任。1939年春，陳振亞被新疆軍閥盛世才害死。張文秋把劉松林和張少華這對異父同母的姐妹撫養長大。后來，劉松林與毛岸英結婚，成為毛澤東的長媳，張少華則成為毛澤東的二媳。自命“第一夫人”的江青，在家中容不得毛澤東前妻楊開慧的兒子，也容不得兒媳和張文秋。這些原本是家事，江青一“走調”，居然在萬人大會上捅出來，邊說邊哭，非常激動。
    江青罵了張少華，罵了張文秋，忽然又說起自己的女兒李訥來：
    “另外還有一個叫郝斌的，是教師、黨支部書記，他也算是一個積極分子。本來在廣西搞四清，后來不知怎么到順義來了。他堅決執行前北京市委修正主義路線，實行反攻倒算。
    李訥不同意，跟他作斗爭，他們就圍攻李訥和另一位同志。李訥態度不太好，后來我叫李訥找郝斌去作自我批評。我說你態度不好，你檢查自己。關于郝斌的，你一點也不要說。可是李訥去作自我批評時，他不見。我容忍了好幾年了。這是階級斗爭，有人要腐蝕我們的子弟，階級斗爭到我們家里來了，這就是張承先。
    “這幾年，我在文藝界工作，東來一下子，西來一下子，也不知道怎么斗爭，受了多少迫害。我本來沒有心臟病，現在我心臟也不好了，我也要控訴！”
    江青的這番話，實在大煞風景。臺下議論紛紛，不知江青所云。這時，江青大抵也意識到自己“走調”，趕緊說了一句：“現在請陳伯達同志講話好不好？”
    陳伯達言歸正題，點名批判了北京大學的工作組，這才使“走調”的大會撥正了“大方向”。
    就這樣，陳伯達一席話，便使進駐北大不到兩個月的工作組，徹底完蛋了。北大工作組曾非常嚴厲地批評過“六·一八”事件，發過《北京大學文化大革命簡報（第九號）》，在當時受到劉少奇的稱贊，寫下批語“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斗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當時曾贊同過劉少奇批示的陳伯達，這時完全“抹去”了自己在一個多月前說的話，來了180度的大轉彎。
    在重重壓力之下，1966年7月28日，中共北京新市委作出了撤銷大中學校工作組的決定。
    翌日，“北京市大專學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岌岌可危的劉少奇，出現在主席臺上，言不由衷地發表講話道：
    “至于怎么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二十六章　躍為第五號人物
    毛澤東甚至當著劉少奇和常委們的面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劉少奇不得不步步退卻，一次又一次承認錯誤。
    陳伯達得到毛澤東和林彪的好評，他連升兩級。
    ※※※
    毛、劉總攤牌的時刻終于到來了。
    一個明顯的訊號，在中共高層政治圈子中產生震動。
    那是1966年7月27日至30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預備會議在北京召開。盡管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還沒有開，會議的公報的初稿卻在陳伯達的主持之下已經寫好了！
    據王力回憶，有三件事使他感到吃驚：
    第一，為何送審傳閱的名單上沒有劉少奇？
    第二，送審傳閱的名單上，主席后邊即是林彪。
    第三，初稿上，曾引述了劉少奇幾天前發表的一段話，給勾掉了！那是7月22日，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劉少奇發表聲明，表示中國人民最堅決最熱烈地支持越南胡志明主席7月17日發表的《告全國同胞書》，公報的初稿曾引用了劉少奇聲明中的幾句話。
    這三件事，已經清楚表明，劉少奇在即將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挨批判—連公報初稿都不再送他審閱了！另外，也清楚表明，林彪即將取代劉少奇—會議還沒開，林彪已名列第二了！
    緊接著，1966年8月1日這一天，發生三件大事：
    第一件，《人民日報》為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39周年，發表社論《全國都應該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社論公布了毛澤東在1966年5月7日寫給林彪的信，為林彪成為“副統帥”造輿論。
    第二件，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寫了一封信。紅衛兵，取義于“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原本是北京青年學生中的秘密組織。毛澤東在信中說，你們的行動“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聲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從此之后，紅衛兵運動在毛澤東的“熱烈的支持”下席卷全中國。而毛澤東也就成了他們的“紅司令”。
    第三件，中共高層人士進行大變動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這天起在北京召開。毛澤東親自主持了會議。毛、劉在這次會議上總攤牌。74位中共中央委員和67位候補中央委員出席了會議。47人列席了會議。
    8月4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會上尖銳地批評了劉少奇，指責劉少奇派工作組“鎮壓群眾運動”，犯了“路線錯誤”。毛澤東甚至當著劉少奇和常委們的面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據云，張春橋起了不小的作用。他把劉少奇對《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的批語，送交毛澤東。如同火上加油，毛澤東看后，益發對劉少奇反感。毛澤東下定了打倒劉少奇的決心。
    劉少奇不得不步步退卻，一次又一次承認錯誤。毛澤東卻不滿于劉少奇的這些檢查，以為他并非“不知不覺”。終于，在8月5日，毛澤東以十分偏激的心情，寫下了討劉檄文，即《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50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系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毛澤東的這張大字報，重炮猛轟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使身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第二號人物的劉少奇從此一蹶不振。也就在這篇《炮打司令部》中，毛澤東表揚了陳伯達主持寫作的《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說是“寫得何等好啊”。這樣，陳伯達的晉升，也將是無疑的。
    陳伯達立即“緊跟”，寫了大字報，堅決擁護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陳伯達成了“反劉英雄”。他的大字報被作為會議文件印發。
    聽說毛澤東“炮打”劉少奇，原本在大連、沒有出席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林彪，在8月6日坐專機趕回北京?？哲娝玖顓欠☉椚C場迎接。8月8日，林彪接見了以陳伯達為首的“中央文革”的成員們，對他們鼓勵了一番。林彪宣稱“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毛主席”。
    陳伯達得到毛澤東和林彪的好評，他連升兩級。
    會議決定補選6名中央政治局委員，陳伯達成為其中之一—陶鑄、陳伯達、康生、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這樣，他從中共八大時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會議決定重新選舉中央政治局常委，共選11人，陳伯達當選。這樣，他從中央政治局委員又升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這11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字的排列順序，幾經改動，才予正式公布。最初的名單據陳伯達和王力回憶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劉少奇、康生、朱德、李富春、陳云、陶鑄。鄧小平怎么會名列第4呢？因為他在選舉政治局常委時得全票，所以列于毛、林、周之后，居第4。
    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江青，看到這張名單，大為不滿。她說：“鄧小平過去名列第7。
    這一回跟著劉少奇犯了錯誤，派了工作組，怎么反而升到第4位？不行！這樣排不行！”
    江青不敢找毛澤東，而是去找林彪，說出自己心中的不滿。江青的話，正是說出了林彪的意思。于是，把鄧小平排列到陳伯達之后：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云、陶鑄。
    江青看了名單，仍不滿意。江青說：“‘老夫子’書生一個壓不住鄧小平。陶鑄厲害，把陶鑄調上去！”
    根據江青的意見，陶鑄從末位一下子升到第4位：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云。
    這一次排定的名單，成為見報公布的名單，江青開創了中共黨史上的“史無前例”—一個不是中共中央委員的人，竟有那么大的權力，去改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順序！
    這么一來，陳伯達成為第5號人物！盡管他自稱“小小老百姓”，實際上已成了一個手握大權的“大首長”。
    須知，在1945年中共七大，陳伯達成為中央候補委員，按排列順序是第47號；1956年在中共八大，陳伯達成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排名第21號；這一回，他越過了劉少奇，越過了朱德，越過了陳云，越過了鄧小平，一下子躍為第5號人物。他在黨內舉足輕重了！在這張名單上，陳伯達排在康生之前—在陳伯達和康生之間，還夾著鄧小平。這表明，雖然陳伯達和康生同為“理論家”，但是如今陳伯達的地位在康生之上。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二十七章　主筆“十六條”
    《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共十六條，通常稱之為“十六條”。
    一時間，“十六條”成為全中國人民的“學習文件”。大街小巷貼滿標語：“學習十六條！熟悉十六條！運用十六條！”
    ※※※
    陳伯達躍為第五號人物，除了他在反工作組這一“錯誤路線”斗爭中立了大功，而且還因為他在起草《五·一六通知》之后，又寫了《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由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成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
    《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共十六條，通常稱之為“十六條”。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十六條”。8月9日，全國各主要報紙都在頭條位置全文發表了“十六條”。8月13日，《人民日報》以頭版頭條位置發表社論《學習十六條熟悉十六條運用十六條》，聲稱“十六條是毛澤東同志親自主持制定的”，“是毛澤東同志提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
    一時間，“十六條”成為全中國人民的“學習文件”。大街小巷貼滿標語：“學習十六條！熟悉十六條！運用十六條！”各種場合的會議，人們也高呼這樣的口號?！笆鶙l”是毛澤東指定陳伯達負責起草的。據陳伯達回憶，著手起草是在1966年6月下旬。王力也參加起草工作。據王力回憶，在周恩來回國時，他正在釣魚臺和陳伯達一起起草“十六條”，當時他跑步去通知康生，告知周恩來抵京的時間，康生去機場迎接。周恩來離開巴基斯坦是1966年6月30日，歸國途中視察了某導彈試驗基地，然后飛回北京。所以王力的回憶與陳伯達回憶是相符合的。
    “十六條”前后改過多次。陶鑄、王任重、張春橋參加過一些修改工作。
    1966年7月16日，陳伯達交出供討論用的第一稿（此前的幾次草稿不在內），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和黨的方針政策問題》。最初并沒有十六條，而只有十三條，毛澤東閱后，作了修改。
    7月26日，印發第二稿，以供翌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預備會議討論。題目改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和黨的若干政策問題》。
    7月29日，根據討論的意見作了若干修改，印發第三稿，題目改為《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這一題目是毛澤東提出來的，此后一直沿用這一標題，直到正式公布。
    8月3日，經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討論，又改出第四稿。
    8月8日，由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正式通過時，再作若干修改，成了第五稿，即正式見報的定稿。
    “十六條”是“二十三條”和《五·一六通知》的“左”的繼續，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綱”。
    以下是“十六條”的摘要：
    一、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階段：當前正在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階段”。“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二、主流和曲折：“廣大工農兵、革命的知識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這場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阻力主要來自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三、“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
    四、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
    五、堅決執行黨的階級路線：要區分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
    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要區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要防止轉移斗爭的主要目標。
    八、干部問題：干部大致可分為以下四種：好的；比較好的；有嚴重錯誤，但還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少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九、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它們都是文革的權力機構。這些組織的成員都必須由群眾選舉產生，當選者如果不稱職，可以改選，撤換。
    十、教育改革：“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改革舊的教學方針和方法，是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br />     十一、報刊上點名批判的問題：“在報刊上點名批判，應當經過同級黨委討論，有的要報上級黨委批準”。
    十二、關于科學家、技術人員的政策：只要他們不反黨反社會主義，不里通外國，就要團結他們。
    十三、同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相結合。
    十四、抓革命，促生產。
    十五、軍隊：軍隊文化革命運動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按照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的指示執行。
    十六、毛澤東思想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南：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實行無產階級政治掛帥。
    “十六條”與“二十三條”、《五·一六通知》一脈相承，都強調了“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8月4日，當時還在大連的林彪，看了“十六條”，打來長途電話表態：“這個決定是一個很革命的決定，它保證了能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保證了能夠把運動堅決地擴大和深入起來和長期堅持下去，我完全同意中央全會的看法和方針。”
    8月7日，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作為會議文件印發。8月8日，通過了“十六條”，全會便轉入了對劉少奇的批判。
    無可奈何，8月10日，劉少奇在小組會上作了自我批評。劉少奇說：
    “主席不在家這一段由我主持工作，我絕不逃避責任。中心問題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群眾運動。這次文化大革命，群眾起來要民主，主席又這樣大力支持，把我們夾在中間，這也是上壓下擠。革大家的命可以，革我們的命可不可以？這是個大問題，要下定決心，革我們自己的命，無非是下臺。我們這些人可以下臺……”
    在“上壓下擠”之中，劉少奇果然“下臺”，雖然他名義上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列第八，實際上是靠邊了。
    林彪升為第二號人物，他是在1958年5月中共八屆五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由中共八屆一中全會選出的副主席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四位。八屆十一中全會并沒有宣布撤銷劉、周、朱、陳的副主席職務，但從那以后，劉、朱、陳受到“文革”沖擊，周恩來也意識到林彪咄咄逼人，便囑咐新華社，“我的名義用政治局常委吧，不用中央副主席名義”。這么一來，在報上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名義出現的只有林彪，他實際上成了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二十八章　暗伏危機
    一場明爭暗斗，在“中央文革”內部激烈地進行。副組長江青的勢力，正在急劇擴大。
    江青與顧問康生形成聯合陣線。江青的“第一夫人”的特殊地位，使她有恃而無所恐。
    等到陳伯達病愈出院，他發覺”“中央文革”的實權已被江青“**”了。除了江青之外，那位“顧問”也一直覬覦“中央文革”的大權。
    ※※※
    自從成為中共第5號人物，陳伯達名聲大振。寫著“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收”的信件，從全國各地雪片般飛來。據陳伯達的秘書回憶，差不多每天都收到一麻袋的信！陳伯達從來沒有如此走“紅”過……
    這時的陳伯達，有2位秘書……王保春和王文耀。
    王保春擔任機要秘書，兼任“陳辦”的黨小組組長。他1947年入黨，原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做機要秘書工作。1960年當陳伯達的妻子劉叔晏生孩子時，調他去擔任秘書。
    王文耀則是1965年下半年，調他到陳伯達那里擔任秘書。
    兩“王”也從來沒有這么忙碌過：一個“王”守著4部電話機，隨時作電話記錄，收看文件、電報、信件；另一個“王”則要跟在陳伯達身邊，時而釣魚臺，時而中南海，時而人民大會堂，時而各大專院校。
    司機于子云處于“時刻準備著”的狀態。陳伯達一聲吩咐，不論白天黑夜，轎車隨時出動。
    從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后，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列席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這么個“小組”，權力正在無限擴大之中，正在取代中共中央書記處。陳伯達這個“小組長”，手握大權，躊躇滿志，他與別人的不同，在于口頭上還在那里自稱“小小老百姓”、“普通老百姓”，掩飾著自己的勃勃政治野心。
    陳伯達成為中國的“輿論總管”。他帶著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之后，干了一個月。
    為了集中力量起草“十六條”，他把《人民日報》交給了代總編唐平鑄。他是《紅旗》的主編。這時，他把《紅旗》交給了關鋒。他作為“輿論總管”，來管《人民日報》，管《紅旗》，管新華通訊社，管中共中央宣傳部……
    現存于檔案之中的陳伯達1966年8月13日致毛澤東的信可窺見當時陳伯達管得多么寬。可以看出，他是名副其實的“中央文革”組長，由他直接向毛澤東匯報工作，他向毛澤東負責。
    陳伯達處于他的“鼎盛時期”。
    不過，他有他的隱憂。他成天價把“小小老百姓”掛在嘴上，無非想表白自己毫無權欲———盡管他的野心不小，權欲不小。
    一場明爭暗斗，在“中央文革”內部激烈地進行。
    副組長江青的勢力，正在急劇擴大。江青與顧問康生形成聯合陣線。江青的“第一夫人”的特殊地位，使她有恃而無所恐。
    陳伯達深知江青不可惹。原本江青只是4個副組長之一，并無“第一副組長”之稱——
    —在四個副組長之中，她排名順序第一罷了。在“中央文革”初次在群眾中“亮相”時，有人指著江青介紹說：“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組長?！贝撕螅暗谝桓苯M長”之稱便傳了開來，仿佛成了她的正式職務。
    江青并不滿足于“第一副組長”。陳伯達深知其意。1966年8月下旬，陳伯達患肺炎，發燒至40攝氏度，住入北京301醫院。經陳伯達向毛澤東提出，中共中央于1966年8月30日發出通知：“在陳伯達同志病假或離京外出期間，由江青同志**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庇辛诉@樣正式的文件，江青在“中央文革”中的勢力越發膨脹。等到陳伯達病愈出院，他發覺”“中央文革”的實權已被江青“**”了！陳伯達曾這樣回憶：
    在毛主席第一次檢閱紅衛兵不久，我生病進醫院，江青就當然**組長職務。毛主席再次檢閱紅衛兵時，江青致辭，從此，她就在小組中橫行跋扈。我向去醫院看我的人，提出一些看法，于是大大觸怒江青了。當我的病沒有好時，江青要關鋒去叫我出院。我已曉得這個女人很難對付，決定出院。我撇開江青，找王力、關鋒、戚本禹起草一個擬送中央的文件，確定中央文革小組是中央政治局直接領導的工作機構。意思就是：中央文革的言行都要向中央請示，不能擅自作主。這就要使江青受到約束。會議未完，可能有人泄露給江青，江青來了，大鬧一番。我現在不記得她要加了一句什么，但她說，“我這句是最重要的?！睆拇艘院?，文革小組就沒有再單獨開會了。毛主席指示：以后開會，由周總理主持，叫中央文革碰頭會。
    除了江青之外，那位“顧問”也一直覬覦“中央文革”的大權。
    “顧問”康生最初與陳伯達在同一條起跑線上起跑，他倆在20年代是上海大學的“同學”。不過，康生比他更善于鉆營，所以在黨內的地位，康生很快超過了他。延安整風時，康生是陳伯達的上司。1945年召開中共七大時，康生是中共中央委員，名列第17位，而陳伯達只是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名列第47位。此后，陳伯達靠著“跟準毛澤東”，才在中共八大上超過了康生。那時，陳伯達與康生同時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陳伯達的名字恰恰排在康生之前！
    陳伯達與康生同為中共“大秀才”、“理論家，多年共事而面和心不和，論筆頭，陳伯達勝過康生?？瞪巳?，述而不作，好出鬼點子，卻不愿寫著作。所以號稱“理論家”，其“理論著作”寥寥無幾，陳伯達則拙于口才，長于筆頭，所以從起草共同綱領、憲法、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人民公社六十條、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二十五條”、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二十三條”直至《五·一六通知》、“十六條”，都由他執筆或參與執筆。論權術，陳、康各有一套，但是陳伯達畢竟不及康生。
    康生對陳伯達，常常嗤之以鼻。當時陳伯達成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時，康生以挖苦的口氣說：“陳伯達能當什么院長？他呀，只配當個‘烏龍院’院長！”“烏龍院”，妓院也！
    在“中央文革”中，有了這么一位“第一副組長”和“顧問”，使陳伯達頗為棘手。
    副組長張春橋乃江青的心腹，姚文元更是江青一手“提攜”的，對江青言聽計從。
    王力、關鋒、戚本禹都是《紅旗》雜志編輯部成員，原是陳伯達手下3員大將。自從田家英含冤去世之后，戚本禹取代了田家英，成為江青的心腹。王力和關鋒也都擅長“見機行事”。
    在陳伯達作為“中央文革”組長而名聲鼎沸時，“中央文革”的軸心已逐漸向江青轉移。危機已經暗伏，只是他正處于政治巔峰時期，暗伏的危機尚未公開顯露，他自己已意識到了隱憂……
    作為“組長”，陳伯達盡量壓住陣腳，帶領著“中央文革”沖鋒陷陣———因為劉、鄧只是在派工作組的問題上受到批評，并未徹底垮臺。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二十九章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經過“中央文革”的“秀才”們獻策，毛澤東批準，“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一新口號，作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戰略部署”提出來了。
    本來，派不派工作組，充其量不過是個工作方法問題。自從成為“路線”——這“路線”不僅是“資產階級”的，而且還是“反動”的，一下子便把劉、鄧的“錯誤”升級了。
    ※※※
    對劉、鄧發起總攻擊的號令，是在1966年10月1日通過林彪之口發出的。
    自從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后，毛澤東一次又一次接見紅衛兵。天安門廣場成了“紅海洋”。每一次接見，毛澤東穿著一身軍裝，只在天安門城樓上“揮動巨手”，沒有發表講話。他已被封為“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一開口便成了“最高指示”。所以，他在公開場合，只由緊緊站在他的身邊的那位弱不經風的“副統帥”林彪，用尖利的嗓音發表一次次的講話。林彪的講話，在那時成為全國人民的“學習文件”。
    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七周年大會，照例由林彪發表主旨演說。
    往常，林彪在各種會議上發表講話，只是事先讓秘書“拉條子”———寫提綱，準備材料，他喜歡隨口而說，甚至把提綱撂在一邊。可是，在如此莊重盛大的場合，林彪只能“照本宣科”，按照“秀才”們為他擬好的講稿照念。
    這一回，林彪的講話稿，是由陳伯達和張春橋一起捉刀的。
    在天安門城樓上，當林彪發表講話時，他站在毛澤東的右邊，而毛澤東的左邊站著劉少奇。據云，這是周恩來煞費苦心排定的位置。因為劉少奇是國家主席，而十月一日是國慶節，怎能把劉少奇擠到不醒目的地位？可是，把劉少奇安排在毛澤東身邊，勢必會引起“中央文革”的激烈反對。周恩來把宋慶齡、董必武安排在劉少奇旁邊，宋慶齡、董必武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這么一來，“中央文革”挑不出毛病，毛澤東、林彪也同意了。
    林彪所念的講話稿，激烈地攻擊著站在毛澤東另一側的劉少奇。林彪說：“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的斗爭還在繼續?！?br />     “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顯然也就是“劉少奇路線”的代名詞。
    為了提出這么個新的代名詞，陳伯達和“中央文革”的“秀才”們煞費苦心。
    自從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江青便作了“注釋”。她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代表無產階級的司令部，一個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司令部”。
    關鋒又對江青的話，作了“發揮”：“無產階級的司令部就是毛主席的司令部。資產階級的司令部是某幾個中央領導同志的司令部。”不言而喻，關鋒所說的“某幾個中央領導同志”，指的便是劉少奇、鄧小平。
    姚文元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寫了一張題為《永遠跟著毛主席前進》的大字報，提到了路線問題：
    “炮打司令部，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用馬列主義的炮打，毛澤東思想的炮打，打掉司令部里的一切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反動路線。”
    不過，姚文元的大字報，并未說得非常明確。
    隨著反工作組的斗爭逐步深入，一次又一次提到了“兩個司令部”的斗爭，即“無產階級司令部”與“資產階級司令部”。
    “兩條路線斗爭”也由“秀才”們提出來了?！皟蓷l路線”中的一條，早已見諸于報刊，即“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那么，與之對立的叫什么路線呢？
    按照“對偶”的原則，陳伯達擬出了“新名詞”，即“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
    在為林彪起草國慶講話稿時，陳伯達把一“新名詞”寫入了講話稿，毛澤東、林彪在講話稿上畫了個圈，表示講話稿可用。
    陶鑄看了講話稿，覺得“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用詞太兇，容易把執行“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的人等同于“反革命”，擴大打擊面，向毛澤東建議加一個“對”字，變成“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毛澤東同意了。
    經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念了這個“新名詞”之后，當天晚上，當毛澤東和他的“司令部”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集合，準備乘敞篷車去看焰火時，張春橋向毛澤東提出：“‘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在語法上不通，念起來也拗口?！泵珴蓶|答道：“以后就提‘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據關鋒對筆者說，是他提議改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得到毛澤東的同意。他是從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一文中，把那句“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加以演繹，理所當然被毛澤東所采用。
    據王力回憶，周恩來當時不在場，不知道。周恩來曾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詞，向毛澤東提出異議。王力回憶說：
    總理是很明確地表示不同意“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法，他找了主席。事后他對我說，他是向主席這樣提出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提法合適嗎？黨內歷來提路線問題都是提左傾、右傾，沒有反動路線這個提法，這樣提合適嗎？”
    主席用英語作了回答，說原來用Counter－revolutionaryLine（反革命路線），后來改成Anti－revolutionaryLine（反對革命路線），最后還是用ReactionaryLine（反動路線）好。
    總理知道這是主席的主張，就說：“我懂了?！?br />     總理又找了關鋒，關鋒向他解釋了半小時。總理說關鋒同他主要講了民主革命時期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對于路線的提法應當不同。
    總理以后就照著主席的口徑講了，實際上總理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見的。在當時那種情況下，總理把主席、關鋒駁掉是不可能的。
    經過“中央文革”的“秀才”們獻策，毛澤東批準，“徹底批判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根據毛澤東十月一日晚的意見，改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一新口號，作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戰略部署”提出來了。
    在林彪講話的第三天———十月三日，《紅旗》雜志第十三期的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發表了。這篇社論由王力、關鋒執筆，“中央文革”討論，江青、康生、張春橋審稿，陳伯達定稿，標題是陳伯達親自擬的。據王力回憶，社論初稿中用的是“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此，社論推遲到十月三日晚上才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十月四日見報。這篇社論向全國發出了新的動員令：“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
    “要不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能不能貫徹文化革命的十六條，能不能正確進行廣泛的斗批改的關鍵。在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義。”
    社論剛剛發表，十月六日，以蒯大富為“司令”的“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便召集十萬人，舉行“全國在京革命師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本來，派不派工作組，充其量不過是個工作方法問題。自從成為“路線”———這“路線”不僅是“資產階級”的，而且還是“反動”的，一下子便把劉、鄧的“錯誤”升級了。
    “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口號聲在全中國響起，劉、鄧面臨著被徹底打倒的危機。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二十九章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經過“中央文革”的“秀才”們獻策，毛澤東批準，“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一新口號，作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戰略部署”提出來了。
    本來，派不派工作組，充其量不過是個工作方法問題。自從成為“路線”——這“路線”不僅是“資產階級”的，而且還是“反動”的，一下子便把劉、鄧的“錯誤”升級了。
    ※※※
    對劉、鄧發起總攻擊的號令，是在1966年10月1日通過林彪之口發出的。
    自從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后，毛澤東一次又一次接見紅衛兵。天安門廣場成了“紅海洋”。每一次接見，毛澤東穿著一身軍裝，只在天安門城樓上“揮動巨手”，沒有發表講話。他已被封為“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一開口便成了“最高指示”。所以，他在公開場合，只由緊緊站在他的身邊的那位弱不經風的“副統帥”林彪，用尖利的嗓音發表一次次的講話。林彪的講話，在那時成為全國人民的“學習文件”。
    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七周年大會，照例由林彪發表主旨演說。
    往常，林彪在各種會議上發表講話，只是事先讓秘書“拉條子”———寫提綱，準備材料，他喜歡隨口而說，甚至把提綱撂在一邊?？墒?，在如此莊重盛大的場合，林彪只能“照本宣科”，按照“秀才”們為他擬好的講稿照念。
    這一回，林彪的講話稿，是由陳伯達和張春橋一起捉刀的。
    在天安門城樓上，當林彪發表講話時，他站在毛澤東的右邊，而毛澤東的左邊站著劉少奇。據云，這是周恩來煞費苦心排定的位置。因為劉少奇是國家主席，而十月一日是國慶節，怎能把劉少奇擠到不醒目的地位？可是，把劉少奇安排在毛澤東身邊，勢必會引起“中央文革”的激烈反對。周恩來把宋慶齡、董必武安排在劉少奇旁邊，宋慶齡、董必武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這么一來，“中央文革”挑不出毛病，毛澤東、林彪也同意了。
    林彪所念的講話稿，激烈地攻擊著站在毛澤東另一側的劉少奇。林彪說：“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的斗爭還在繼續?！?br />     “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顯然也就是“劉少奇路線”的代名詞。
    為了提出這么個新的代名詞，陳伯達和“中央文革”的“秀才”們煞費苦心。
    自從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江青便作了“注釋”。她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代表無產階級的司令部，一個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司令部”。
    關鋒又對江青的話，作了“發揮”：“無產階級的司令部就是毛主席的司令部。資產階級的司令部是某幾個中央領導同志的司令部。”不言而喻，關鋒所說的“某幾個中央領導同志”，指的便是劉少奇、鄧小平。
    姚文元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寫了一張題為《永遠跟著毛主席前進》的大字報，提到了路線問題：
    “炮打司令部，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用馬列主義的炮打，毛澤東思想的炮打，打掉司令部里的一切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反動路線。”
    不過，姚文元的大字報，并未說得非常明確。
    隨著反工作組的斗爭逐步深入，一次又一次提到了“兩個司令部”的斗爭，即“無產階級司令部”與“資產階級司令部”。
    “兩條路線斗爭”也由“秀才”們提出來了。“兩條路線”中的一條，早已見諸于報刊，即“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那么，與之對立的叫什么路線呢？
    按照“對偶”的原則，陳伯達擬出了“新名詞”，即“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
    在為林彪起草國慶講話稿時，陳伯達把一“新名詞”寫入了講話稿，毛澤東、林彪在講話稿上畫了個圈，表示講話稿可用。
    陶鑄看了講話稿，覺得“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用詞太兇，容易把執行“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的人等同于“反革命”，擴大打擊面，向毛澤東建議加一個“對”字，變成“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毛澤東同意了。
    經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念了這個“新名詞”之后，當天晚上，當毛澤東和他的“司令部”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集合，準備乘敞篷車去看焰火時，張春橋向毛澤東提出：“‘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在語法上不通，念起來也拗口?！泵珴蓶|答道：“以后就提‘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br />     據關鋒對筆者說，是他提議改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得到毛澤東的同意。他是從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一文中，把那句“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加以演繹，理所當然被毛澤東所采用。
    據王力回憶，周恩來當時不在場，不知道。周恩來曾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詞，向毛澤東提出異議。王力回憶說：
    總理是很明確地表示不同意“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法，他找了主席。事后他對我說，他是向主席這樣提出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提法合適嗎？黨內歷來提路線問題都是提左傾、右傾，沒有反動路線這個提法，這樣提合適嗎？”
    主席用英語作了回答，說原來用Counter－revolutionaryLine（反革命路線），后來改成Anti－revolutionaryLine（反對革命路線），最后還是用ReactionaryLine（反動路線）好。
    總理知道這是主席的主張，就說：“我懂了?！?br />     總理又找了關鋒，關鋒向他解釋了半小時?？偫碚f關鋒同他主要講了民主革命時期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對于路線的提法應當不同。
    總理以后就照著主席的口徑講了，實際上總理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見的。在當時那種情況下，總理把主席、關鋒駁掉是不可能的。
    經過“中央文革”的“秀才”們獻策，毛澤東批準，“徹底批判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根據毛澤東十月一日晚的意見，改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一新口號，作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戰略部署”提出來了。
    在林彪講話的第三天———十月三日，《紅旗》雜志第十三期的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發表了。這篇社論由王力、關鋒執筆，“中央文革”討論，江青、康生、張春橋審稿，陳伯達定稿，標題是陳伯達親自擬的。據王力回憶，社論初稿中用的是“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此，社論推遲到十月三日晚上才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十月四日見報。這篇社論向全國發出了新的動員令：“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
    “要不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能不能貫徹文化革命的十六條，能不能正確進行廣泛的斗批改的關鍵。在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義?！?br />     社論剛剛發表，十月六日，以蒯大富為“司令”的“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便召集十萬人，舉行“全國在京革命師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本來，派不派工作組，充其量不過是個工作方法問題。自從成為“路線”———這“路線”不僅是“資產階級”的，而且還是“反動”的，一下子便把劉、鄧的“錯誤”升級了。
    “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口號聲在全中國響起，劉、鄧面臨著被徹底打倒的危機。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三十章　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激烈斗爭
    林彪在講話中，指名道姓，猛烈地攻擊劉少奇和鄧小平。陳伯達的講話，那激烈的調子不亞于林彪。
    劉少奇檢討到這種地步，林彪、陳伯達、康生、江青并不放過他。
    ※※※
    一場新的激烈的斗爭，又在黨內核心層中展開。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結束還不到兩個月，1966年10月9日至20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又在北京召開。
    會議由毛澤東主持。中央各部門、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出席了會議。會議的主題，便是“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亦即批判劉、鄧。
    會議是毛澤東提議召開的。原來只準備開3天，后來開7天，以至開了19天。
    在會上唱主角的是林彪和陳伯達。他們在會上都作了長篇講話，講話記錄被印成一本小冊子，廣為散發，作為“學習文件”。
    林彪在講話中，指名道姓，猛烈地攻擊劉少奇和鄧小平。現照小冊子的原文摘錄如下：
    ……中央有幾個領導同志，就是劉少奇、鄧小平同志，他們搞了另外一條路線，同毛主席的路線相反。劉鄧路線，就是毛主席大字報說的，“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薄?br />     陳伯達在會上作了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長篇講話，后來改題為《對兩個月運動的總結》印發。所謂“兩個月”，即指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后的兩個月。
    毛澤東曾在陳伯達的講話稿上作如下指示：
    即送陳伯達同志，改稿看過，很好。抓革命、促生產這兩句話是否在什么地方加進去，請考慮。要大量印發，印成小本子，每個支部、每個紅衛兵小隊最少一本。
    毛澤東
    10月24日22時
    陳伯達的講話，那激烈的調子不亞于林彪，指責劉、鄧搞的是“國民黨的‘訓政’”。
    陳伯達的講話，除了談“形勢大好”、“兩條路線斗爭的繼續”外，還談了另外兩個問題，即“去掉怕字，放手發動群眾”，“堅持毛主席提出的階級路線，團結大多數”。陳伯達在結束講話時高呼：“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人民必將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據陳伯達自云，他是花了三天時間趕寫出這篇講話稿的。陳伯達的講話，跟林彪的講話緊密配合，在全黨掀起“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
    毛澤東也在會上講了話。他隨口而講，沒有稿子。從他的講話記錄來看，他的“調子”
    比林彪、陳伯達要低一些，甚至提及了“也不能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照毛澤東的講話記錄，摘錄于下：
    我看沖一下有好處。多少年沒有想，一沖就想了，無非是犯錯誤。什么路線錯誤，犯了就改嘛！誰要打倒你們？我是不想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想打倒你們。……有些同志說，不是有心犯錯誤，是稀里糊涂犯了錯誤，可以理解。也不能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們有責任，中央也有責任，中央沒管好。時間短，新的問題沒有精神準備，政治思想工作沒做好。我們17天會議以后，會好些。
    劉少奇也出席會議。面對著種種的批評和責難，他只好作檢查。劉少奇在“文革”中作過多次檢查，這一次的檢查最長、最詳細。劉少奇的講話中，幾處提及了陳伯達。
    以下摘錄劉少奇1966年10月23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檢查的原文：
    同志們：
    我堅決擁護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同意陳伯達同志的講話。我看了各小組會的大部分簡報，了解到一些地方和中央的一些部門在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犯了錯誤，許多同志都進行了檢討，這使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為這同我在前一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錯誤，是有關系的。……
    當工作組已經派出，已經有同志發現工作組同革命的群眾運動發生對抗的現象，并且提出不要工作組，例如陳伯達同志早就提出過這種意見。陳伯達同志是根據毛主席的啟發而提出這種意見的。當時，我們如果能夠領會毛主席的思想，調查研究大量的事實，立即將大批工作組撤回，也還是可以不致于犯嚴重的路線錯誤的。但當時我們沒這樣做……
    盡管劉少奇是被迫作這番檢查，但是劉少奇說“陳伯達同志早就提出這種意見”，使陳伯達喜滋滋的，似乎證明了陳伯達的“正確”。
    “新帳老帳一起算”，向來是“流行”的“整人公式”。劉少奇也不例外。他的檢查除了被迫承認了派工作組這一“路線錯誤”之外，不得不歷數自己1946年2月、1947年夏、1949年春、1951年7月、1955年、1962年、1964年一次又一次的“錯誤老帳”。
    劉少奇檢討到這種地步，林彪、陳伯達、康生、江青并不放過他。
    中央工作會議收場不久，陳伯達主編的《紅旗》雜志第十五期發表社論《奪取新的勝利》，提高了“批判劉鄧”的調子。
    除了猛攻劉少奇之外，陳伯達還尖銳地批判鄧少平。陳伯達在1966年10月25日的講話中，稱“鄧是錯誤路線的急先鋒”，“鄧的面貌如果不在我們全黨搞清是危險的，他同劉打著一樣的旗幟”，“鄧搞獨立王國”“1962年搞包產到戶也是鄧說的”……
    在“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高潮”的猛烈沖擊下，劉少奇和鄧小平完全靠邊了，再不露面了。“中央文革”取代了中共中央書記處，陳伯達權重一時，他這個“小組長”擁有比總書記還大的權力。
    盡管報上天天在批判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但是大多數黨的高級干部想不通，誠如毛澤東1967年5月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謝胡等人所說的那樣：
    《五·一六通知》已經明顯地提出了路線問題，也提出了兩條路線問題。當時多數人不同意我的意見，有時只剩下我自己，說我的看法過時了，我只好將我的意見帶到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去討論，通過爭論我只得到了半數多一點人的同意，當時還有很多人仍然想不通。李井泉想不通，劉瀾濤也不通。伯達同志找他們談，他們說，“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最后我們只能讓實踐去進一步檢驗吧！
    毛澤東提到的李井泉，當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則是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劉瀾濤代表著一大批“想不通”的高級干部！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三十一章　批判“血統論”
    “血統論”能夠在“文革”中盛行，固然依仗于在“文革”中泛濫的極左思潮，而且也與長期以來的“階級斗爭”理論緊密相連。
    “血統論”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紅五類”子女自恃出身好，“自來紅”，無法無天；“黑七類”子女則心靈受到莫大的創傷，失去對前途的信心。
    ※※※
    陳伯達在接受筆者的采訪時，曾說過這樣的話：“‘文化大革命’是一個瘋狂的年代，那時候我是一個發瘋的人。”盡管如此，陳伯達在“文革”中，也做過一些“好事兒”。
    “好事兒”之一，就是批判“血統論”。在“文革”之初，“血統論”曾一度非常流行。
    “血統論”原本出自封建君主的世襲制。在“文革”中，這種封建糟粕卻被披上了紅色的外衣。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學院附中紅衛兵貼出了這樣的“鬼見愁”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臟話，已被屏蔽）”。橫批是“基本如此”。這副對聯一貼出來，就產生“轟動效應”：圍觀者、傳抄者、批評者、辯論者，比比皆是。8月1日，這副對聯迅即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高等學校貼出，又一次引起轟動。這副對聯成為“血統論”
    最形象、最有煽動力的口號。于是，出身革命干部、工人、貧下中農等家庭的子女，成了“好漢”，趾高氣揚；而出身“反動家庭”的子女，則低三下四，成了“（臟話，已被屏蔽）”，成了“賤民”。這副對聯引起激烈的辯論：有人高呼“好得很”，有人斥之為“糟得很”。消息迅速傳入“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的耳朵。陳伯達很快就作出反應。在這副對聯出現的第四天———8月2日凌晨，陳伯達在接見對于對聯持不同意見的兩派紅衛兵時，就明確表示，這副對聯“不全面”。陳伯達批判了“血統論”，指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臟話，已被屏蔽）”，實際上是封建社會“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的翻版。
    陳伯達把那副對聯作了修改：
    “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
    橫批改為“理應如此”。
    陳伯達向紅衛兵們宣傳說，毛主席號召我們要團結大多數。“血統論”不利于“團結大多數”，違反毛主席的教導。陳伯達當時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有著“中央首長”
    的身份，他在多次講話中批判了“血統論”，在廣大青年學生中產生了影響。應當說，“血統論”能夠在“文革”中盛行，固然依仗于在“文革”中泛濫的極左思潮，而且也與長期以來的“階級斗爭”理論緊密相連。特別是在高等學校招生中長期貫徹了所謂的“階級路線”，出身“反動家庭”的子女即使成績優秀也被拒之大學校門之外。所以，“血統論”一提出，便得以大肆流行。盡管陳伯達多次批判那副“鬼見愁”對聯，但是“鬼見愁”對聯仍在廣泛傳播，而且還出現了《鬼見愁之歌》，歌詞就是這副對聯，只是在“老子反動兒（臟話，已被屏蔽）”一句之后，加上了一句：“滾，滾，滾，滾（臟話，已被屏蔽）蛋！”“血統論”以血統劃線：所謂“紅五類”是指家庭出身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軍人、工人和貧農的子女；所謂“黑五類”是指家庭出身或者親屬中有人出身為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分子（其實也包括“摘帽右派”）的子女。
    后來，“黑五類”又擴大為“黑七類”，即加上“走資派”和資本家的子女。在“紅五類”和“黑七類”之間，還存在“中間地帶”，即所謂“紅外圍”?！凹t外圍”是指家庭出身為教師、店員、市民、中農、下中農的子女。
    在“大辯論”中，當時流行“報成分”，即在發言之前，先要自報家庭成分。如果所報的家庭成分屬于“黑七類”，馬上被轟下臺……
    “血統論”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紅五類”子女自恃出身好，“自來紅”，無法無天；“黑七類”子女則心靈受到莫大的創傷，命中注定了“黑”，失去對前途的信心。
    1966年10月16日下午，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所作的講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中，雖然講話的主題即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是完全錯誤的，但是內中批判了“血統論”，卻是應予肯定的。陳伯達的這一講話經毛澤東同意，作為中共中央文件印發下達，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陳伯達在講話中，首先指出高干子女的“血統”未必“高貴”，接著，陳伯達深入地批駁了“血統論”：
    現在有一些學生接受什么“自來紅”、“自來黑”的觀點，接受什么要在學生中劃分“紅五類”、“非紅五類”或者什么“黑幾類”的觀點。制造這類觀點的人，是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亂，蒙蔽青年。我們勸青年們不要接受這種血統論的錯誤觀點，而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階級論來武裝自己的頭腦。同時，那些制造和散布這種血統論的人，如果愿意回到無產階級的革命道路上，就應該改正錯誤，停止散布這種謬論。
    值得提到的是，在1966年12月，一張署名“家庭問題研究小組”的傳單《出身論》，成為又一篇批判“血統論”的力作。1967年1月28日，由“首都中學生革命造反司令部”
    創辦的《中學生文革報》刊登了《出身論》?！冻錾碚摗肥紫戎赋?，“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臟話，已被屏蔽）”這副對聯“不是真理，是絕對地錯誤”。
    《出身論》指出，過分強調家庭出身，“是長期以來嚴重的社會問題”。不是“紅五類”出身的人，“往往享受不到同等的政治待遇”，這是“不公正的現實”。《出身論》指出，一個人的成長，社會影響遠遠超過家庭影響。如“領導的教導、報紙、書籍、文學、藝術的宣傳，習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會給一個人不可磨滅的影響。這些統稱為社會影響。這都是家庭影響無法抗衡的?！薄叭耸悄軌蜻x擇自己的前進方向的”，“娘胎里決定不了”。因此，“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應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提出應努力“填平這人為的鴻溝”。后來，《出身論》受到追查，這才查明作者是北京二十四中學的學生遇羅克。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稱《出身論》是“反動文章”。遇羅克于1968年以“惡毒攻擊”的罪名被捕。1970年3月5日被處決。直至1980年，遇羅克一案才得以平反。陳伯達在“文革”中做的另一“好事兒”，就是反復向紅衛兵們宣傳“要文斗，不要武斗”。在“血統論”盛行的日子，“紅五類”們出于“強烈的階級感情”，先是用巴掌、用拳頭，后來發展到用皮帶，對“黑六類”進行“武斗”。打人現象，越來越普遍。這時候，江青為之推波助瀾，于是“打人風”迅速在全國蔓延。周恩來，陶鑄、陳毅等，多次發表講話，要求迅速制止武斗。
    陳伯達所起草的布告，也就是1966年11月18日中國共產黨北京市委員會發出的《重要通告》。全文如下：
    任何廠礦、學校、機關或其他單位，都不允許私設拘留所，私設公堂，私自抓人拷打。
    這樣做是違犯國家法律和黨的紀律。如果有人在幕前幕后指揮這樣做，必須受到國法和黨紀的嚴厲處分。從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處理。
    1966年11月20日，經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向全國各地轉發了中共北京市委的這一《重要通告》，并加以下按語：
    北京市委11月18日的重要通告，很好?，F在轉發全國，請各省、市、自治區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名義大量印發，在學校、廠礦、機關或其他單位內張貼。各地如有同樣的情況，照這個通告辦理。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三十二章　沖擊國防部
    國防部乃軍機要地，何況國防部部長是“副統帥”林彪，學生們難道吃了豹子膽，怎敢沖擊國防部呢？
    林彪先是有點驚訝，說：“??？沖進國防部了？”
    陳伯達的一張條子，平息了一場風波，“中央文革”顯示了“神通”
    ※※※
    “文革進行曲”在時起時伏地“進行”著：五月，《五·一六通知》；6月，《橫掃一切牛鬼蛇神》；7月，工作組“抓游魚”；8月，《炮打司令部》；9月，大串連，紅衛兵涌向北京；10月，“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進入11月，全國性的大動亂惡性爆發了……
    11月2日，“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大幅標語，第一次出現在天安門廣場，外國通訊社駐京記者紛紛發出急電，報道來自中國紅都的爆炸性新聞。從此，全世界都知道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和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已經成了“打倒對象”。
    過了一天，中國各報以醒目的地置，登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在一起的照片，清楚表明現時中國的領導核心是由這5個人所組成，已經擯棄了劉少奇和鄧小平。
    “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使中國處于大動蕩之中。
    11月8日凌晨2時，一樁突然爆發的事件，震驚了北京：從來門衛森嚴的國防部，遭到幾百名學生的沖擊。學生們從國防部南門朝里沖，要沖進國防部大院。警衛部隊緊急動員，組成一道人墻，攔阻學生。學生與警衛部隊發生了沖突……
    國防部乃軍機要地，何況國防部部長是“副統帥”林彪，學生們難道吃了豹子膽，怎敢沖擊國防部呢？
    原來，那理由很簡單：“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前來沖擊的學生，主要是張家口外語學院的學生，也有解放軍技術工程學院的學生。據說，國防部李天佑副總參謀長在這些學校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學生們前來國防部興師問罪，要求批判李天佑。
    事關重大。國防部立即把緊急情況報告全軍文革組長、總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劉志堅不敢怠慢，馬上打電話向林彪報告。接電話的是林彪秘書張云生，據他回憶：劉志堅的電話講了半個多小時，蕭華又來了電話，他也報告了類似的情況，也主張對沖擊國防部的學生進行嚴肅處理。
    向林彪報告事情有幾條禁忌：在他臨休息前，不能向他報告任何事情，否則會影響他睡覺；他在睡覺的時候，無論什么事情，都不要叫醒他；他才起床后，由于精神尚未完全恢復，也不能聽講任何東西；他在用飯時乃至飯后半小時內，不但不能聽講文件，就是與人談話，都會“出汗”。這些不成文的“規矩”，在林辦已延續多年：誰違反了它，誰就要對林彪的健康負責。由于這一切，我在清晨接到劉志堅和蕭華主任的電話報告，直拖到上午9點鐘以后才得機會向林彪報告。
    林彪先是有點驚訝，說：“啊？沖進國防部了？”可是，他并不想直接出面處理。林彪踢皮球，把難題推給軍隊的文革小組去處理。
    軍隊的文革小組李曼村、謝鏜忠、辛國治出面勸說學生們退出國防部，可是，學生們不予理睬，因為軍隊的文革小組畢竟沒有太高的威信。
    就在林彪睡覺的時候，軍隊的文革小組已向“中央文革”求援。陳伯達不吭聲，他知道國防部是林彪的天下，他怎能插手？
    “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口號聲，在國防部大院里不停地喊著。軍隊文革小組無法解決問題，只得再次向“中央文革”求援。陳伯達知道這是林彪踢過來的“皮球”，也就顯示“中央文革”的“威力”了。
    陳伯達派出了手下的張春橋、戚本禹兩員大將，會同“中央文革”的軍隊成員謝鏜忠，出現在國防部。
    “同志們！同學們！我是伯達同志派來的……”那時的張春橋，還不算顯赫，他扛出了組長陳伯達的牌子，贏得了學生們的一片掌聲。
    張春橋掏出一張紙片，宣讀陳伯達親筆寫的“指示”。
    據檔案所存，陳伯達的“指示”全文如下：
    小道理服從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這是毛主席經常說的。今天的事不管你們有這樣或那樣千條萬條的道理，但比起沖進我們無產階級的神圣的國防部這件大事來，你們的多種道理都站不住腳了。你們忘記了大道理，把這樣的小道理擺在大道理之上，怎么能夠說是正確的呢？
    希望你們立即離開國防部，有什么事可以一個一個談清楚，有什么委曲可以一個一個解決。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學們要用大道理來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提高自己，方法是擺事實講道理，罵人不好，打人更不好，請同學們好好想一想，不要在那里頂了，你們年輕，不要以為自己都對，誰也說不得，我說的這些都是好意，都是從大道理出發的。希望你們不要輕聽輕信，偏聽偏信，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道理上前進。再說一句，希望你們立即離開國防部，今天的錯誤是可以改正的，改正以后還可以做一個毛主席的好學生。
    因為身體不好，托張春橋、謝鏜忠和戚本禹三位同志來接見你們，說這番話，請你們考慮。
    張春橋念畢，大聲問道：“同學們，伯達同志的話，你們擁護不擁護？”學生們只好答道：“擁護！”
    “好。既然大家擁護伯達同志的意見，馬上就退出國防部！”張春橋緊接著說道。
    鬧了一天的學生們，這時只好散去，退出了國防部大院。
    陳伯達的一張條子，平息了一場風波，“中央文革”顯示了“神通”。
    “謝謝陳伯達同志！”從林彪那里，傳來這句話，使陳伯達分外高興，雖說他早就認識葉群，可是跟這位“副統帥”并無多大來往，畢竟一個是“秀才”，一個是“兵”。這一回，陳伯達接住了林彪踢過來的“皮球”，“理論家”跟“副統帥”之間有了“友誼”……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三十三章　安亭事件

    上海的風波也是“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惹起來的。中共上海市委在“文革”之初，按照劉少奇的部署，也派出了大量工作組。甚至在毛澤東回到北京之后，中共上海市委還不知道北京的“行情”，仍在那里派出工作組。上海的學生、工人起來驅逐工作組，中共上海市委強調：“北京派工作組是錯誤的，上海派工作組是對的！因為中共上海市委向來是正確的！”
    “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浪潮在上海興起。上海的紅衛兵、造反派炮轟陳、曹，如同北京炮轟劉、鄧。陳，陳丕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曹，曹荻秋，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兼上海市市長。在陳、曹之中，曹是炮轟的重點。因為陳丕顯在1996年3月查出鼻咽癌，處于休養之中，日常工作由曹荻秋主持。
    上海第十七棉紡廠保衛科干事29歲的王洪文，成為上?！皬氐着匈Y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風云人物。他組織上海各工廠的造反派們，籌備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簡稱“工總司”），他被推選為“司令”。
    11月9日下午，“工總司”在上海文化廣場召開成立大會，要求曹荻秋到會，予以“承認”。曹荻秋沒有理睬。會后，王洪文帶領幾千工人造反隊員到中共上海市委，要求見曹荻秋。曹荻秋仍不予理睬，因為曹荻秋給陶鑄打過電話，陶鑄明確答復，成立跨行業的全市性的“工總司”是不適當的，是違反了中央有關規定的。
    王洪文帶領“工總司”的造反隊員們鬧了一夜，還是見不到曹荻秋，便鼓動造反隊員們“進京告狀”！
    11月10日清晨，王洪文率隊沖入上海北站，搶上列車。上海北站秩序大亂。
    據當時擔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三書記的韓哲一告訴筆者：考慮到上海北站地處鬧市，“工總司”在那里鬧事影響很不好，曹荻秋和他商量，決定發車。原定把列車開到蘇州附近的昆山站停下，使鬧事者遠離上海市區。但是列車啟動后，上海鐵路局考慮到停在上海遠郊嘉定縣境內的安亭車站更合適些，于是，那列裝滿“工總司”造反隊員的列車便駛入安亭附近的岔道，停在那里。
    “這是陰謀！這是上海市委的陰謀！”王洪文豈肯善罷甘休？“司令”存心擴大事態，在11月10日中午攔住了上海開往北京的十四次特別快車。那一段鐵道是單軌，十四次列車停在那里，滬寧線便阻塞了！
    震驚全國的“安亭事件”爆發了。在此之前，“文革”之亂還只是亂在貼大字報、揪斗“走資派”，從“安亭事件”開始，“文革”之亂造成工交生產癱瘓，使大動亂升級了。
    告急電話打到李富春那里。李富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當時主管工交。倘若發生在安亭的交通中斷事故僅僅因為自然原因，如脫軌、相撞、地震、水災等等，李富春親自處理也是可以的?？墒?，這一回卻是因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引起的，李富春不能不急告“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
    陳伯達與李富春商量，馬上派人前往安亭，勸阻工人不要攔斷交通。派誰去呢？陳伯達提出派張春橋，因為張春橋既是“中央文革”成員，又是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李富春同意了。據陳伯達回憶，當時并未意識到“安亭事件”的嚴重性，派張春橋去是他匆匆決定的，沒有請示過毛澤東，不是張春橋后來所吹噓的那樣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派我去安亭”。
    事情緊急，張春橋必須坐飛機趕往上海。據王力回憶，是陳伯達要他掛電話給空軍司令吳法憲，調來一架軍用專機。王力送張春橋到機場。張春橋上了專機，于11月11日晚8時離開北京，飛往上海。在上海機場接張春橋的，是韓哲一。
    在張春橋出發前，陳伯達給安亭發去一份急電。他的電報的調子，跟寫給在國防部鬧事的學生的信差不多。
    王洪文畢竟不像那些沖擊國防部的學生好對付。當張春橋在安亭宣讀了陳伯達的電報之后，，以王洪文為首的“工總司”刷出大標語，說陳伯達的電報是大毒草。消息飛快地傳進了林彪的耳朵。據陳伯達對筆者說，林彪尖銳地批評了他：“大道理管小道理，這是毛主席說的，當然是對的?？墒牵惆焉a當成了大道理，這完全錯了。大道理是什么？大道理是革命！革命才是第一位的。革命管一切！”
    面對林彪的批評，陳伯達趕緊承認自己的電報寫錯了。陳伯達馬上轉為支持王洪文，支持張春橋在上海跟王洪文談定的五項協議。
    張春橋在1966年11月16日的談話中，也講到這一過程：
    我把五條協議以及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報告給他（引者注：指陳伯達）。這樣中央文革小組就討論我在文化廣場所講的五條。到了晚上，文革小組給我打電話來，我在文化廣場對這個問題的判斷，認為對這個問題的處理，是完全正確的，是應該這樣做的。
    王洪文造反之初，正是得到了陳伯達、江青、張春橋的支持，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這才逐漸成為上海一霸，以致后來成為“四人幫”中的一個。陳伯達從發出那個“大毒草”電報，到迅速“急轉彎”，到支持王洪文，不過兩三天工夫，又一次顯示了他的政治投機的看家本領。
    這時，中共上海市委由第一書記陳丕顯出面，給陳伯達打電話。陳丕顯在電話中質問陳伯達：“你們的一個文革小組副組長，究竟有沒有權力背著華東局和上海市委與群眾組織簽訂反對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決定？你們還要不要國家的法律？”
    陳伯達慢條斯理地回答：“不要那么發脾氣，冷靜一點嘛！字已經簽了，中央在研究?！?br />     陳丕顯又給陶鑄打電話，陶鑄明確表示不同意張春橋的做法。
    陳伯達得知陳丕顯給陶鑄打電話，擔心陶鑄會去找毛澤東。陳伯達馬上帶著王力去見江青，江青說：“要搶在陶鑄前面見主席！”他們深知，如果毛澤東支持陶鑄的話，那他們就會陷入被動。
    11月16日下午3時，毛澤東在北京釣魚臺十二樓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但常委劉少奇、鄧小平、朱德、陳云沒有參加），“中央文革”小組江青和王力參加了會議。
    毛澤東拿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念了其中的“結社自由”一段，說上海的“工總司”符合憲法規定的“結社自由”。毛澤東又談到了張春橋在上海跟“工總司”簽訂的五項協議，他說：“可以先斬后奏，總是先有事實，后有概念。”毛澤東是當時中國的最高權威。他的話，一錘定音。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三十四章　遷出中南海
    江青一聽，發脾氣了：“中南海是什么地方？你陳伯達拍什么照片、查什么腳印？你給我搬出中南海去！”
    這一起“腳印案件”，居然導致陳伯達遷出中南海，真是始料不及……
    ※※※
    1966年11月26日，毛澤東最后一次———第八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從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以來，3個多月中，毛澤東已接見了1100多萬紅衛兵。
    已經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站穩腳跟的江青，也急于公開亮相。她能“接見”誰呢？自詡為“無產階級文藝英勇旗手”的她，要“接見”她的“文藝大軍”。
    1966年11月28日，首都文藝界舉行盛大集會。江青登臺，陳伯達帶著“中央文革”的“秀才”們為之捧場。
    江青在會上發表了長篇演講。這篇演講，成為她繼《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之后的第二篇“力作”。這篇講話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公開發表，成為“學習文件”，而且還收入1968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青同志講話選編》。
    鑒于這是江青第一回登臺公開亮相（她以前的種種在群眾場合的即興講話，只是被用油印機印成傳單散發而已），她的講話將向國內外發布，所以她在向“文藝界的同志們，朋友們，紅衛兵小將們”致以“無產階級的革命敬禮”之后，就“說說我自己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認識過程”。
    江青從“由于生病，醫生建議要我過文化生活”說起，到發現“《海瑞罷官》、《李慧娘》等這樣嚴重的反動政治傾向的戲”，到爭取“批評的權利”……
    在談了冗長的“認識過程”之后，江青談及了“文革”。她提及了陳伯達。
    接著，江青大言不慚地談起了“京劇革命”的“偉大成績”。她說，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伯達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許多同志，“都肯定了我們的成績，給過我們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在這次大會上，陳伯達又一次給予江青以“巨大的支持和鼓舞”。上一回———1966年7月24日，陳伯達在北京廣播學院的那一番對江青的“高度評價”，還只是印在傳單上。這一回，陳伯達發表講話，對江青作了“熱情贊揚”。他的講話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在《紅旗》雜志上?！袄碚摷摇钡摹盁崆橘潛P”，對于公開亮相的江青來說，是何等的需要。陳伯達在講話中，稱贊江青作出了“特殊的貢獻”。
    在毛澤東思想的直接指導下，掀起了京劇改革，芭蕾舞劇改革，交響音樂改革等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的革命改革的高潮，用京劇等形式，表達中國無產階級領導下的群眾英勇斗爭的史詩。堅持這種文藝革命的方針，而同反動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的同志中，江青是有特殊的貢獻的。
    陳伯達的講話，激起久久的“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號聲。“理論家”的贊揚，為江青的亮相投射了一束明亮的光。
    此后，陳伯達仍不時為江青當吹鼓手。1967年5月23日，陳伯達在首都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大會上，吹噓江青是“打頭陣的”。
    陳伯達如此“熱心”地“樹”江青，拍江青的馬屁，討好江青，其實也是為了穩住他那“中央文革”組長的交椅。江青已在“中央文革”說一不二，掌握了實權。
    江青當然感謝“理論家”為她捧場，不過，在這個驕橫的女人眼里，陳伯達這“老夫子”只是個“迂儒”罷了?？瞪撇黄痍惒_，罵他是“烏龍院”的“院長”，而江青也目中無人，罵他是“劉盆子”。
    劉盆子何人？那是東漢時赤眉農民起義，欲立新帝，選中了劉盆子。劉盆子是西漢遠支皇族，算是劉邦的后裔，起初在起義軍中放牛，號為“牛吏”。劉盆子沾了皇族的光，在公元25年被立為皇帝，年號建世。江青罵陳伯達為“劉盆子”，挖苦他當“中央文革”組長如同劉盆子當皇帝一樣。
    江青還嘲笑陳伯達是“黎元洪”。黎元洪原是湖北新軍第21混成協統領。1911年武昌起義時，黎元洪嚇得趴在床底下，可是革命軍卻把他從床下拖出來擔任政府鄂軍大都督！
    陳伯達和江青之間，捧捧罵罵，在“中央文革”里爭爭斗斗。陳伯達常常斗不過這位“第一夫人”。氣憤之際，陳伯達竟然也說：“我成了劉盆子！”在陳伯達看來，劉盆子不過是傀儡，他也成了傀儡。
    盡管“理論家”與“第一夫人”在“中央文革”勾心斗角，但他們畢竟是一伙，在推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方面完全一致。
    就在“理論家”為江青的公開亮相捧場一番之后，他的家中發生了一樁不大不小的怪事。
    一天，忽然有人向陳伯達的妻子劉叔晏報告：在陳家后門的外墻，發現幾個可疑的腳印！
    劉叔晏走去一看，覺得那腳印確實有點蹊蹺，怎么會落在墻上呢？
    大抵是“階級斗爭”觀點太強的緣故，陳家懷疑有人翻墻入院，或者爬在墻上觀察陳家動靜。
    陳伯達是“中央文革”組長，家中出現這等怪事，那還得了！劉叔晏馬上告訴保衛部門。于是，來了幾個公安人員，對著陳家墻上的腳印拍照。
    究竟是誰的腳印呢？首先受到懷疑的，自然是陳家的近鄰。
    與陳家一箭之隔的是董必武家。董必武是黨的創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解放后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除了董家受到那些“眼睛、鼻子靈得‘可愛’的人”的懷疑之外，那個關于腳印的問號還在中南海不斷擴大……
    消息進了江青的耳朵。江青一聽，發脾氣了：“中南海是什么地方？你陳伯達拍什么照片、查什么腳?。磕憬o我搬出中南海去！”
    陳伯達當時在釣魚臺工作。知道腳印一事之后，回到家中，跟劉叔晏吵了一架，已無濟于事。這位堂堂的“中央文革”組長，只得忍氣吞聲，受他的那位第一副組長的調遣，準備搬家。
    沒多久，陳伯達便離開了中南海，搬到附近的新建胡同去住。
    那么，陳家后門院墻上的腳印，究竟是誰留下來的呢？
    據云，是一位中學生，出于對這位“中央文革”組長的氣憤，對著陳家的院墻踹了幾腳，如此而已。既沒有翻墻而入，也沒有“偷聽”、“偷看”。
    可是，這一起“腳印案件”，居然導致陳伯達遷出中南海，真是始料不及……陳伯達埋怨著劉叔晏，夫妻關系原來已有些不和，這么一來更加緊張。好在已經搬出中南海———在中南海吵架，陳伯達生怕給左鄰右舍聽見。
    “你別神氣！如今，倒了那么一大片人，你也遲早會倒的！”劉叔晏跟陳伯達吵架，有時蹦出這么一句話，弄得陳伯達心中也好一陣緊張。
    “什么‘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吃人！”有時，劉叔晏言詞更加尖銳。
    “理論家”一聽這話，臉色都變了。
    就在“理論家”為江青的公開亮相捧場一番之后，他的家中發生了一樁不大不小的怪事。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三十五章　接管陸定一專案
    陸定一一家深受浩劫之苦：陸定一和嚴慰冰各被關押13年，嚴慰冰的3個妹妹受株連各關9年、6年、8年，長子關6年，70高齡的岳母關了一年后死于獄中，總刑期竟達56年！
    ※※※
    雖然劉叔晏在氣憤之際，罵罵咧咧，說出“‘文化大革命’就是吃人”這類在當時“違禁”的話，但是她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也參與過整人。
    那時，她負責范若愚的專案組。范若愚，山西五寨縣人，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9年任《紅旗》雜志常務副總編兼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副校長?！拔母铩遍_始不久，被誣為“特務”，成立了專案組，專門整他。范若愚和他的親屬受到了誣陷。
    范若愚的冤案越搞范圍越大，許多無辜者受株連。負責中央“專案”工作的江青，卻夸獎劉叔晏“辦案有能力”，要她負責更大的“專案”———陸定一專案。
    陸定一的職務遠遠高于范若愚，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文化部部長、是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中的一個。江青要劉叔晏負責陸定一專案，劉叔晏自知干不了。陳伯達接過了這一專案。這樣，陸定一專案便由陳伯達主管。
    筆者為了了解陸定一受迫害的情況，曾赴北京，在陸定一家采訪。據陸定一夫人嚴慰冰的胞妹嚴昭告訴筆者，陸定一一家深受浩劫之苦：陸定一和嚴慰冰各被關押13年，嚴慰冰的3個妹妹受株連各關9年、6年、8年，長子關6年，70高齡的岳母關了一年后死于獄中，總刑期竟達56年！另外，四位曾為嚴慰冰診治的精神科大夫也受株連，投入獄中，其中兩位大夫含冤死于獄中！
    陸定一受迫害的主要原因，是他對林彪的那一套“立竿見影”、“走捷徑”式的學習毛澤東著作的方法持反對態度，認為那是“簡單化、庸俗化、實用主義”。陸定一受迫害的導火線，則是妻子嚴慰冰那“五○二專案”。
    所謂“五○二專案”，即“化名信專案”。那是從1960年3月起，化名“基督山”、“黃玫”等，寫了一封又一封信，直寄林彪、葉群，像一顆顆微型原子-彈一樣，在林府爆炸，使林彪、葉群坐立不安。
    據嚴昭回憶，早在延安時期，嚴慰冰便對葉群那種驕橫跋扈的派頭看不慣，在林彪取代了彭德懷之后，氣焰日盛。1960年初，嚴慰冰去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探望兒子德德，見到在那里學習的林彪之女林曉霞。林曉霞是林彪前妻劉某所生。嚴慰冰得知林曉霞連寒暑假都不能回家———林彪和葉群不許她回去，對她很不好。出于義憤，嚴慰冰寄出了化名信，痛罵林彪、葉群。
    1963年夏，公安部六局局長來到嚴慰冰所在工作單位———中共中央宣傳部，調取嚴慰冰檔案。一看筆跡，便斷定“基督山”即嚴慰冰。
    林彪得知化名信是嚴慰冰所寫，便決心“一窩端”，干掉陸定一———其實，當時陸定一本人并不知道嚴慰冰寫化名信一事。
    機會終于到來，1966年5月，在那次通過《五·一六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彭、羅、陸、楊被定為“反黨集團”。5月18日，林彪在會上所作的長篇講話中，猛烈地攻擊了陸定一夫婦：
    有一批，他們想冒險，他們待機而動，他們想殺我們，我們就是要鎮壓他們！他們是假革命，他們是假馬克思主義，他們是假毛澤東思想，他們是背叛分子，毛主席還健在，他們就背叛，他們陽奉陰違。他們是野心家，他們搞鬼，他們現在就想殺人，用種種手法殺人，陸定一就是一個，陸定一的老婆就是一個。他說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么能不知道？……
    原本住在中南海增福堂的陸定一，被趕出去了，臨時住在北京安兒胡同一號。
    嚴慰冰和她的胞妹嚴昭是在1966年4月28日同時被捕。陸定一則在5月底失去了自由。
    1966年12月，陳伯達接管了陸定一專案。
    誣陷、迫害陸定一，是陳伯達在“文革”中所犯嚴重罪行之一。為此，1980年12月2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就這一問題審問陳伯達。庭長江華出庭審判，審判長曾漢周主持審判。
    以下是法庭審判記錄：
    法庭出示和宣讀陳伯達、謝富治、吳法憲批準1968年5月23日專案組關于逮捕陸定一的報告（引者注：陸定一早在1966年5月底遭非法關押。這份報告是指正式辦理逮捕手續）。報告上“同意”二字經字跡鑒定，系陳伯達所寫。出示后，陳伯達說：“這個批的完全是我的字，沒有問題，完全是我的字。這件事情呀，老實說，我這個記憶力太糟糕了，我實在不記得，但是事實俱在。”
    問：“你實在不記得，現在你看過以后，這個是事實吧？”
    答：“是事實?！?br />     問：“你還提出要把陸定一交給紅衛兵審判，有沒有這個事情？”
    答：“有這個事情……因為江青強迫劉叔晏接受這個案子，又請她吃飯，劉叔晏都不干，我看這個樣子，不好下臺，我就接過來，我說我管好了。為什么我接受這個案子呢？我跟陸定一無冤無仇，為什么接受這個案子，就是有這個原因，就是她要迫害我家庭，我如果不搞呀，不接受這個案子，她要迫害我家庭，我自私自利呀，考慮這個問題，迫害我全家，我當時是有所顧慮的……”
    接著，法庭審問陳伯達對陸定一專案的三條指示問題。陳伯達先說了三條的內容。法庭出示、宣讀和投影了1966年12月16日陳伯達親筆寫的對陸定一專案的三條提示，原文是：
    “一、降低生活標準（不超過12元），沙發、軟床、寫字臺等等，一概搬掉。二、要他（和她）寫逐日活動，先從去年10月起到今年被捕止。三、考慮交紅衛兵審判。（此事內部掌握）”
    法庭還宣讀了原陸定一專案組錢光五的證言，以及筆跡檢驗鑒定書。宣讀后，審判員李明貴問：“你下達書面指示，要把身為副總理的陸定一交紅衛兵審判，這是嚴重違反憲法和破壞社會主義制度法制的，你當時知道不知道？”
    答：“當時沒想到?！?br />     問：“這不僅會使他受到人身迫害，而且甚至會有生命的危險，這一點你知道不知道？”
    答：“這些問題我都沒有想到，但是當時呢，我是在發瘋的時刻，人尤其在發瘋的時候，我是可能發瘋的?！?br />     陳伯達在法庭的答詞中，有一句話倒是逼真地道出了他當年的心態：“我是在發瘋的時刻！”確實，“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發瘋”的運動，陳伯達在那些歲月如同“發瘋”一樣上躥下跳，以致成為人民的公敵。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三十六章　清除異己
    “叛徒”是“文革”中流行的“帽子”，要想整倒誰，胡弄了一點“調查材料”，說成是“叛徒”，便可把人置于死地。
    身為“第五號人物”的陳伯達，怎樣才能打倒位于他之前的“第四號人物”陶鑄呢？
    ※※※
    “文革”，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剝筍”，一層層地剝去那些“異己”。
    在“文革”中，黨內在“剝筍”，政府內在“剝筍”，軍隊內在“剝筍”。
    就連“中央文革小組”，也在“剝筍”。
    穆欣被“剝”掉了———因為有人揭發穆欣在“文革”前有精神病，列為“惡毒攻擊”
    之罪。江青隨手給他扣了項“叛徒”之帽，讓王烽派人去調查。于是，“中央文革”的名單上，便勾去了穆欣的大名。
    尹達也被“剝”掉。這位歷史學家，早在1931年便已參加河南安陽殷墟發掘，1938年在延安加入中國共產黨，解放后成為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歷史研究所第一副所長。一頂“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就使他靠邊。郭影秋、鄭季翹、劉文珍受到沖擊，不再參與“中央文革”工作。
    在1966年底，“中央文革”四位副組長中的兩位———王任重、劉志堅受到了“炮轟”。
    在省委書記之中，除了陶鑄，要算是王任重喜歡運動筆頭的了。在王任重領導下的中共湖北省委寫作小組，以“龔同文”為筆名，在“文革”前發表了許多雜文，其中不少是王任重親自寫的。正因為王任重頗有“文名”，毛澤東十分看重。他當“中央文革”副組長，也因為是省委書記中的“秀才”。可是，“文革”風暴驟起，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的第一書記，除了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寫大字報支持造反派之外，全都受到炮轟。王任重雖然有著“中央文革”副組長的光輝庇護，造反派也知他并非江青“嫡系”。湖北的造反派早已把炮口對準王任重。不過，一般性的“炮轟”，還打不倒王任重。
    完全出乎意外，一首小詩，竟成為轟倒王任重的重磅炮彈。那是一個造反派偶然從王任重的兒子那里，看到王任重寫的一首詩，內中稱毛澤東為“戰友”、“兄長”。這本來是很普通、很正常的事，可是在那種“非凡的年代”，造反派們如獲至寶：“哼，你王任重膽大包天，竟敢跟偉大領袖毛主席稱兄道弟！”頓時，武漢三鎮的造反派們起哄了，向王任重興師問罪。江青大喜，她正巴不得找個由頭“剝”掉王任重。這時，陶鑄出面保王任重，向毛澤東寫了報告，建議王任重辭去“中央文革”副組長職務，仍回中南局工作。而且王任重當時正患肝病，陶鑄建議讓他休養、治病。毛澤東在報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組副組長，要離開文革小組，請政治局和文革小組開個聯席會，對任重提提意見。”
    自1966年10月起，王任重離開北京，到廣州養病。
    繼王任重之后，劉志堅“剝”去“中央文革”副組長的職務。劉志堅是在1964年奉命去廣州參加調查“大比武沖擊政治”，一度被林彪看中。這樣，當林彪委托江青召開那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時，便派劉志堅作為座談會的召集人?！爸醒胛母铩背闪r考慮到要有軍隊方面的代表，選中了劉志堅。劉志堅是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兼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
    江青很快就發覺，劉志堅“不聽話”。1967年初，江青稱劉志堅為“兩面派”，很快就把他打倒了。江青對部隊的造反派說：“像劉志堅這樣的人物，我們幫你揭發。我名義上是軍隊的文化顧問，但是他從不向我匯報。去年開了個座談會（引者注：指林彪委托江青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他有了政治資本。因為蕭華有病（引者注：蕭華為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病了兩年。他的手伸得很長，當了中央文革的副組長……他是典型的兩面派。”
    陳伯達附和江青，給劉志堅安了頂“叛徒”的帽子，把他打倒。
    “叛徒”是“文革”中流行的“帽子”，要想整倒誰，胡弄了一點“調查材料”，說成是“叛徒”，便可把人置于死地。
    關于劉志堅所謂的“叛徒”問題，徐向前后來說明了真相：“陳伯達說劉志堅同志是叛徒，其實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是在抗日戰爭時的一次戰斗中，我們的部隊遭到敵人襲擊，劉志堅同志被俘了。冀南部隊司令部接到地下情報組織的消息，說日本人在某時通過某地，根據這個情報，我們的部隊在敵人通過的路上打了一個伏擊，當天就把劉志堅同志救出來了，根本無所謂叛變?！?br />     可是，在1967年初，就是憑著江青所說的劉志堅是“兩面派”，陳伯達所說的劉志堅是“叛徒”，再加上所謂的劉志堅“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把劉志堅打倒了。
    這么一來，“中央文革”的“領導”只剩下組長陳伯達，第一副組長江青、副組長張春橋，還有兩位顧問，即陶鑄和康生。
    圍繞著張春橋跟王洪文就安亭事件簽訂了五條協議，陶鑄和江青、陳伯達之間便有過激烈的摩擦和斗爭。這樣針鋒相對的爭論，在陶鑄和江青、陳伯達之間，有過多次。江青聯合陳伯達，決心“剝”掉陶鑄。
    不過，憑借第一副組長和組長的力量，要想打倒陶鑄，并不那么容易：陶鑄畢竟是“第四號人物”，排名于陳伯達之前。
    身為“第五號人物”的陳伯達，怎樣才能打倒位于他之前的“第四號人物”陶鑄呢？
    陶鑄，湖南祁陽人，比陳伯達小三歲。
    1926年，陶鑄在黃埔軍校學習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7年，他參加了南昌起義、廣州起義。1929年，擔任中共福建省委秘書長及書記。當他在閩南工作時，陳伯達從蘇聯返回廈門，曾一起共事。
    1935年5月，陶鑄因叛徒出賣，在上海被捕，被國民黨判處無期徒刑。1937年國共再度合作時，經周恩來、葉劍英交涉，營救出獄。1940年，在延安擔任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陶鑄在黨內的職務，高于陳伯達。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陳伯達當選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而陶鑄只是七大代表。從這時起，陳伯達的職務一直高于陶鑄。
    解放后，陶鑄擔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他喜歡寫作，著有散文集《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等。他也愛寫詩。
    在黨內，陶鑄十分敬重的是鄧小平。陶鑄夫人曾志在《如煙往事難忘卻》（《歷史在這里沉思》，華夏出版社）一文中，寫及陶鑄所說的一段話：
    1949年，二野進軍西南，路經武漢時我才第一次見到鄧小平。鄧小平調中央后，也僅是公事來往，交往不深。1956年八大以后，鄧小平擔任總書記，之后接觸就多了，關系也更加密切。我對鄧小平的觀感，確實是好的。在1955年的黨代會上，曾說過這樣的話：如果黨內允許拜師的話，當主席的學生我不夠格，但我愿拜鄧小平為師。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三十七章　打倒陶鑄
    陶鑄此時已經到忍無可忍的地步，他霍地站了起來，直視著江青聲色俱厲地說道：“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寬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
    由于鄧小平的推薦，1966年5月底，陶鑄被調往中央工作，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文辦主任，接替了剛剛被打倒的彭真的工作。此后不久，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陶鑄成為“第四號人物”，名列陳伯達之前。如前所述，據王力回憶，是江青排定的這一名單。據曾志說，則是毛澤東的安排。
    原先陶鑄排在較后面，主席親自用紅筆把陶鑄勾到周總理之后、陳伯達前面，這就是所謂“第四號人物”的來歷。陶鑄說：“我是新來的，排太前不好，我認為應把我放到富春同志后面。我去見了主席，要求把陳伯達調到第四位來，我說伯達同志長期在你身邊工作，對主席思想領會比我快，主席說已經定了，不變了，伯達那里我找他談談?！?br />     陶鑄突然躍居陳伯達之前，引起陳伯達的嫉恨是可想而知的。正因為這樣，在安亭事件時，陳伯達支持張春橋，陶鑄則支持陳丕顯，他們之間已產生明顯的分歧。關于陳伯達，陶鑄說過這樣的話：
    “跟陳伯達的芥蒂，卻是由來已久。我很清楚他的老底。早在1930年，中央派他前往福建工作時，就表現出貪生怕死，臨陣逃跑，我對他印象極壞，因此在延安七大選舉中央委員時，我公開表示反對選他，并且在小組會上談了對他的看法，為此，他對我一直耿耿于懷。我來中央后，關系就更加惡化了。”
    陶鑄成為“中央文革”的顧問，是江青提名的。江青原本對陶鑄寄予希望。很快地，江青發現，陶鑄跟她不合拍。江青本希望借陶鑄壓鄧小平，后來她發覺陶鑄對鄧小平很尊重。
    于是在“中央文革”會議上，江青不時與陶鑄發生矛盾。
    江青與陶鑄吵得最厲害的一次，是關于吳傳啟的事。吳傳啟是《哲學研究》雜志總編，他在學部貼出第一張大字報，“造反”甚早。陶鑄夫人曾志回憶道：
    那天，陶鑄去中央文革開會，一進屋江青就以居高臨下的口吻質問陶鑄：“你為什么遲遲不去宣布吳傳啟為革命左派？”陶鑄說：“吳傳啟的的確確是有問題的，他的材料你已看過，我怎么能去支持這樣一個人呢？”江青蠻橫地說：“只要是寫第一張大字報的，就必須承認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須支持他們。至于什么歷史問題，那有什么了不起！”江青又傲慢地補充了一句：“你不也是國民黨嗎？”陶鑄也火了，他立即反唇相譏：“你知道我是什么時候的國民黨黨員？我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黨黨員，是在國民黨軍隊集體參加國民黨的。那時毛主席也是國民黨，周總理也是國民黨，還是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黨第一軍的黨代表。他們都是我的頂頭上司，我不過只是國民黨的一個小兵。而吳傳啟是什么性質的國民黨？他的國民黨能與我們的國民黨混為一談嗎？”一席話說得江青惱羞成怒，她竟然命令似的非讓陶鑄去支持吳傳啟不可。陶鑄此時已經到忍無可忍的地步，他霍地站了起來，直視著江青聲色俱厲地說道：“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寬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僅說了這么一句，江青就大哭大鬧起來，說什么她這一輩子還沒受過如此大的氣，說陶鑄欺負她，鎮壓她。陶鑄對我說：“你不知道，江青對我們，經常像訓孫子那樣的訓斥，總是用命令的口吻，真是讓人受不了！”……
    又據王力回憶此事，他說：“這件事，關鋒告訴了葉群，葉群馬上告訴林彪。葉群說這件事太大了，這個陶鑄，他怎么能說到毛主席，怎能跟江青吵？在這件事以前，原本林彪對陶鑄比較欣賞。這以后，林不敢接近陶了。”
    于是乎，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那次“檢閱”文藝大軍的大會上說：“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周恩來同志，陳伯達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許多同志，都肯定了我們的成績，給過我們巨大的支持和鼓舞！”這話是印在當時的《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上的。江青故意“忽略”了名列陳伯達之前的陶鑄，言外之意，陶鑄不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
    ※※※
    陳伯達的講話，成為北京“爆炸性”的新聞。當天傍晚，北京街頭傳單、大字報、大字標語飛舞，醒目的新口號是：“打倒中國最大的?；逝商砧T！”
    ※※※
    盡管這樣，毛澤東還是保陶鑄。1966年12月29日，他找陶鑄談話，說道：“江青這個人啊，容不得人，對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你這個人啊，就是說話不注意，愛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處處注意謙虛謹慎?！?br />     看來，毛澤東無意于打倒陶鑄，而只是提醒他要注意。江青和陳伯達無法借助于“最高指示”打倒陶鑄。
    江青和陳伯達手里的“法寶”，那便是煽動造反派，他們在1967年1月4日，發動了對陶鑄的突然襲擊。
    那是湖北武漢的“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的代表們，來到了北京。當時，王任重在廣州，所以武漢的造反派組成了這么個“赴廣州專揪王任重”的“兵團”。陳伯達、康生、江青、王力等“接見”了這么個“兵團”的代表，借這個“兵團”來揪陶鑄———據云陶鑄是王任重的“后臺”。
    據檔案所載，“接見”從1月4日上午1時40分至2時45分，地點在人民大會堂東邊的會議室。
    江青請陳伯達唱“主角”，因為陳伯達畢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他來“炮打”陶鑄，才有分量。
    陳伯達開腔了：
    陶鑄同志到中央來，并沒有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實際上是劉、鄧路線的堅決執行者！劉、鄧路線的推廣，同他是有關系的。他想洗刷這一點，但洗刷不掉。
    后來變本加厲……
    陳伯達的這番話，為打倒陶鑄定下了調子。
    這時候陶鑄就在隔壁房間里，竟毫無所知。他正在找安徽的張愷帆談話。然后，又忙著接見安徽來京的學生……
    陳伯達的講話，成為北京“爆炸性”的新聞。
    當天傍晚，北京街頭傳單、大字報、大字標語飛舞，醒目的新口號是：“打倒中國最大的?；逝商砧T！”
    晚上，數千首都紅衛兵、造反派上街游行，高呼：“打倒中國最大的?；逝商砧T！”
    晚九時，中南海西門外響起了一片“打倒陶鑄”的口號聲，高音喇叭一次又一次廣播著陳伯達的講話。
    夜，急電發往全國各地。各大城市的紅衛兵、造反派連夜刷出大標語：“北京急電——
    —打倒中國最大的?；逝商砧T！”
    據陶鑄夫人曾志回憶，“直到深夜12點多，陶鑄才回來。我把情況相告，他竟全然不知！”“凌晨2點多鐘，總理來電話召見陶鑄，說江青他們的講話他也是才知道的！”周恩來說：“我們分手后，我去給陳郁同志（引者注：廣東省長）打電話，回來見他們（引者注：指陳伯達、康生、江青在接見‘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代表）接見紅衛兵，我坐下來聽了一會兒，陳伯達、江青、康生他們話已講過了，我沒有聽到?！?br />     由陳伯達、江青、康生點起來的這把“打倒陶鑄”之火，迅速燃遍全國。
    陳伯達和江青火上澆油，在1月7日去新華社發表講話，捅出了“照片事件”。
    當時陳伯達講話的原文如下：
    從陶鑄接管中共中央宣傳部以后，就接管了新華社。這個新華社在他接管下邊，搞了好多非常之糟糕的事情，搞了同黨的十一中全會相對立的一些照片。明明把中央所批判的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樣一些代表人，跟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湊在一起，硬要湊在一起，有好幾次。你們今天這張，只是其中一張（引者注：指的是當時“新華社新聞造反團”印發的傳單《揭穿一個大陰謀》，說熊復拼湊了一張毛澤東和劉少奇在一起的照片）。
    剛才有個同志遞了個條子，才可笑哩，說有一張鄧小平的照片，身體是陳毅同志的，頭是鄧小平的。（笑聲）這么湊的！就是想各種辦法要讓他們操縱的新華社發表的消息，發表的相片和電影，把劉鄧美化。這些事是什么東西？是什么性質？（眾：反黨）由你們判斷，是不是呀？（群眾呼口號：打倒陶鑄！打倒中國最大的?；逝商砧T！敬愛的毛主席萬歲！）從文化大革命以來半年了，看我們全國的群眾，覺悟得很快，進步很快，你們也一樣，你們不肯受蒙蔽，不肯受欺騙，揭露了這么一種陰謀這是一種很好的現象……
    ※※※
    這一“照片事件”，據陶鑄夫人曾志說，那是陶鑄“主管的新聞宣傳口，一如既往把劉鄧作為國家領導人來對待。例如新華社將要發一組國慶檢閱的新聞照片，按規定，要有毛主席和劉主席兩人在一起的一張，這次依然循章辦事。審稿時，陶鑄發現沒有鄧小平的鏡頭，當即指示一定要有小平同志的照片，并詢問新華社有什么辦法可以補救？新華社同志說可做技術性處理。后來他們將一幀照片上的一個同志隱去，將小平同志的照片移補過來。這就是后來哄動一時的，被四人幫大肆渲染的所謂‘換頭術’事件。而主席與少奇的那張，江青也子虛烏有地指責是陶鑄拼接成的?！?br />     這“換頭術事件”見諸于傳單、大字報、紅衛兵小報，一下子群情嘩然，“打倒陶鑄”的呼聲甚囂塵上。
    緊接著，1月10日，陳伯達和康生、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在接見首都造反派時，再一次發表批判陶鑄的講話。
    在陳伯達講完之后，康生上臺說話了?？瞪鷳T于“翻老帳”，歷數陶鑄在一次次路線斗爭的“錯誤”，康生的講話中，透露了甚為重要的內幕：“陳伯達同志1月4日有關陶鑄問題的講話是我們討論過的?！薄拔覀儭敝傅氖钦l呢？不言而喻，指的是江青、陳伯達和他！
    面對著陳伯達、江青、康生所發動的“打倒陶鑄”的運動，毛澤東如何表態呢？毛澤東講過兩回意思全然不同的“最高指示”。
    第一回，是1967年1月8日，毛澤東召集會議，研究打倒陶鑄之后，宣傳口由誰接替。出席者有陳伯達、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康平鑄、胡癡。毛澤東在會上談及陶鑄。這段“最高指示”在當時曾被眾多的傳單所登載：
    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當初我說陶鑄這個人不老實，鄧小平說，陶鑄這個人還可以。
    陶鑄的這個問題，我沒有解決了，你們也沒有解決得了，紅衛兵一起來就解決了。
    陶鑄夫人曾志看到傳單，覺得“當初我說陶鑄這個人不老實”，可能是記錄者記錯了。
    她不相信毛澤東會說陶鑄“不老實”，猜想是“不老成”，誤記了。曾志給毛澤東寫了一信，附去傳單。毛澤東閱后，在“不老實”三個字下面用鉛筆畫了一橫杠，并打了一個“？”，退曾志。這表明，傳單上所載毛澤東的話是確實有的，但“不老實”一句欠妥。
    不過，毛澤東在1月8日說那段“最高指示”時，只知道紅衛兵打倒了陶鑄，并不知道紅衛兵的幕后煽動者是陳伯達、江青、康生。
    1967年2月10日，毛澤東第二回發布關于陶鑄的“最高指示”。這一回，與上一回的意思大不相同。陶鑄倒臺后，王力于1967年1月8日被毛澤東任命為中共中央宣傳組組長（相當于中宣部部長）。據王力回憶，2月10日，他出席了毛澤東召集的常委擴大會議：
    參加的常委有：主席、林彪、總理、陳伯達、康生、富春，還有葉帥、江青、我。
    會上，主席發火了，罵陳伯達：“你這個陳伯達，你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過去你專門在我和少奇之間進行投機。我和你相處這么多年，不牽涉到你個人，你從來不找我！”
    這是當時他講的最重要的幾句。
    主席然后罵江青：“你這個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個人。打倒陶鑄，別人都沒有事，就是你們兩個人干的。我查了記錄，別人要不就是沒有到，要不就是沒說話。陳伯達講了話，江青插了話。”
    主席原來沒有看到陳伯達1月4日接見“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代表的講話記錄（中宣部整理）?？吹揭院?，非常不滿。一月份陶鑄剛被打倒，主席也說了陶鑄很多壞話，但不贊成那么打倒。
    僅僅隔了一個月，2月10日毛澤東的講話否定了他1月8日的講話。毛澤東第二回的講話，對陳伯達的批評是夠厲害的。筆者詢問陳伯達，他說，他也還記得毛澤東所說的“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的批評。
    陳伯達畢竟以“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陶鑄倒了。于是，陳伯達也就從“第五號人物”向前邁進了一步，變成僅次于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第四號人物”。這個“小小老百姓”，又一次顯露了他的野心！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三十八章　閻紅彥之死
    “中央文革”權重一時，組長陳伯達“管得寬”，不僅支持湖北造反派揪王任重，而且過問云南省的“文革”。
    閻紅彥當時是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中共云南省委第一書記兼昆明軍區第一政治委員，云南的第一把手。1955年被授予將軍銜。
    閻紅彥在“文革”中的慘死，陳伯達負有一定的責任……閻紅彥是陜西安定（今子長）
    縣人，生于1909年。他16歲便加入中國共產黨。
    據陳伯達說，1933年，閻紅彥在張家口察哈爾抗日同盟工作時，便與他相識。1934年7月，閻紅彥受中共上海中央局派遣，前往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七大，并在蘇聯學習軍事。
    翌年回國，擔任中國工農紅軍黃河游擊師師長，第三十軍軍長。
    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留守兵團警備第三團團長。
    解放戰爭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第三兵團副司令。
    解放后，擔任過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四川省副省長兼中共重慶市委第一書記。閻紅彥引起毛澤東的注意，有兩件事：
    一件事是關于高崗。
    閻紅彥早在30年代初，便曾與高崗共事。那時，在陜北臨直鎮的戰斗中，高崗臨陣逃脫。作為游擊隊的總指揮，閻紅彥曾給過高崗以留黨察看的處分。這樣，高崗記仇于閻紅彥。
    1942年，在延安進行西北歷史經驗教訓總結時，高崗借機整了閻紅彥。從此，閻紅彥被整得抬不起頭來。
    1945年，在中共七大，閻紅彥向劉少奇反映了高崗的問題，劉少奇把閻紅彥的意見記錄在案。
    這樣，當1954年2月，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對高崗進行批判時，劉少奇說起閻紅彥早在9年前就已向中共中央反映了高崗的問題，并從檔案中調出閻紅彥當年的談話記錄，表明閻紅彥的意見完全正確。閻紅彥從此在政治上翻身。
    1958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見到閻紅彥，表揚了閻紅彥對高崗進行斗爭的精神。
    1958年冬，閻紅彥奉命調往云南，成為那里的第一把手。
    閻紅彥到云南工作后，又一次受到了毛澤東的贊揚。
    那是在1961年5月16日，毛澤東在閻紅彥《關于云南彌渡縣解散公共食堂的調查報告》上，作了批示：
    “閻紅彥同志此信寫得好。他的調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與個別相結合。發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供參考。”
    經毛澤東指示，閻紅彥的調查報告印發全國。
    “文革”風浪驟起，閻紅彥卻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
    那是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討論由陳伯達起草的《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亦即“十六條”）閻紅彥對“文化大革命”表示“不理解”。閻紅彥跟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廖志高說起了自己的“不理解”，廖志高也深有同感。于是，他倆在小組會上，都談了自己對于“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
    這消息很快傳到毛澤東的耳朵里。
    毛澤東見到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李井泉時，問道：“聽說，閻紅彥、廖志高的思想到現在還不通呢？”
    李井泉連忙遮掩道：“他們想通了，想通了！”
    這消息又很快傳到云南，閻紅彥馬上成了造反派“炮打”的頭號目標。
    緊接著，1967年10月閻紅彥又去北京出席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會議的矛頭指向劉少奇、鄧小平。江青、陳伯達召集一些軍隊高級干部揭發鄧小平，閻紅彥卻站出來為鄧小平說話。
    于是，康生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點名閻紅彥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使閻紅彥的處境變得異常艱難。
    ※※※
    陳伯達一席惡語，傷透了閻紅彥的心。
    “殺我者，陳伯達、江青也！”閻紅彥恨恨地說出了這句話。
    閻紅彥之死，本來要登在當時給政治局常委看的內部刊物《要事簡報》上，陳伯達把消息刪去了，說用不著登，算不上是“要事”！
    回到云南，閻紅彥便處于造反派的猛烈“炮轟”之中。
    1967年1月4日，云南省造反派頭目黃兆麒準備在昆明檢閱臺廣場召開批判省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勒令閻紅彥到會接受批斗。
    為了保護閻紅彥，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在當天下午5時，把閻紅彥和夫人王騰波秘密送往昆明市郊一個軍事要地———小麥峪。
    小麥峪離昆明大約20里，那里山勢險峻，是一個秘密的軍事重地。云南造反派找不到閻紅彥，急急上告“中央文革”。
    1月8日凌晨1時，中共云南省委辦公廳響起北京長途電話。接電話的是中共云南省委副秘書長王甸，一聽電話，啊，來頭不?。骸爸醒胛母铩苯M長陳伯達要找閻紅彥！
    王甸當然知道閻紅彥的秘密行蹤，便給小麥峪掛電話。
    閻紅彥的秘書曹賢楨聽說陳伯達來長途電話，不敢怠慢，叫醒了閻紅彥，問他接不接電話？
    “把電話接過來！”閻紅彥翻身下床，拿起了電話耳機。
    不一會兒，電話耳機里響起了難懂的福建話。閻紅彥實在聽不懂。汪東興正在陳伯達那里，臨時由汪東興充任“翻譯”。
    陳伯達的話非常刻?。?br />     “你不要像老鼠一樣躲在洞里，去見見革命群眾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錢？你沒有了命我負責賠你一條命！我可以給立個字據，你不要膽小，不要養尊處優，當老爺當慣了，見不得風雨。斗個一次兩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這就是中央的意見！”
    閻紅彥一聽，肺都氣炸了，激動地大聲道：
    “我就不承認你是代表中央講話！‘文化大革命’這樣搞，誰高興？你們坐在北京，只知道亂發號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況？你們對云南的經濟建設怎么看？對邊疆怎么看？你們究竟想什么？把地方領導機關搞成這個樣子，怎么領導？你們這樣干下去，是要出亂子的！”
    陳伯達大罵閻紅彥“頑固”，他說：
    “中央‘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寫得明明白白的嘛，你還怕出亂子？要依靠群眾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澤東思想領導。你這么害怕群眾，難道要毛主席出來為你保命……”
    陳伯達說罷，掛斷了電話。
    陳伯達一席惡語，傷透了閻紅彥的心。
    閻紅彥無法再入眠，到隔壁房間里，對云南省長周興訴說了剛才陳伯達打來的電話。
    “我要進城，去見那些造反派！”閻紅彥氣呼呼地對周興說。
    “到天亮再說吧?！敝芘d勸慰他。
    “殺我者，陳伯達、江青也！”閻紅彥恨恨地說出了這句話。當時，周興未聽出他話中的特殊含義。
    清晨4點多，小麥峪響起汽車轟鳴聲。一大批造反派得知閻紅彥在小麥峪，從昆明趕來捉拿。
    秘書曹賢楨風風火火跑去報告閻紅彥。閻紅彥大約太累了，秘書大聲喊他，沒有應聲。
    秘書開燈一看，大吃一驚：閻紅彥自殺身亡！
    閻紅彥在臨死前，寫下了一張字條：“我是被陳伯達、江青逼死的?！?br />     事后才查明，閻紅彥是吞服了幾十片“眠爾通”而死的。
    閻紅彥之死，本來要登在當時給政治局常委看的內部刊物《要事簡報》上，陳伯達把消息刪去了，說用不著登，算不上是“要事”！
    閻紅彥之子閻澤群是筆者北大校友。1991年4月，他從北京給筆者來信說：“后來，在1967年3月反擊‘二月逆流’中，陳伯達曾在兩次重要會議上談到閻紅彥之死（可惜這些材料因我當了十年‘反革命’而被抄走），記得他的講話的大意是說：有些人未被敵人的槍所擊中，但抵御不住敵人的糖衣炮彈，說閻紅彥害怕群眾。另外，就是表白他與閻紅彥過去并無多少來往，等等?！敝钡铰L夜過去，閻紅彥的冤案才得以平反。
    1978年1月24日，閻紅彥的骨灰被迎放到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鄧小平、胡耀邦參加了閻紅彥骨灰安放儀式……